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抗”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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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桥决战之后，韩德勤的主力已基本覆灭。韩率残部匆匆逃往曹甸、车桥一带的十余个乡镇固守，其它地方已无力控制了。南(通)、如(皋)、海(门)、启(东)一带原是国民党江苏省第四专区，驻防的部队大部是地方武装，计有保安一旅、游击第六纵队、南通常备旅、工人总队、通海实业警卫团等，大约有三万多人。他们慑于我军的声威，纷纷派代表来与我们联系，表示愿意接受领导。
陈毅召集朱克靖、黄逸峰、季方等谈工作，我因忙于其他事情没有参加。陈毅把收复通如海启地区的想法对他们说了。按照陈、粟原来的意见，请季方出面，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军委员会江苏省指导员的名义，去和他们商谈团结抗日问题。季在陈同生陪同下，到了掘港，经过与各方面的商谈，十月下旬在那里开了通如启海地区国民党军政负责人会议。季强调了与新四军合作抗战的意图，要求各方面政治上统一领导，军事上统一指挥，财政上统筹统支。到会的人都没有异议，就成立了江苏省第四区抗日游击指挥部，季方任指挥，保一旅旅长薛承宗、游击第六纵队司令徐承德任副指挥，陈同生任政治部主任。季强成仍留任专员。薛、徐等表面服从，但暗中仍与韩德勤保持联系。
为了控制苏北的局面，同时，也由于黄桥地区变为主要对付日军作战，作战的形式为游击战，而不是阵地战，因之主力不宜过分集中，苏北指挥部决定:我军“一纵”留在黄桥地区;“二纵”向高(邮)、宝(应)地区;“三纵”由陶勇、刘先胜等率领开向通如海启地区。事先由钟民、周一峰、梁灵光与保一旅等部联系好，以免发生误会。
十一月初，“三纵”到达掘港后，陶勇兼任四区抗日游击指挥部副指挥。接着，叶青朝、梁灵光、季强成、顾民元分别担任如皋、南通、海门、启东四个县的县长。王澄、姚力率八团，茅理、韩念龙率崇明抗日自卫总队，又先后到达那里。这一地区基本上为我们所控制。
这时，苏北地区敌、顽、友、我四个方面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用陈毅当时的说法，我军已由原先的“老四”上升为力量仅次于日军的“老二”了。然而，形势仍然十分复杂。
新四军在苏北沿江地区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对顽军的斗争取得了优势后，我方与日伪的斗争必然进一步尖锐化。这样一支坚决抗日的劲旅，日本帝国主义是决不容忍的。因此在积极调兵遣将准备对我军进行大规模“扫荡”，同时，又加紧利用汪精卫的伪政权，大肆拉拢国民党军队，扩编伪军，助顽攻我，企图消灭我新四军于立足未稳之际。
顽固派韩德勤则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一面带着万余残部，龟缩在淮安以东的曹甸、车桥一带固守;一面向顾祝同、蒋介石连连告急，要求“速派大军来苏北收拾残局”，企图俊援军一到，即卷土重来。中间势力如二李、陈泰运、薛承宗等心情非常复杂。他们眼看着韩德勤的力量垮掉了，内心很高兴，也想尽可能多占一点地盘。
但另一方面见新四军越来越强大，怕自己随时有被吃掉的危险，不敢进一步靠拢我们。
有一天晚上，我找朱克靖聊天，主要是去摸清二李的思想动态。朱悄悄地告诉我:黄桥战役结束不几天，二李在其官邸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其所属各纵队的司令都参加了。他们在会上研究今后苏北的形势。陈才福、陈中柱等一致认为:“新四军今后目标一定是我们，迟早要把我们吃掉。新四军口头上说得好听，实际上在想我们的泰州。为了防止新四军的势力过分扩大，我们一方面要将军队努力扩大;另一方面要请黄委员出面，去向陈毅提出将东台划归我们鲁苏皖游击总指挥部的防区;将曲塘、海安划归黄委员的防区。这样可以把新四军和八路军隔开。南通那边可以归新四军去接收。这要求不算高，韩德勤打黄桥，我们帮了新四军的大忙，他们不应忘恩负义。”李长江和许少顿等都同意这意见。李明扬不表态，实际上心里也很同意。
颜秀五说:“总指挥是否能请朱克靖先生转告陈毅，请不要消灭韩德勤。说消灭省韩对抗日不利。这是表面文章，实际上是把韩德勤留着，使他俩彼此看着。新四军就不会打我们，而且日本鬼子也不会立即向我们施加压力。”听了各人七嘴八舌的意见后，李明扬最后说:“现在的形势摆在这里，蒋委员长决不会让新四军把韩德勤彻底消灭，他一定会组织力量来反攻。安徽的李品仙、河南的汤恩伯、山东的于学忠等，手上都拥有重兵，有的七八万人，有的十来万。估计不久就会扑过来，我已经接到电报，要我们作准备。日本鬼子和汪精卫几乎三两天就有一批人来泰州，要我们靠过去，越早越好，否则日军将大举进攻泰州。
我能婉言谢绝的就婉言谢绝，能推宕就推宕。我考虑，目前威胁最大的是日本鬼子，不是新四军。日本鬼子决不会让新四军占领苏北，如果新四军占领苏北，对他们日军也威胁太大。他们在解决新四军以前，必须先解决我们，否则他们为什么要三两天就来一批人游说?几乎已经接近下‘哀的美敦书’了。你们回去多想想，不要太急，一定要看一看局势的变化。新四军方面一再表示，即使韩德勤被消灭了，他们也决不进攻我们。朱克靖是我的老朋友，有切肤之交，他的话是比较可靠的。当然我们也不可能全信他们。我们还要看看韩紫老的意见如何，在必要时还得和韩德勤商量商量，看他的意见如何。这次会必须绝对保密，不可外澳。”那次秘密会议直开到午夜一点多钟才散会。
我从朱克靖提供的情况中，看到了中间派心怀疑惧，惴惴不安的复杂心理。
我们在这错综复杂而又尖锐的三角斗争的形势下，只有继续与日伪军和残余的坚持反共的顽固派进行有策略的斗争，战胜他们，并继续团结好李明扬、陈泰运等中间力量。
二李和陈泰运，特别是他们的部下，密谋企图缩小我军的占领地区，扩大他们现有占领的范围，希望将东台以西地区划归二李与陈泰运。其它地区归新四军。第一步要黄逸峰作过渡，组成一支中间武装用鲁苏皖游击司令部的番号。
黄逸峰就命许毅赶来找陈毅。许向陈毅汇报说:省韩军一败，李明扬就找黄委员恳谈，重提过去关于由新四军、二李、陈泰运、薛承宗等部一起组建一支“中间部队”的建议。李明扬和陈泰运的意思，最好尽快能将这支部队组建起来，驻防于新四军和他们部队之间的地带，以便更好地协调各方面合作抗敌。因为李明扬敦促甚急，事情又关系重大，所以黄委员叫我专程赶回黄桥请示。
陈毅找我们几个人商量此事。我们清楚地知道，二李和陈泰运表面想用这办法来解决与两方面的关系，以扩大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陈毅认为此举可以利用，就顺水推舟地说:“我们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决不是权宜之计。接受二李和陈泰运这一要求，有利于进一步打消他们的疑虑。如今我军打了胜仗，也还是要继续做好团结地方实力派和士绅的工作，还是要尊重他们的中立态度。既然他们对我新四军还不太放心，我们就采纳他们的意见，搞一支‘中立’的部队，用二李部队和陈泰运部队的番号，以曲塘和以北的十几个乡，划给他们作为防地驻守，作为联合友军合作抗日的桥梁，以消除他们的疑惧。这样做法对苏北抗日有好处。”
这支“中立”部队由谁出面来组建的问题，陈、粟的意见，由黄逸峰出面最合适。一是他有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设计委员和苏皖分会委员的公开身份;二是他抗战之初曾去重庆为李明扬疏通谋取江苏省省长的职位，后来当陈泰运被韩德勤软禁时，他和季方曾帮助陈脱险。因而能取得二李和陈泰运的信赖;三是他是我党的老同志，有长期进行统战工作的经验。我们几人都认为陈、粟的分析很有道理，这样就定了下来。后来陈毅见黄逸峰时说，既然大家都支持你上这台，你就去干。不会打仗不要紧，从战争中学会战争嘛，我们可以抽调一些强的军事干部协助你，你大胆干起来!黄逸峰就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
陈毅给李明扬等写信，表示赞成他们的意见，提出请黄逸峰当司令，司令部设在曲塘，需要新四军提供的武器和人员，也可按照他们的要求送去。二李、陈泰运、薛承宗等接到此信，很高兴。随后，黄逸峰就到曲塘组建部队。同去的还有李俊民、周至笙等。李俊民在李明扬那里当过主任秘书，深得二李的信任。通过与各方面的协商决定，这支“中间部队”由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二李的鲁苏皖边游击指挥部、薛承宗的保安一旅，各自拨出一个连的兵力，吸收一批爱国青年，并收编了白米、曲塘两个常备中队，进行组建。番号为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简称“联抗”。
十月十日，“联抗”在曲塘正式成立。陈毅等去参加了成立大会。我因有事，没有前往。会上宣布了“联抗”的领导人员:黄逸峰任司令，李俊民、周至垫任副司令，周兼参谋长，张孤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大队。我新四军派出一个主力连，由宋发生带去。宋是一九二八年参加宜春农民暴动，后参加红军，跟陈毅当警卫员，在江西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经历许多次锻炼与考验的好同志。他到“联抗”后，担任第四大队大队长。
“联抗”成立后，在我党的支持下，迅速发展，不到一个月，即有官兵千余人，并成立了学兵团和战地工作团，吸收了不少上海、南通及各县的爱国知识青年参加工作。黄逸峰曾认为防区太小，托朱克靖向陈毅反映，提出扩大地域的要求，陈毅不加思索就回复说:“这是不行的，我们是搞团结抗日，不是搞分配防地的。”以后我们党的组织和新四军一师又帮助“联抗”部队整训，提高其军事政抬素质，使其能够在泰县、兴化、东台交界地区活动。
这支部队名义上是“中立”的抗日军队，实际上是我党领导下的新四军的一部分。它担负着在敌后执行特殊任务的使命。主要的领导干部也多系我党我军富有经验的同志。它在以后讨伐李长江、反“扫荡”、反伪化等斗争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至一九四四年十月，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经苏中区党委和苏中军区研究决定，宣布撤销“联抗”建制。黄逸峰到一分区任司令员，部队分别编为苏中军区特务团和紫石县独立团。
斗争的实践证明:“联抗”在苏中联合李明扬等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抗日等方面，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陈毅、粟裕当年果断地组建“联抗”部队，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