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宗朱瞻基是历史上少有的全才皇帝，能文能武、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在治国上也颇有建树，与其父明仁宗共同开创了“仁宣之治”。他是成祖眼中的“好圣孙”，朝臣嘴里的“真英主”，史家笔下的“太平天子”，后世心中的“小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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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在相关作品的推动下，对宣宗的评价也被进一步推高。他不光是个好皇帝，而且不是小好，是大好。他的《耕夫记》、《织妇词》也让不少人将他评价为两千多年来，真正心系底层民众的好皇帝。
作为皇帝的朱瞻基真的就这么完美无缺么？
熟悉明史的朋友，大概都知道明宣宗还有个绰号“促织天子”。《聊斋志异·促织》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宣德间，宫中尚促织（蟋蟀）之戏，岁征民间”。
讲道理，喜欢玩蟋蟀并不是什么问题。普通人日常可以通过自己喜好的游戏娱乐放松，皇帝也是人，自然也可以。但是皇帝和普通人一样，都不应该沉迷其中。
王世贞在他的《弇州史料》中收录了一道宣宗颁给苏州知府的圣旨，光这一次宣宗就征蟋蟀一千只之多。在他推动下，当时一只品相上好的蟋蟀，价格竟达四十多两白银。《皇明纪略》中甚至有人因蟋蟀而自杀的记载。
1982年景德镇出土大量明宣德朝官窑残片，其中数量不低的虫罐、过笼等器物也旁证了宣宗对于“促织之戏”的沉迷和喜爱。
如果说“斗蛐蛐”还能让人理解和接受的话，宣宗的另一个爱好就让他和“好皇帝”联系不起来了 – 喜好女色。根据朝鲜人的说法，宣宗多次派遣使臣至朝鲜索要“贡女”，而且还是幼女。
若海又启曰：“家礼，女子年十四至二十皆可嫁。而今十岁处女，亦皆推选。皇帝虽求十岁处女，在我本朝当选十四岁以上者以献，何如？无知年幼之女，至于远父母兄弟，则必召怨伤和矣。”上曰：“以两国相婚言之，则如家礼所言可也。此皇帝为其使于眼前而求之，求之如此，而不从其命，无乃不可乎。”
《李朝实录》
这还不是朝鲜的一家之言，明朝这边的《明朝小史》也有宣宗喜好“幼女”的记载：
帝尝幸大臣第就宴，家人供事，有女甚美，行酒左右，上悦之。然稚齿未可进环。上谓曰：“尔要东西与我说。”又曰：“先与尔头面。”眷恋久之而去。
除此之外在《罪惟录》里，甚至有宣宗因妓女和大臣争风吃醋而将其罢官的故事。一些人认为正是因为身体难以满足这方面的欲望，宣宗才求助丹药，最终导致自己壮年而亡。
而这些还不是宣宗私德方面，最为败坏的记录。
朱瞻基在做皇太孙时，明成祖曾下令让他习武健身。宣宗不但学得好，骑射精通，而且还学出了爱好，热衷外出游猎。宣宗的老师戴纶和林长懋，觉得不能因此而荒废了学业，就常常规劝他，但是朱瞻基并不理会。
见劝不动皇太孙，戴纶和林长懋二人就转而向成祖进谏。指出皇太孙过于沉迷游猎，希望成祖能够督导皇太孙多用心于学业，但是成祖转头就把他们俩给“卖”了。在一次闲聊中成祖将戴伦的谏章出示于皇太孙，朱瞻基不但没感念自己老师的用心良苦，反而把他们给恨上了。
朱瞻基登基后依然勤于游猎，耿直的戴伦、林长懋等人多次劝谏皇帝不要沉迷于此以免损害江山社稷，被激怒的宣宗最后将他们两人投入狱中。林长懋被囚禁了十年多，而戴伦更惨，不但籍没家产，他本人也在宣宗的亲审中被“箠（鞭）死”。
顷之，（戴纶）复以谏猎忤旨，命参赞交阯军务。而长懋自南京来，后至，亦出为郁林知州。无何，坐怨望，并逮至京，下锦衣卫狱。帝临鞫之，纶抗辩，触帝怒，立箠死，籍其家。诸父河南知府贤、太仆寺卿希文皆被系。而长懋在狱十年，英宗立，乃得释。
《明史·戴纶传》
有人替宣宗辩解称，这是因为宣宗痛恨他们背后打小报告的“小人”行径。就算是看不惯他们的“小人”行径，惩治他们有必要用这么残酷的方式么？又为什么要株连他们的亲族？
戴纶的叔叔戴希文不但自己被株连下狱，连未成年的儿子也被阉割入宫成为宦官。好在这孩子自己争气，在宫中熬了下来。后被赐名怀恩，不但是成化、弘治两朝有名的太监，也是明朝难得留有好评的太监。
而且江西巡按陈祚并未打过小报告，他一样因劝谏宣宗不要过于游猎而全家下狱，其父瘐死狱中。
在古代师生关系的重要性并不比“君臣、父子”弱多少。当年明太祖大肆屠戮功勋朝臣，无人敢阻，也无人能劝。但是马皇后一句“民家为子弟延师，尚以礼全终始，况天子乎?”就救下了太子的师傅宋濂。
这个典故宣宗不可能不知道，而戴伦、林长懋也同样是他的老师。即便自己的老师真的有罪，于情于理也应该尽量保全，何况他二人根本就无罪。
这既是宣宗的无情、残忍，也是他的“霸道”。作为皇帝，他接受不了任何人的质疑或反对，并且质疑或反对他的人都要遭受他最猛烈的报复。最能体现宣宗这一性格的，莫过于他对“汉王谋逆”案的处置。
对于这段历史，不少朋友的印象是这样的，一个搞笑的王爷，折腾了一出搞笑的谋反，结果被明宣宗轻松平灭，实际的史实比这残酷的多。
有一种观点认为“土木堡之变”导致大量明军勋贵将领阵亡，从而让通过勋贵控制明军的皇帝对军队的影响被弱，文官势力借此膨胀并壮大。其后明朝皇帝和文官开始争夺皇朝权力，明朝在这种持续性的内耗中快速衰落下去。
这里不讨论这种观点是不是正确，只是觉得持这种观点的人不能光埋怨明英宗和王振，因为宣宗对于功勋将领的摧残更甚于“土木堡”。宣宗在讨平汉王朱高煦后发起大狱，共诛杀文臣武将六百多人，流放两千多人。
废高煦父子为庶人，筑室西安门内锢之。王斌等皆伏诛，惟长史李默以尝谏免死，谪口北为民。天津、青州、沧州、山西诸都督指挥约举城应者，事觉相继诛，凡六百四十余人，其故纵与藏匿坐死戍边者一千五百余人，编边氓者七百二十人......
《明史·朱高煦传》
更不用说其后朱高煦一家全部殒命。某种程度上，论起手段的残忍，宣宗并不弱于太祖和成祖。让身背“弑兄屠弟”骂名的雍正“汗颜”，也堪比那位有名的“太宗”。
注：朱高煦共十一子，长子和三子死于朱高煦之前，二子在仁宗时被罚凤阳圈禁（也被宣宗处死），其余八子和他死于同一天。王妃韦氏在朱高煦被处死时一并赐死，其余妾室勒令殉葬。
最后在治国方面，宣宗的成就或者说功劳，也不是传说中的那么大。
首先应该注意到一个问题，宣宗之治为何被称为“仁宣之治”？这十一年，其父明仁宗当政时间只占了十个月（如果按改元算，仅有五个月）。
这么定义的原因是这十一年的国策基本都是明仁宗定下来的，宣宗是在执行和延续这些策略，这也是一些人称呼宣宗为“守成之君”的原因。在追捧宣宗的同时，不应该把仁宗的成就也加到他的身上。
而且宣宗自己在治国方面也有明显的失误，简单列举两例。
明朝的基础以及皇朝的保障”卫所制“，到了宣德朝已经腐败不堪并趋于崩溃，最突出的问题是勋贵官员们占役，以及因生活困苦而导致的逃军。虽然问题的锅不在宣宗身上（各地军卫从洪武时就开始逃军），但宣宗的问题是他没重视，也未解决这个问题。
注：明军在无战事时有服朝廷徭役的义务，很多勋贵、官员以此为由长期强役士兵成为免费劳动力。
宣德六年，勘合京师五军营在册军士人数为五万七千人，只有满编的一半多一点。人都凑不齐，训练只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军械军需准备怕是更没人关心了 ……
这不光与宣宗“重视民生”的形象不符，也导致明朝错失了解决“卫所”问题的黄金机会。卫所制度在宣德朝继续崩坏并最终走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明朝出征土木堡的乌合之众从哪里来的，不正是从这些腐烂、荒废的军卫里走出来的么？
注：明军土木堡的惨败不仅仅是英宗、王振指挥的问题。例如大军离开京师的第一晚宿营时，大风吹动旌旗，居然引起了啸营。几十万明军大呼小叫，以为瓦剌军袭营，乱作一团。也先如果真的袭来，英宗早就成俘虏了。土木堡大溃败前，明军几次组织上万规模的精锐与瓦剌交战，均全军覆灭 ……
其次，宣宗坐视了蒙古瓦剌部的壮大。
永乐朝时蒙古已分裂为瓦剌、鞑靼、兀良哈三部分，由于鞑靼的阿鲁台脖子比较硬，一直不低头，永乐一朝六征蒙古有五次都是在打他。这在客观上帮助了瓦剌部的壮大。
从永乐后期开始，力量日益壮大的瓦剌部开始攻击阿鲁台蚕食鞑靼部。到了宣德朝瓦剌部明显已经有了统一蒙古的趋势，宣宗仍然无动于衷就是问题了。如果说分裂的蒙古对明朝是利好，那么统一的蒙古就将成为明朝的噩梦。结果瓦剌部在明朝的坐视下完成了蒙古的整合，然后作为回报为明朝送去了“土木堡”。
就像很多人说的“明实亡于万历”，锅不能全扣在崇祯头上。同样宣宗也不能摘掉自己身上关于土木堡的责任，而且退一步讲，英宗这个皇帝不也是他一手扶立、教育出来的么？
有人可能会说，宣宗驾崩的早，英宗是被王振忽悠并带坏了。不说一个身份卑微的阉人，凭啥用十年不到时间就把一个“强盛”的帝国折腾的破败不堪。这个阉人本身不就是宣宗提拔、培养并安排在自己儿子身边的么？
所以宣宗是“好皇帝”的同时，他身上依然有着很多“坏皇帝”的属性。明朝在他的治理下不但走到极盛，也开始快速下滑。这些之所以不被人们熟知，是因为在“为尊者讳”的影响下以及自身的需求，很多人不自觉的喜欢去塑造“完美英雄”。
通过宏大叙事以及褒赞成就来获取一种与光荣同伍、膜拜成功的沉浸式陶醉快感。进而主动通过春秋笔法、甚至是篡改他们原本的事迹，以掩饰这些人物身上的错误。最终变得不相信并排斥他们有这样那样缺点、问题的事实 ......
现在不少历史人物身上环绕的争议，就是这样产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