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地区最早发生的瘟疫，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但3000多年前中国最早的文字殷墟甲骨文，就已经有了瘟疫的记载。

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在河大“开学第一课”分享《历史视角看瘟疫》时说，甲骨文中有“虫、蛊、疟疾、疾年”这些文字的记载，特别是“疠”字，“就是把疾病的‘病’，里边的甲乙丙丁的‘丙’去掉，换上一个百千万的‘万’。这个字在中国古代文字学中间，是指瘟疫的”。“疠”字还出现在了《尚书》《山海经》《左传》中。

(资料图)

《山海经》其卷五《中山经·中次四经》，对于瘟疫的描绘有着传奇色彩：“又东二百里，曰太山，上多金玉、桢木。有兽焉，其状如牛而白首， 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行水则竭，行草则死，见则天下大疫。”可见，当时人们对瘟疫的发生原因并不明晰。

东汉大疫，“建安七子”一朝凋零

古代关于瘟疫留下记载最多的，是从汉朝开始。根据《汉书》《后汉书》的记载，两汉仅中原地区就爆发瘟疫20次，平均下来，每22年中原就爆发一次瘟疫，频率之高，可见一斑。而东汉更是多大疫，洛阳则是重灾区，史料上有记载的东汉洛阳瘟疫就有16次之多。

为何是洛阳频发瘟疫呢?有说法称，洛阳作为帝都，繁华无比，西域东瀛北狄南蛮都会来洛阳朝贡贸易，人多了病毒来源广了，而病毒跨省甚至跨国到洛阳，洛阳人没有抗体自然容易染病。

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万古江河》中写道：“1世纪末出现的大疫，死人无数，其来源可能是西边丝绸之路上的军队将疾病带入中国。同一时期，罗马也有安东尼大疫，也是由在东边与安息作战后回去的军队将疾病带入环地中海地区。一东一西，两大疾疫，是否为同一病症，难以考证。”当然，频繁战乱造成大量百姓亡逝，大兴土木造成的生态破坏，也应是瘟疫流行的重要原因。

东汉大疫不断，南阳张仲景著就了《伤寒杂病论》，为中国医学史上划时代的作品，张仲景也被尊为医圣。《伤寒杂病论》中有这样的描述：“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可见，当时瘟疫影响之广，破坏之大。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中原地区再次被一场瘟疫席卷。曹操的爱子曹植在《说疫气》这样描述了当时的遭遇。

《说疫气》

曹植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

享誉文学史的“建安七子”便是在这次瘟疫中，惨遭“团灭”。除了孔融和阮瑀是在此之前离世外，其他五位诗人均未逃离瘟疫的魔爪，陈琳、刘桢、徐幹、应玚死在河北，王粲死在安徽。

“建安七子”一朝凋零，令人伤感。曹丕在《与朝歌令吴质书》中难掩悲恸，“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

表兄逝于瘟疫，是杜甫一生之痛

到了唐代，瘟疫依旧未能放过洛阳。生于巩义的杜甫，幼年母亲去世，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杜甫被寄养在位于洛阳建春门内的姑母家中。不仅姑母对他疼爱有加，表兄也与杜甫作伴玩耍，一家人其乐融融。

不料，时疫突然横行洛阳，杜甫与表兄双双染病。姑母寻方问药，心急如焚，后来有巫医指点，靠房柱东南侧睡觉就可能痊愈。姑母念及侄子可怜，便将原本睡在房柱东南侧的儿子与杜甫调换。时隔不久，杜甫奇迹般地痊愈，而姑母的亲生儿子却在瘟疫中不幸死去。

成年后的杜甫，在《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碑》一文中忆及此事，悲泣难已。他还有一首诗，记述了自己患病的经历。

《病后过王倚饮赠歌》

唐·杜甫

酷见冻馁不足耻，多病沈年苦无健。

王生怪我颜色恶，答云伏枕艰难遍。

疟疠三秋孰可忍，寒热百日相交战。

头白眼暗坐有胝，肉黄皮皱命如线。

杜甫生活的中唐，瘟疫较为频繁。后来，杜甫还曾患间日疟(疟疾的一种)，每隔一天就发作一次。苦不堪言的他作诗道：“三年犹疟疾，一鬼不消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不仅如此，在他流落同谷县时，妻儿也染病，求医无果之际，杜甫汲取泉水煮药给儿子喝，竟然痊愈。现在来看，其子所染瘟疫很可能是通过水源传播。

在唐朝，疟疾、痢疾等传染病是普通老百姓的高发疾病。唐永淳元年(682年)，唐朝关中地区爆发大瘟疫，从陕西到洛阳，死于瘟疫的人不可胜数，死者枕籍于路。武则天时期，朝廷还设专使管理疫情的变化。唐朝，还在佛教寺院设立“病坊”用于隔离病人，内有僧人为患者治病。

从韩愈的《谴疟鬼》中，还能一窥当时驱邪避鬼消除瘟疫的方法：“医师加百毒，熏灌无停机。灸师施艾炷，酷若猎火围。诅师毒口牙，舌作霹雳飞。符师弄刀笔，丹墨交横挥。”由此可见，当时是医巫并用，既有医师用中草药，也有巫师用咒语桃符。

《水浒传》的开场，实为元末瘟疫  

许多民间防治瘟疫的习俗世代流传。宋朝时，民间还相信，过年时喝一种屠苏酒，对人有益，可以驱除瘟疫。曾在汝州任职的苏轼弟弟苏辙，就写过《除日》：“年年最後饮屠酥，不觉年来七十余。十二春秋新罢讲，五千道德适亲书。木经霜雪根无蠹，船出风波载本虚。自怪多年客箕颍，每因吾党赋归欤。”

关于宋朝瘟疫，许多人印象最深的是，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由瘟疫开篇，引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降临凡间”。其引首写到：“嘉佑三年上春间，天下瘟疫盛行。自江南直至两京，无一处人民不染此症。天下各州各府，雪片也似申奏将来。且说东京城里城外，军民无其大半。开封府主包待制，亲将惠民和济局方，自出俸资……不因此事，如何教三十六员天罡，下临凡世，七十二座地煞，降在人间。哄动宋国乾坤，闹遍赵家社稷。”说的是，汴京开封军队和百姓伤亡大半，开封府尹包拯捐出自己的俸禄，开药救治感染的民众，可惜救治不住，疫情愈演愈烈。

事实上，宋仁宗嘉佑三年并无大瘟疫，《水浒传》里的这场瘟疫可以说是作者施耐庵的虚构。不过，分析施耐庵的生平，他应该经历过1331年的元末大瘟疫，瘟疫席卷中原大地，连元大都也未能幸免。时逢元末大乱，他将自己亲历的大瘟疫，移花接木挪到宋代，倒有可能。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明朝诗人于谦，以一首《石灰吟》留名青史。很多人不知道，于谦还曾和延津结下过不解之缘。

于谦在河南、山西巡抚期间，体察民情，减负济困，深受百姓爱戴。由于水、旱、瘟疫、蝗灾连年不断，给延津及周边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祸患。于谦曾多次来到延津县查看民情灾情，并写下一首五言诗《延津县》：县治萧条甚，疲民疫病多。可怜官失职，况是岁伤和。空廪全无积，荒田更起科。抚安才智短，独立奈愁何。

来源：大河报、梦千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