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向前

来源：“民族研究ENS”微信公众号

(相关资料图)

原文刊载于《民族研究》2022年第1期

黄帝作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形象，是经过不断凝练而升华成就的。学界一般认为，黄帝形象的形成，有一个从神观念的建立到人格化的转变过程。至于五色帝与黄帝之间的关系，或认为先有五色帝，后被赋予具体的神话古帝称谓；或认为黄帝传说出现在前，五色帝神话是五行学说流行之后的附会之物，迄无定论，此不赘述。被当作历史人物对待的黄帝，出于民族凝聚力的需要，其形象大致经历了从部落领袖到华夏汉族始祖，再到北方各族共祖，最终放大成为中华民族公认的人文始祖的漫长历程。《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总结西汉孝武帝开疆拓域的成果，将黄帝从部落领袖弘扬成为华夏汉族始祖。《魏书》的作者魏收总结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制成果，将黄帝拓展成为北方各族共祖的形象。唐朝之后，弘扬黄帝的运动方兴未艾，为此而努力者层出不穷，遂使黄帝的影响从黄河流域推广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传播开来，普遍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对黄帝形象的塑造不仅各民族广泛参与，即便在民族政权对峙时期也没有停止。辽宋西夏金时期，黄帝作为民族共祖形象继续得到弘扬，且与魏晋南北朝时期黄帝形象的塑造一脉相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地处西北的西夏王朝也曾经参与对黄帝形象的塑造。西夏宣称党项拓跋出自鲜卑拓跋，党项人也是黄帝的后裔。挖掘相关史事，可为黄帝历史形象塑造研究，也为论证西夏对中国的认同，提供了新的内容。

一、“黄色帝”与“轩辕皇帝”

西夏文献中所载黄帝形象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指以颜色特征命名的“五色帝”之一，另一种则是为人们所熟知的古代杰出人物的代表。西夏人似乎不认为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为避免混淆，他们刻意把前者译作“黄色帝”，把后者译作“轩辕皇帝”。刻印于西夏仁宗乾祐十三年(1182) 的西夏文《圣立义海》，有关于西夏祭祀“五色帝”的明确记载。五色帝往往与五方相配伍，组合成“中央黄帝、东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在历代国家祀典的各种官方祭祀中，五色帝始终是祭祀的重要对象。《圣立义海》一书，体例似仿汉文《艺文类聚》，分门别类地记载星宿、天象、时令、山川、草木、农田、物产、耕具、畜产、野兽、服饰、饮食、皇室、官制、佛法、司事、军事、人品、亲属、婚姻、贫富等方面，共15章142类。每类中有若干词语，每一词语下有双行小字注释。第3章专门讲时令，沿袭自中原王朝《月令》类文献，按月从正月至十二月依次加以叙述，残存七至十二月、闰月、中央等条目。在“中央之名义”条下的记载，汉译文如下（小一号字体者为双行小注。西夏文原文下面给出这段文字的对译和新译，与旧译不同之处则出注说明）：

对译：

中央之名义

中方黄帝中中音中唇属五行土属性中信属事中思属味中甘属神脾以先供祭四季于固依季数己处十八日各土属故年属四季十二月七十二节卦依显明也谓

新译：

中央之名义

中央黄帝。中，中间。音中属唇［1］，五行属土，性中属信，事中属思，味中属甘，供祭神以脾为先［2］。固依于四季，每季各十八日属土［3］，故年有四季、十二月、七十二候［4］，依卦显示［5］也。

注释：

［1］ 中，中间。音中属唇：旧译文作“中，中音‘渴’，属口”。本句的意思是，中指四时的中间，于此时相配的音是五音中的唇，即“宫音”，《梦溪笔谈》记载“切韵家则定以唇、齿、牙、舌、喉为宫、商、角、徵、羽”。旧译文把“五音”误解为“读音”。

［2］ 供祭神以脾为先：旧译文作“以神脾供祈先”，不知所云。本句的意思是，此时祭神所用五脏祭品，以脾脏为先。

［3］ 固依于四季，每季各十八日属土：旧译文作“依四季区分，各有时数。十八日属土”，不知所云。西夏文“（数）”本为实词，这里作为附加成分，可以附着在任何表示可计量事物的名词之后，构成复数形式，句中的“（季数）”指四季。每季各十八日属土，是五行分配四时的结果。在将五行时令纳入四时节令的过程中，木火金水四行与四时相协，土行则分寄于四时，这叫“播五行于四时”。具体的做法，如孔颖达疏解《月令》“中央土”曰：“四时系天，年有三百六十日，则春夏秋冬各分居九十日。五行分配四时，布于三百六十日间，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以土则每时辄寄王十八日也。”

［4］ 七十二候：旧译文作“七十二节”，不妥。西夏字“”有“节”义，这里指“物候”。

［5］ 依卦显示：旧译文作“依卜显示”，不妥。关于四季、十二月、七十二候是如何依卦显示的，文献记载：“十二月有十二中气，则置十二辟卦以主之。辟卦平铺，四时对待，故二十四气、七十二候分列其中而不紊焉。盖地上之气起于二，二而六之为十二月，二而四之为二十四气，二而三之为七十二候。此十二辟中，所以藏了七十二候；四正卦中，所以藏了二十四气；六十卦中，所以藏了三百六十日。”这里的“十二辟卦”，指“泰、大壮、夬、乾、姤、遁、否、观、剥、坤、复、临”十二卦。

西夏文《圣立义海》中的这段文字，与《礼记·月令》中的记载多有重叠之处，兹将相关记载转录如下，以资比对。

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其虫倮。其音宫，律中黄钟之宫。其数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

需要指出的是，《圣立义海》中与时令有关的内容，并非抄袭自《礼记·月令》，二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其一，祭品搭配不同。在四时的中间，《圣立义海》祭品“以脾为先”，《礼记·月令》则作“祭先心”。这是因为木、火、土、金、水有“位”与“气”之分。“以上、下、左、右、中之位言之，则脾春、肺夏、心中、肝秋、肾冬；以金、木、水、火、土之气言之，则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肾水”。《圣立义海》以气言不以位言，《礼记·月令》则以位言不以气言，故在夏秋之间，前者祭品为动物脾脏，后者祭品为动物心脏。其二，尚未将作为五行之神的“五色帝”与神话古帝联系在一起。在《圣立义海》“十月之名义”条中出现“（北郊黑帝）”，以此类推，“中央之名义”条中的“黄帝”只能是“黄色帝”。《礼记·月令》则记载：“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这里的五色帝“黑帝”，则被赋予具体的神话古帝称谓“颛顼”。《圣立义海》中的五色帝与《礼记·月令》中的神话古帝对应关系如下（括注文字为笔者所补）：

大概为了区分作为“五色帝”的黄帝和作为历史人物的黄帝，在用西夏文翻译的汉文典籍中，遇到作为历史人物的“黄帝”一词时，夏译者往往改译为“（轩辕皇帝）”，见西夏文《孙子兵法三注》第九《行军》。具体内容如下：

汉译：

轩辕皇帝胜于四方帝。

魏曹曰：轩辕皇帝始令四方诸侯立，然各自妄而取帝名。依此四种地用兵，胜之。○李筌曰：轩辕皇帝始学兵法于风后，服四方，则故曰胜于四帝。

原典：

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

曹操曰：黄帝始立，四方诸侯无不称帝，以此四地胜之也。○李筌曰：黄帝始受兵法于风后，而灭四方，故曰胜四帝也。

注释：

［1］：轩辕皇帝始令四方诸侯立，然各自妄而取帝名。原文为“黄帝始立，四方诸侯无不称帝”。此处夏译者断句有误，误以“四方诸侯”上属。，是对汉文文献中黄帝的名字“轩辕”的音译。

“（轩辕皇帝）”，汉文原本《十一家注孙子》无论是经文还是注文，均作“黄帝”。夏译者没有采取“（黄色帝）”的译法，均特译作“（轩辕皇帝）”，以示区别。此处的“黄帝”，显然是被作为历史人物来对待的，表明在西夏人看来，黄色帝与轩辕黄帝，尽管都可以称作“黄帝”，但二者不是一回事，同时也反映出夏译者对“人文始祖”黄帝的熟悉与尊崇。

二、西夏自称为黄帝的后裔

西夏人尊崇黄帝是一种政治行为，即他们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宣称自己也是黄帝的后裔。西夏文《宫廷诗集》为西夏人创作的文学作品，似为西夏大臣应制诗集。现存33首。以往在涉及党项族源问题时，我们往往引用甲种本诗集第6首《》（《夏圣根赞歌》）。开头提到党项族的发祥地“黑头石城漠水边，赤面父冢白高河，高弥药国在彼方”，诗歌的主体内容为西夏始祖“啰都”及其儿子们的英勇事迹。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是西夏人对近祖的追溯，此外在诗集中还有他们对“（远祖）”的追溯。西夏《宫廷诗集》旁征博引 、化古通今，大量使用汉民族和本民族典故来抒情写意，其中甲种本诗集第8首《》（《严驾山行歌》），在以汉籍中的历史人物入典时提及“轩辕”。请看如下两句（西夏文原文下面依次给出对译和新译，与汉文不能形成对应的语法词用△符号表示）：

对译:

△过祖轩辕于起备有言△何时终

故位袭魏拓跋土无城筑教导圣

新译：

详载始于过去祖轩辕，我等言说何时终？

故袭位自北魏拓跋氏，无土筑城圣教导。

注释：

［1］，过去祖，即远祖。

［2］是动词“（言）”的人称后缀，表示第一人称复数，与句中被省略的主语“我们”相呼应。

［3］，魏拓跋。，是对汉文“魏”的音译，指北魏。  ，是对汉文“拓跋”的音译，这里指鲜卑拓跋。自元昊改姓嵬名后，汉文史籍中再不见有“拓跋”一姓，而西夏文姓氏中也不见“拓跋”二字。西夏文“（拓跋）”的写法，可能仅此一见。

［4］，无土筑城。本句又见甲种本诗集第13首《》（《新修太学歌》），“（土虽无城△筑土无城筑天久地久妙耀耀）”，意思是“无土却能筑城，无土筑城，天长地久光耀耀”。

诗歌中言西夏袭位自北魏拓跋氏，此说源于开国皇帝元昊。早期党项有八大部，各以族姓为别，“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律氏、房当氏、米禽氏、拓拔氏，而拓拔最为强族”。八大部中最强的部族是拓跋部，后来演变为西夏的皇族。党项族是西羌的一支，现在的语言学研究成果也表明西夏语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此外如发式、服饰、婚姻、葬俗、信仰等等，都与羌系民族接近。党项羌元昊本姓拓跋，为证明自己做皇帝的合法性，不惜高攀冒认北魏鲜卑拓跋，声称“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元昊把先祖上溯到北魏，继任者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贯彻西夏开国皇帝元昊意图的基础上，把党项先祖上溯到华夏初祖黄帝。这是因为鲜卑拓跋曾经依托轩辕为先祖。魏道武帝在登基时就曾赞许朝廷群臣所谓“国家继黄帝之后”的奏言：

天兴元年，（道武帝）定都平城，即皇帝位，立坛兆告祭天地……事毕，诏有司定行次，正服色。群臣奏以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故神兽如牛，牛土畜，又黄星显曜，其符也。于是始从土德，数用五，服尚黄，牺牲用白，祀天之礼用周典。

魏道武帝建国伊始，就力图将拓跋鲜卑列入华夏黄帝体系。魏收在撰写《魏书》时，在《序纪》里通过所谓昌意少子的传说，将拓跋氏的初祖设定成为黄帝的后代。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爰历三代，以及秦汉，獯鬻、猃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残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

此段文字意在表明，鲜卑拓跋氏系自黄帝部落分化出去的一支，并在早期一直与五帝部落有所联系。为了增加可信度，魏收同时援引“拓跋”与“后土”对译作为此说的佐证。魏孝文帝进一步采取汉化政策，热衷于姓氏的汉化，取拓跋有土之义，土为万物之元，率先改姓元氏，并将其他部落姓氏全部改为汉姓。为了体现孝文帝姓氏改革的成就，魏收特编撰《姓氏志》，详载拓跋部落联盟新旧姓族。如果说《魏书·序纪》为纲，《魏书·姓氏志》则为目，通过二者的配合，魏收遂在司马迁的基础上将黄帝弘扬成为北方各族的共祖。

既然元昊以北魏鲜卑拓跋为祖宗，而鲜卑拓跋曾经依托轩辕为远祖，西夏继任者把先祖进一步上溯到黄帝，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西夏自称为黄帝的后裔，这在同一时代的宋人记载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如南宋罗泌《路史》一称“党项，悃之后”，再称“悃迁北土，后为党项之辟为拓跋氏”。这里的“悃”就是昌意的少子，“有子三人，长曰乾荒，次安，季悃”。西夏此举含有深刻的政治目的。囿于狭隘的民族观和封建正统思想，辽、北宋以及继起的金无不摆出一副居天下之正的模样，视偏居西北的西夏王朝为藩属国。西夏王朝强烈要求改变屈居人下的局面，一心渴望与中原王朝平起平坐，这应该是他们远攀黄帝后胤主观动机之所在。同时，此举也是西夏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反映。西夏《宫廷诗集》的写作时间，应在仁宗乾祐十六年（1185）至神宗光定辛巳年（1221）之间。夏仁宗堪称西夏历史上一代励精图治的明君，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统治期间，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内政与外交措施，推动了封建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发展，西夏社会进入鼎盛时期。这一时期西夏儒学发展也达到顶峰，人庆三年（1146）“尊孔子为文宣帝”，超过中原王朝“文宣王”的封谥规格。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西夏进一步把黄帝当作党项族的远祖。元昊冒认北魏鲜卑拓跋为先祖，只不过为了证明自己做皇帝的合法性，相比之下仁孝时期远攀黄帝为远祖，并不是简单地为了贯彻元昊的意图，而是西夏社会汉化程度加深的需要。西夏共祖意识的产生，有力地推动了民族融合。

有趣的是，辽宋西夏金时期少数民族对黄帝共祖形象的塑造，与魏晋南北朝时期遥相呼应。西夏作为黄帝的后裔，在南宋人的笔下有更具体的记载“悃之后”。无独有偶，辽朝史官耶律俨在修《辽史》时，依据契丹源于东胡之后鲜卑的说法，取《晋书》、《魏书》以东胡、慕容鲜卑、拓跋鲜卑为黄帝之后的观点，进而认为“辽为轩辕后”，将契丹人说成是黄帝子孙。辽圣宗时期的《大契丹国夫人萧氏墓志》，在介绍萧氏丈夫耶律污斡里时说“公讳污斡里，其先出自虞舜”，明确将黄帝之子昌意的七世孙虞舜说成是耶律污斡里的祖先。为何契丹、党项在追溯先祖时都不约而同地指向黄帝之子昌意？这一切都肇始于《魏书》的作者魏收。原来司马迁在《史记》中编织了一张硕大的黄帝血脉网络，在《黄帝本纪》提及黄帝之子昌意时称“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据此昌意似乎是实实在在的人物，至于昌意除高阳（帝颛顼）外还生有多少个儿子，昌意少子为谁，却没有确切的记录，这就为后世少数民族在昌意的名下加入中华预留了一个空间。于是魏收得以利用昌意少子的传说，将鲜卑拓跋的初祖设定成为黄帝的后代，完成与司马迁编织的黄帝血脉网络的对接。前有车后有辙，辽和西夏以少数民族加入中华，对黄帝共祖形象的塑造，皆模仿于此。

需要指出的是，西夏拓跋托始推本于轩辕，这一政治行为不是孤立的。西夏在将党项拓跋氏填入黄帝血脉网络之中的同时，出于同样的动机，也将自己的政权纳入华夏正统传承序列之中。如西夏国名“大白高国”，是受其在五德中的行序“金德”的决定，以白为高，进而以色尚称国。西夏以大唐王朝的土德为续统，土生金，宣称“国属金”，表明他们是继唐王朝之后统治西北地区的。一些西方学者长期以来错误地认为，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是属于中亚系统的独立国家，实际上种种迹象表明西夏王朝从来也没有自外于中国。确如中国学者近年来所强调指出的，西夏与同时代的宋、辽、金三个王朝一样，对中国表现出高度认同。西夏是古代中国地方割据政权，而不是独立国家，更不是属于中亚系统的独立国家，西夏历史只能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黄帝由华夏始祖放大成为中华民族共祖的形象塑造过程中，各民族为了顺应民族融合的历史发展趋势，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少数民族在其中的贡献不容忽视。黄帝的历史形象在灌注少数民族的新鲜血液之后，被推广成为各族共同祖先的形象，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最核心的精神要素。各个少数民族政权多试图将自己纳入黄帝谱系，这种多民族对黄帝的血缘认同,对共同起源与共同世系的集体追溯，消除了民族隔阂，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作者彭向前，系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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