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演义》不是后来意义上“按鉴”式的作品,但我们按照《资治通鉴》的次第与《三国志演义》做一些对照,却可以知道作者是如何设计作品以及想要通过这样的次第为我们传达什么的。
《三让徐州》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比如“陶恭祖三让徐州”与“曹操定陶破吕布”两节便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这两节的主线是曹操与吕布之争,也就是著名的兖州之战。
或许,从历史的发展而言,兖州之战并非是决定性的战役。但对于曹操政权而言,却是他的第一场生死存亡之战,正因为这次战争的胜利,才让曹操和毛玠的“奉天子以令不臣”的计划成为可能。
如果我们从曹操的立场来分析,终他的一生是把“奉天子以令不臣”贯穿了始终的:徐州之战打陶谦,兖州之战打吕布,蕲阳之战打袁术,官渡之战打袁绍,荆州之战打刘表,阳平关之战打张鲁,合肥之战打孙权——都是消灭地方“不臣”势力的战役。
也即是说,曹操每发动一场战争总有一个州长级的人物(刺史或州牧)作为打击对象,只是打击目标由易而难、由中原到四方而已。今日所认为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是决定性战役,只不过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对其影响而言,还原到当时,赤壁之战不过是荆州之战的尾声,并不足以成为一场战略性的战役。
兖州之战则不同,乃是关乎曹操集团的生死之战,其意义绝不亚于后来的官渡之战和襄樊之战。
《三国志演义》刻画兖州之战远远不如后面两场精彩,一方面是因为兖州的统帅吕布被刻画为了纯粹的武将而非政治家,故曹操与吕布之争完全是诉诸武力和简单的计策,远非谋篇布局和关乎外交的;另一方面,官渡之战中有关羽参与斩颜良、诛文丑之事,襄樊之战更是关羽命运转折的重要节点,《三国志演义》以桃园兄弟为主要角色,更将关羽置于忠义双绝的地位,因此刻画精当,但却对曹操和吕布都设计为反面角色,因此只能做淡化处理,甚至有意从反面刻画,因此使其变得质朴乃至无趣。
吕布塑像
如《三国志演义》中,吕布的特点是勇武有力,书中便设计他败于典韦、许褚等人的围攻,“吕布急回,见此六将,料敌不过,落荒而走,健将成廉被乐进一箭射死。布军三停去二,败卒回报陈宫。”
仅用三十九个字,既写出了吕布的狼狈,又避免以袍带文了方式烘托曹操手下的将领,加之六员武将围攻吕布,人数多于桃园兄弟,终于没有夺去三英战吕布的风头。
曹操的特点则是奸诈,作者却特别写陈宫设计,让曹操自蹈死地——
却说吕布到寨,与陈宫商议。宫曰:“濮阳城中,富户田氏,家僮千百。可令田氏密使人往曹操寨中下书,言‘吕布残暴不仁,民心大怒,今欲移兵黎阳,止有高顺在城内,可连夜进兵,当为内应。’操若来,引诱入城,四门放火,外设伏兵。曹操有经天纬地之才,到此安能脱也?”吕布然其计,密请田氏使人径到操寨。
其实,《献帝春秋》的说法是,曹操兵围濮阳的时候,濮阳的势族田氏与之里应外合,使曹操拿下了濮阳城。对于田家人来说,没有必要诈降,对于势族来讲,只有开门迎接对方才能尽最大可能保住地方实力。
刘泽棉制曹操塑像
至于未来吕布卷土重来,自当是另一回事,毕竟以田家的势力,吕布也决不可能对其诛罚,而只能对之慰抚——就这个意义上讲,无论占据濮阳的姓曹或者姓吕,对于田家来讲是没有区别的,自然也没有与吕布暗通款曲的必要。
作者设计田氏诈降,目的自然是为曹操的失败增加一点曲折,说明曹操并不是算无遗策的,且其计谋在于陈宫之下,不但突出了陈宫的道德地位,也突出了他的能力高于曹操。
在听说田氏预备献城之后,小说中曹操的反应未免失之轻佻,在刘晔识破田氏的反间计并对曹操劝阻的时候,曹操的第一反应是:“如此设疑,必误大事。”但刘晔却告诉他:“此亦不可不防。分军三队:两队伏城外接应,一队入城方可。”
这是为了后文中方便解脱曹操的危难而提前做下的铺垫,但就逻辑来讲未免过于简单,所以小说中的曹操自觉无面,只好说“此意与吾相合。”
然则这样的说辞无疑是将属下之功据为己有,既不能使属下获得成就感,也不能使自己获得现实的利益,反而因面子问题使之反感以致少有进言,是不符合历史上曹操一贯“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的作风的,因此毛宗岗父子删掉这句话改成“操从其言”。但作者却在随后的刻画却突出了曹操的气度,在兵进濮阳的途中——
李典曰:“主公且在城外,容某等先入城去。”操喝曰:“吾不自往,谁肯向前!”遂当先领兵。
叶雄绘李典
李卓吾说:“李典是,曹操亦是”。就李典的意见来看,“家累千金,坐不垂堂”,作为军队的最高统帅,一旦曹操遭遇危险必将引发大乱。
就曹操的意见而言,自己是濮阳的直接接收者,如果直接先面见田氏,等于示人以疑,与派人接收的效果别无二致,反而增加接收过程中的变数。何况即便有危险,也应该身先士卒,而非畏葸不前,以软弱的态度面对三军,否则便更不利于统驭。
基于这样的考虑,曹操的一马当先是示以决心的重要手段,一个“喝”字既表明他对于三军的责任,也表明他对权力不容染指的态度,而致统帅之气全出。
书中又说曹操“烧其东门,示无反意”,“反”字通“返”。也即是说,曹操的放火烧城是为了向城内的居民表明决心,同时也是不给自己的士兵退路——这倒也是符合兵法的,因为项羽和韩信刚刚率领军队的时候,也因为人心不稳,故意断掉了自己的后路,才有了钜鹿之战和井陉之战的胜利。
曹操也是想用这种方法的,但是没有抵挡得住吕布的奇袭,反而成了自己撤退的障碍。《三国志演义》由此演绎道——
白庚延绘曹操
月光未上,时约初更。只听得西门上吹螺壳声,城中大喊,西门上火把燎乱,城门大开,吊桥放落。曹操争先拍马而入,直到州衙,路上不见一人。操知是计,拨回马,大叫:“退兵!”州衙中一声炮响,四门烈火降天而起。
原本的设计失败变成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埋伏,也将曹操推到了失败者的地位。当然,板荡识诚臣,典韦三入火场营救曹操,更突出了他的忠勇。随后作者即以滑稽的笔墨各写曹操和吕布的窘态,先写吕布追及曹操时——
操加鞭纵马过去。吕布从后拍马赶来,用戟于曹操盔上一击,问曰:“曹操何在?”操反指曰:“前面骑黄马者是他。”吕布弃了曹操,拍马赶前面的。
《献帝春秋》的说法是“及战,军败。布骑得太祖而不知是,问曰:‘曹操何在?’太祖曰:‘乘黄马走者是也。’布骑乃释太祖而追黄马者。”彼时纸张尚不普及,竹简笨重、帛书又贵,极少可能在军中传播,故吕布手下的骑兵不认识曹操并不稀奇。
但吕布与曹操多有交集,小说中又特别设计孟德献刀一场,加强两人的对手戏,当面竟然不识,自然是作者有意突出吕布之蠢的。
毛宗岗父子大概忽略掉这一层,先描绘曹操“以手掩面”,而后在批语中强词夺理:“因其掩面,故认不真:然亦以其纵马竟过,故不疑其即操也。”却不思以手掩面之举实是欲盖弥彰。
邮票曹操
自然,作者也没有放弃对曹操的丑化,曹操在火中突围时“城楼上崩下一条梁木,正打曹操战马后胯。马倒处,曹操用手托梁,倒放火中,手执梁臂,髭须发尽都烧毁。”毛宗岗父子将之与潼关割须断袍联系起来:“曹操之须未割于漳关,先烧于濮阳。须不幸而为曹操之须,须亦苦矣。”
然而失败的曹操并没有将责任推诿属下,反而仰面笑曰:“误中匹夫之计,吾必当报之!”于是散布自己已死的消息,引诱吕布劫营。
在这个过程中,曹操第一重要的谋士郭嘉只说了两句不疼不痒的话:“计可速发,必擒吕布”、“真良策也”。“计可速发”说明郭嘉早已成竹在胸,只是宣扬曹操已死的计策只能由他自己提出来,否则郭嘉等人便罪属犯上。
等到曹操明确计策时,郭嘉呼应赞许,正是因为曹操说了他们不敢说的话。经此一次反击,“吕布死战得脱,走回濮阳。两边拒定,各不进兵”。直到蝗虫四起,曹操回鄄城,吕布屯山阳,才使兖州之战第一阶段正式告结。
在这个过程中,曹操和吕布其实是互有胜败的。曹操与吕布争夺的濮阳其实是兖州的治所,也是兖州的第一大城。
象牙加彩吕布像
曹操以征徐州之疲兵对抗吕布以逸待劳的将士,当然未能站稳脚跟,只得撤退。但当吕布进攻曹操仅有的兖州三县之一的东阿时,也被当地的豪强李进打退。
但只剩下三县的曹操势力上终究远不如吕布,按照陈琳檄文中的说法,正是袁绍在此时给予了曹操帮助,才使他渡过难关——《三国志演义》为了不过度突出袁绍的作用,所以虚构了一段吕布投靠袁绍反而遭到袁绍攻打的故事,并说“后陈琳檄中以此居功”——于是,曹操甚至一度想将自己的家人全都交给袁绍,彻底成为他的部下,以换取袁绍更大力度的支持,只是被程昱劝阻:“夫袁绍据燕、赵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济也。将军自度能为之下乎?将军以龙虎之威,可为韩、彭之事邪?”
程昱没说出的后半句话是张邈的叛逃给了曹操很大的打击,袁绍自然会对此颇为防范,所以一旦降袁,曹操根本没有侥幸脱身、分庭抗礼的可能。
彼时的曹操已经没有足够的土地和钱财支撑自己的实力,所以到了兖州之战的第二阶段时,在曹操击破李封和薛兰,打通了去徐州的要道之后,第一反应是继续进攻徐州也是可以理解的,并不是嫉妒刘备担任徐州牧或是继续为自己报父仇而产生的“大怒”。
自然,刚刚接受徐州的刘备与本地人民之间也没什么“父兄之德”可言,所以毛宗岗父子删掉了这句话,《三国志》的原文写作“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无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也即是考虑到自己的父兄被屠杀,势必与曹操死战,这才是曹操不能即刻攻打徐州的理由,《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弃此不取,实在是一个重大的失误。
至于其进攻何仪发生则是发生在建安元年(196年),这个时候吕布已经被打败到归附刘备的地步,根本不足为虑,因此曹操已经把袁术纳入自己的日程表上。
清绘本《徐璆杀袁术献曹操图》
此时的何仪刚好投降了袁术,于是曹操借着消灭黄巾军的名义进攻何仪。从目的上来讲,自然是为了避免何仪与袁术兵合一处,使袁术做大。
但是从理由而言,曹操之所以取得兖州正是因为其背负讨伐青州黄巾军的责任,所以黄巾复起,曹操出面平定也是名正言顺乃至责无旁贷的,袁术自然不可能以反对曹操讨伐黄巾余党的名义同曹操对抗,只能用其它理由挑起战争,这就给了曹操以准备机会,也能让自己手下的青州兵同何仪手下的降军进行充分和有效融合——将本属于袁术的军队以光明正大的理由强夺为自己的军队。
无论从哪个角度,这次战争都是稳赚不赔的,但到了《三国志演义》的作者笔下,荀彧提议“黄巾余党何仪、黄劭等劫掠州郡,多有金帛、粮食。此等贼徒又容易破,破而取其钱粮以养三军,朝廷喜,百姓悦,乃顺天之事也。”变成了明目张胆地对民众抢粮、抢钱。
还有一个细节也值得品味,即许褚的归降。按照《三国志》的记载,许褚归降曹操发生在建安二年(197年)曹操征讨袁术的过程中。
清绘本《袁术败往江亭图》
但同年稍早些的时候,典韦死于征讨张绣的宛平之战,所以许褚和典韦的见面正应了岳珂对刘过《沁园春》一词的评价——真真是“白日见鬼”。
但从小说的塑造来说,如果不通过典韦的衬托,就无法突出许褚的勇武,毕竟,按照《三国志演义》的设计,曹操征讨袁术以后,吕布也已经成了强弩之末,用他的武力根本没有办法衬托出许褚的将才,因此必须在濮阳之战中设计许褚主动与吕布的一战,才能奠定许褚的虎将地位。
后文又有他与正当盛年的马超裸衣斗战,更表现出他的能力——《三国志演义》素有“前表吕布,后表马超”之称,以一人之力先后挑战书中两位绝顶武将,许褚的实力自不待言。事实上,许褚带着自己的宗族势力投靠曹操之时,曹操见而壮之曰:“此吾樊哙也。”
故而《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将他设计成有蛮力的武将并不算离谱,只是作者不想突出许褚宗族在地方上的影响力,也实在想不出什么君臣相遇的好法子,只能用小说当中大俗的莽人为智者所擒套路来表现,经过这样一战之后的“愿引宗族数千来降”,也最多是山野草贼的阖家团圆,自然也没什么影响可言了。
《〈三国志演义〉史话》,陈翔华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6月版。
而后的事情便是曹操进攻定陶,收复兖州各县,如果有意展开,自然还是可以有一篇大文章做的。事实上,《三国志》中仅“时权拥军在柴桑,观望成败”一句便让作者敷演出舌战群儒的一大场戏来,可见其才力并非不逮。
只是为了突出后文桃园兄弟的有关情节,于此便匆匆掠过,浩大经年的兖州之战也在短短两节之中被匆匆带过。目下有许多三国题材的衍生作品,我想,若是能捕捉到这些《三国志演义》力所未及的空间,应该也会有一批好的作品诞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