传统史学中杰出的鸿篇巨制,必定是在史识上达到别人罕能达到的水平,同时在组织能力和表现手法上具有卓越的才华。对于这样的杰作,我们进行评论就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理论层次,达到具有哲学家的深邃分析能力和艺术家的鉴赏力,才能恰当地总结其中的智慧、魄力和匠心,否则就会将名著矮化了。

司马迁创立的“五体结合”著史体系被誉为“信史家之极则”

司马迁的不朽著作《史记》,自班彪父子以下,历代学者都大加赞誉,若论评语最为精当者,则应归于清代学者赵翼所言:“创为全史”“信史家之极则”。用今天的话来说,“全史”就是指达到全方位、多层面再现历史,“极则”就是为后人树立了著史之典范。司马迁著史首创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共同构成,做到五体各司其用,而又互相配合补充。作这样评论固然正确,但似尚未将这位“中国史学之父”的著史神韵表达出来。司马迁的卓越之处,是在观察角度和再现手法上采用了多维历史视野,实现了多角度、立体式著史的目标,这才为后人树立了“著史之极则”。


(资料图)

司马迁创造的“五体结合”,从史家的历史观察力来分析,是由以往单一的视角,发展为多维视角,构成了宏阔的视野。主要包括三项:(1)时间维度;(2)人物活动维度;(3)典章制度和社会情状维度。以上三项中,“时间维度”实际包含了事件的发生、演变、结果,二者密不可分,时间是记事的坐标,以时间来标示、联贯事件的发生与始末。《史记》的五体结构是外在的形式,而其实质内涵,则是史家深邃的哲理思考:首先,历史的演变,是以时间先后为线索展开的,以年、月、日的先后,将一件件相关的史事组织起来;其次,凸显了历史的创造主体,是“人”,是在各个不同的社会领域发挥了作用,而又各有鲜明的性格特点的人物,在历史舞台上演了复杂曲折的活剧;再次,制度的沿革和社会生活,也是客观历史演进的重要内涵,与事件、人物活动相结合,构成社会进程的全貌。多维视角是从哲理思考上紧紧把握住人类历史演进的三大要素,五体结构的著史体系则是其外在形式,由此来展现历史丰富生动的内容。正是由于《史记》在著史格局上的重大成功确立了其著史楷模的地位。提高理论层次来分析,我们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司马迁创立“五体结合”著史体系,取得巨大成功的实质,就是运用多维历史视野,是他在哲理高度和认识本原上,发现、掌握了如何再现客观历史进程的根本要领和途径。这一成功,更加雄辩地证明中华民族具有发达的历史智慧,十分值得我们自豪!司马迁多角度、多层面、立体式著史的方法影响极为深远,直至20世纪初梁启超及其后几代学人,都从此深受启发,探索如何编纂新型的中国通史。

具有极高价值的内容,要有恰当、令人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展现,二者完美地相结合,才能相得益彰。这是事物普遍规律。《史记》正是这样,内容上,史识卓越、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多层面记载客观历史,而在形式上,五体有机结合,组织周密有序,体例严谨,处处运用匠心,因而又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对读者具有永久的魅力。

▲2013癸巳年民祭“史圣”大典3月31日在陕西司马迁故里韩城举行。来自海内外的数千名民祭代表、司马迁后裔以及专家学者等各界人士齐聚韩城,共缅“史圣”司马迁。(中新社资料图片 田进 摄)

司马迁对七十“列传”的精心安排,大有讲究

纪传体以记载人物活动为主,七十“列传”尤在《史记》全书中占有重要地位,司马迁对这一部分的设目、编次、结构安排更是苦心经营。《伯夷列传》居于全部列传之首篇,即大有讲究。写列传必须有人物的活动可以记述,伯夷、叔齐即为商周时期最早的有事迹可以记载的历史人物,而且受到孔子的表彰。还有,司马迁对于流行的说法,所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表示极大的疑惑,对于人的不同命运和遭遇表示无限感慨:“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因此,《伯夷列传》置于首篇,又有作为全部七十“列传”之总序的作用。而以下,从《管晏列传》开始,记述从春秋时期至“今上”汉武帝时期的人物事迹,构成浩繁丰富而又激动人心的篇章,通过仔细研读,我们可以归纳出司马迁设置列传的主要体例为:以时间先后为顺序;凡是地位重要而又事迹丰富的人物,设立为专传;对于人物事迹互相关联密切或风格相近者,设立合传,如《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孙子吴起列传》等;先记载有重要作为、建立功名的人物活动,然后安排记载边疆民族的传和记载某一阶层、某一类型人物的类传,如《匈奴列传》《东越列传》,以及《循吏列传》《儒林列传》《货殖列传》等。

《太史公自序》是关于史学体例的古今罕见的杰作

置于结尾的《太史公自序》,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是关于体例的古今罕见的杰作,是对《史记》全书的总结和提升。它包含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是讲了司马氏的先世和他本人著史的家学渊源,论述了父亲司马谈的学术思想和临终嘱托,要求司马迁完成他的著史志愿,记载“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功业,这些正是《史记》这部巨著产生的由来。二是高度评价儒家《六经》的地位,表明他尊儒的态度,抒发他继承孔子学说的强烈愿望。三是作为全书的总结,司马迁一一提炼出《史记》130篇的撰著义旨,并进而概括全书的著述目标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成一家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司马迁在著成全书之后,又如此完整、准确地将各篇撰著义旨和全书宗旨全部论定,成为后人理解《史记》深邃蕴涵的准绳。司马迁用生命写成的这部不朽巨著,其规模、内容、结构、方法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又在本人生命的最后阶段,痛不欲生、精神恍惚,“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的情况下,却仍以惊人的毅力做到如此精当、严密、完善的安排,遂使《史记》成为世代传诵的史家之绝唱!

确立整体观念,能使我们更加认识《史记》是如何完善地达到内容与形式二者的统一,这是一。其二,这一项,又鲜明地体现了中华民族重继承、重革新、重包容、重和谐的文化基因。对此深入地进行总结,不仅十分有利于拓展历史编纂学研究,而且能够有效地推进对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认识。(完)(原标题:深入读懂《史记》所蕴含的深邃哲理和很高的审美价值——“著史之极则”)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陈其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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