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延昭被称为杨“六郎”，始见载于《隆平集·杨延昭传》。谓：“（延昭）威震异域，守边二十余年，虏情畏服，上呼曰：杨‘六郎’。”后之史籍皆沿其说，仅于文字略有更易而已。如王禹偁《东都事略·杨延昭传》作：“威震异域，守边二十余年，虏人畏之，呼为‘六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八二作：“在北边二十余年，敌惮之，目为杨‘六郎’。”《宋史·杨延昭传》作：“在边防二十余年，契丹惮之，目为杨‘六郎’。”按：《隆平集》旧题曾巩撰，传即其元丰年间奉诏修《五朝国史》之底本，实与巩无干。但其书“自北宋之末已行于世"，足证其‘虽不出于巩，要为宋人之旧籍”，宜其为王称、李焘等南宋时史家乃至元人所纂《宋史》取为依据，一再转承其有关杨“六郎”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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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六郎”之称，虽递经记录，但诸家于其本义却向无铨解。降及后世，遂附会为排行第六，今之小说、戏曲、说唱皆然，甚至如近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分册亦谓延昭为“杨业第六子”。考此说之最早记录，当为宋末元初徐大焯所著之《烬余录·甲编》。余嘉锡《杨家将故事考信录》（以下简称《余考》）断为“必当时之‘杨家将’评语如此”，故为徐氏形于记载，甚是。从知所谓排行第六之解，最迟至南宋末业已形成，去今已七百余年。
史籍明载“上呼曰”“呼为” “目为”，是其必属后加之号，且来自契丹人之所称，实与天然之排行有间。求诸事实，则尤足证明“六郎”之本义决不关乎排行。《隆平集》《东都事略》之《杨业传》仅载“业子延昭”，未记延昭有兄弟几人。《长编》卷二七谓：“（上）闻业死，甚痛惜，录其子供奉官延朗等五人及贵子二人”。其中“贵子二人”，系指王贵之子二人；因王贵与杨业同战殁，故一并推恩于二人之子。郝树侯《杨业传》（以下简称《郝书》）第五章据此谓：“看来杨业共有七子。同时以延朗领衔。”是将“贵子二人”亦算作业子而成“七子”，大谬。据《长编》所记，知杨业有六子，即录官之延朗等五人及从业战殁之延玉。其中具名者仅延朗、延玉二人。延朗，即延昭，乃因避宋圣祖讳（玄朗），而改“朗”作“昭”，具见诸书《杨延昭传》。
《宋史·杨业传》则谓：“业既殁，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昭为崇仪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为供奉官，延瓖、延彬并为殿直。”合《传》中所记与业同殁之延玉，则业凡七子。卫聚贤《杨家将考证》（以下简称《卫考》）以此段《宋史》之“次子殿直延浦”，应是次子延口、三子延浦二人，即“殿直”后脱“口延”二字，且不知此二字中之首字为何字，从而谓杨业“共计八子”。为牵合传说中之“八子”，竟曲解史文，实不足为训。《宋史》虽最晚出，但其系据宋之《国史》《实录》等而来，延昭兄弟之数与名当以《宋史》为准。
翦伯赞
而翦伯赞《杨家将故事与杨业父子》（以下简称《翦文》）竟谓：“比较可靠的还是元曲中的名字与行次，最不可靠的是《宋史》所载。”按：此说实为偏见。姑不论其他，即杨延昭、延朗本系一人，元曲中乃分作兄弟二人，其误至明，何得反谓其最可靠？故应相信《宋史》所记。《长编》所谓业子“延朗等五人”录官，当如《余考》所言，“业死时延彬年盖尚幼，故赠官诏书中止录五人，延彬之官，盖后来所加恩。”据《长编》及《宋史》，当杨业生时，延昭已为供奉官，《宋史》且独著其为“子”，余者皆“次子’，《长编》亦以其领衔，足证杨业七予中，除战殁之延玉行次不详外，余者当以延昭居长。倘延玉长于延昭，则延昭必排行第二，否则当系长子。无论居二、居长，传说所谓之排行第六断非事实。
“六郎”一称既非关排行，论者遂别创解释，以加弥合。计有：
不清说 《翦文》谓：“照《宋史·杨业传》……则应为大郎。而《宋史•杨延昭传》又曰，‘契丹惮之，目为杨六郎。’是知修《宋史》者对杨家兄弟的行次，巳弄不清楚了。
乳名说清·康基田《晋乘搜略》卷二十谓：“小字六郎。”所谓“小字”，即乳名。
总称说清·翟灏《通俗偏》卷二十谓：“业凡七子，延玉先没契丹，或总其见在之兄弟六人（而称）欤？”
大排行说聂祟歧《冀州杨氏遗闻六记》谓：“其为六郎，未始不并从父昆弟而言，非必为同父兄弟中之行次也。"《卫考》谓：“或者是以大排行计杨延昭为第六，以小排行计杨延昭居长。后人以大排行言，故多目为杨六郎”。
将星说《郝书》第五章谓：“古代往往以天上的星宿比拟世间的正面人物’，“‘南斗六星’在宋初已成习惯语”，因而契丹“赞扬杨延昭为‘南斗’”， “久而久之，‘六郎’变为‘南斗’的歇后语，以后就直呼为‘杨六郎’了。”常征《杨家将史事考》（以下简称《常书》）第四章谓：“这星宿……可能是‘北斗六星’”，“契丹人畏之惮之，因而……称之为‘北斗六星杨延朗’”，后“朗”字演化为“郎”，“北斗六星’简化为“六星”，“杨延郎和杨六星便复合为杨六郎。”沈起炜《杨家将》⑧（以下简称《沈书》）更谓《常书》之说可为定论。
字讹说骆承业《杨家将与杨家将戏》⑨谓： “《宋史》记其……为大郎，但同篇却又记其为‘杨六郎’。‘大’和‘六，字形相似。古籍的刻本、钞本中，两字往往相混。此处‘六’字当系‘大’字之误”。
检讨诸说，其实皆难成立。
《宋史》固以延昭领衔，余子皆居次，但仅说明延昭在录官诸子中居长，实未必就是大郎，亦有可能行二，所谓字讹说于《宋史》所记缺乏自《隆平集》而下之史源学的考察，乃独谓《宋史》字讹，纯属望文生意。所谓不清说，既贸然肯定延昭居长，又误以六为指排行，不谓己之未获的解，反谓《宋史》不清，自属臆说。史明谓“六郎”一名来自契丹人之所称，显与所谓乳名无关，更非“总其见在之兄弟六人”而合称之，故乳名说、总称说，皆无理、无据。
至于大排行说，也非事实。持此说之《卫考》，即据欧阳修所撰《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考出：“以大排行数，杨延昭亦不居六。”将星说注意到“六郎”一名来自契丹人之所称，差胜于众说，惟所言种种“歇后”“演化”，未免匪夷所思，颇涉牵强，谓为定论，尤属过早。
然则“六郎”之本义究当为何？
窃以为诸书既谓其出自契丹人之所“上”、所“呼”，所“目”，则其必为契丹语所指之某事物。“六郎”，乃此契丹语事物之汉语译音，既可译为“六郎”，亦可译为“鹿狼”，乃至诸与此相近之字皆无不可，论者昧于其本契丹语之译音，仅于音译之“六郎”二字求其汉义，自必隔靴搔痒，难得确说。
史籍有“上呼曰”之文，人或缘之以为对延昭之赞语，史籍有“惮之”“畏之”之辞，又或缘之以为意寓镇慑之号。究为何者，需据此契丹语之本义而定。惜契丹语早已不传，仅能得其鳞爪于《辽史》。
检《辽史•国语解》及《辽史》全书，乃至清乾隆间所修《辽史语解》，皆未见与“六郎”相应之对音，今遂不能明其本义，然据史籍所言，其为契丹人所畏服之事物，则属无疑。明此，则据“六郎’二字汉义以求解之种种努力，实大可不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