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长期与瘟疫斗争的历史中，古人总结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法律和制度，我们不妨听一听，看看对今天的依法防疫、依法抗疫有什么借鉴。

防治疫病，破坏环境重刑惩治。我们知道，由于疫情发生频繁，古人很早就注重使用法律手段来防治疫病。例如，我国的法律很早就有了保护环境资源、保护环境卫生的规定。《逸周书·大聚解》记载，周公说：“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gǔ，以成鱼鳖之长。”《韩非子·内储说上》载：“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这是禁止向街道倾倒垃圾的规定，用重刑惩治破坏环境的行为。西周时，治国的指导思想是“明德慎罚”，强调“德治”，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礼记·月令》将人与环境的关系全部纳入礼法范畴，秦朝时将其中一些内容编入《田律》。

注重隔离措施，避免疫病蔓延。据《法律答问》可知，秦朝已有专门安置麻风病人的隔离机构，称为“疠迁所”；而《封诊式》记载，则有专门诊断、鉴定麻风病的“爰书”。汉朝承用秦律，这些规定依然有效。综上所述，秦汉以前基本上是采取保护环境资源和保护环境卫生的方式，来防止疫病的发生和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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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截取自百家号：孤寡老人讲历史）

《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记载：“甲有完城旦罪，未断，今甲疠，问甲何以论？当迁疠所处之。”说明秦朝就有专门安置麻风病人的隔离机构，称为“疠所”。对于自身未染病，但家中亲属有感染者，在一定期限内仍不得入宫。《晋书·王廙yì传》记载：“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皇帝派御医上门为患病的大臣视疾诊疗，并赐以药物。地方百姓染病，诏郡县备医药救治，甚至连监狱里的囚犯有病也要给医药治疗。

消毒灭虫，惩处破坏公共卫生的行为。秦《法律答问》载：“者（诸）侯客来者，以火炎其衡厄（轭）。炎之可（何）？当者（诸）侯不治骚马，骚马皆丽衡厄（轭）鞅yāng辕，是以炎之。”为防止马身上的寄生虫“骚马”进入秦国传播，所有车衡、轭及驾车的皮带都要用火熏。主管官员治理不力的也要论罪，《唐律疏议》载：“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

减免赋税，依法促进经济恢复发展。古代瘟疫通常导致人口减少，造成农业收成下降甚至绝收。因此，减免赋税对减少瘟疫带来的经济损害有促进作用。《后汉书·顺帝本纪》载：“诏以疫疠水潦，令人半输今年田租；伤害什四以上，勿收责；不满者，以实除之”。

控制物价。南宋的董煟wèi撰写了第一部处理灾荒的专著《救荒活民书》，核心是保障救灾粮食（物资）供给，除打开常平仓、发放义仓、劝有米大户卖粮之外，还特别禁止官府“遏籴”，即禁止本地粮食外运；禁止“抑价”，即压制市场粮价或直接规定官价。

（图片截取自百家号：孤寡老人讲历史）

严格边境检疫。到18世纪，清代建立了严格的边境检疫制度，《海录》记载:“凡有海艘回国，及各国船到本国，必先遣人查看有无出痘疮者，若有则不许入口，须待痘疮平愈，方得进港内。”

医药行业强制性管理。在中国古代，国家直接对医药行业实行强制性管理。晋朝已有《医疾令》，唐朝进一步发展完善。又如汉朝诞生的《神农本草经》，因辗转传抄、增修，经南北朝后，已较混乱。唐高宗显庆四年（659 年），由宰相领衔，尚药局与太医署共同编纂了《新修本草》，后世又称为《唐本草》。

设立医疗制度。据《汉书》记载：青周大疫“元始二年……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唐朝时，还有佛教会设立的“病人坊”，武则天时期，改称为“悲田养病坊”，用于隔离麻风病人，安排为患者治病，相当于疫时医院。五代时，监狱中也要求设立“病囚院”，病囚的医药费由官给，宋代将此经费列入国家预算，挪用者要被科以刑律。病囚如得不到及时治疗而导致死亡者，相关官吏也要被追究责任。

宋代以后，病坊制度继续沿用，如为贫困百姓治病疗疾的安济坊，为外来人员患病治疗的养济院，设于京师四郊，专门收养孤、寡、老、病之人的福田院，安葬贫困死者及无主尸骨的漏泽园等。元朝设立了民间的医户制度，医户是政府许可能从事医疗活动的民户，户籍由太医院管理，一旦发生瘟疫，医户要参加治疗。清朝还设有“查痘章京”官职，专事痘疹的防疫检查。

（图片截取自百家号：孤寡老人讲历史）

设立救济制度。为了解决疫灾的善后治理问题，各朝代均有一定法律制度，以保证社会安定。如减免赋税，减轻徭役，发放赈灾的粮款，对病亡、残疾，损失较大的家庭，给予一定的补助，尤其是对老弱妇幼往往特殊照顾。遇有重大的灾害时期，劳动力大量减损时，历朝往往还会颁布大赦令，对重刑犯，减轻刑罚，轻刑犯则可免罚，有时还会停建重大工程，以减民负，加大救助力度。

依法防疫、抗疫，古人的很多做法，其实非常值得借鉴。我仅仅抛出砖去，是否能引得玉来，真是没有太大把握，但该说还是要说一说的。

（本文根据北京国咨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曹保印【曹说法·重案盘点系列】视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