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的关系网络不是单极而是多极的，在你和他人存在关系的时候，别人之间也会发生关系。因此，以自己为轴心平衡各方面的关系，使其更好地为自己服务，是管理者不能不知晓的手段。

有时，管理者会遇到这种情况：你的下属分为不同的派别，每一个派别都拥有自己的力量。此时，如果你还没有实力将他们一一掌控；那么，平衡各方力量以达到对全局的管理和控制就成了首要之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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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本质是一种平衡，在组织发展中对各种关系的平衡，这种平衡不是简单的静态平衡而是一种动态平衡，随着时间、空间、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不同，这种平衡也将有所不同，正是因为这种动态性，使得管理充满着灵活性和创造性，所以人们喜欢把管理学称为一门艺术。因为在人类生活中，艺术的最大特征就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创造性。

平衡的思想，最早源于老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他认为：“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仰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指之，不足者补之。”他还说：“曲则全，枉则直，清则盈，敞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里都是说“平”者生存，“不平”者淘汰。自然界中力学的公例也两力平衡，才能稳定，水不平则流，人不平则鸣。懂得这个道理的，就能在两强的夹缝中生存下去，并求得发展；也能有效地控制两弱，使之均臣服于我。

北宋时期，发生了著名的朋党之争，此时掌权的是高太皇太后，她就是通过激励党争，平衡各方力量的巧妙手段而稳固她的统治的。

宋神宗时，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但也引起朝廷内激烈的新旧党争。

冲突最先是在苏轼和担任赵煦师傅的程颐之间展开。苏轼很瞧不起程颐一举一动都照搬书本的那种迂腐气十足的为人，经常当众奚落他。从此朝内大臣以气相争，各立山头，分成了洛、蜀、朔3党，洛党是以程颐为首，下有贾易、朱光庭等人；蜀党是以苏轼为首，包括他弟弟苏辙和侍御史吕陶等人；另有刘挚、梁焘、王岩叟等人结为一伙，号称朔党。各党之间，泾渭分明，互相攻讦，此党反对的，彼党必支持；彼党支持的，此党必反对。彼此意气用事，不顾是非，乱哄哄地闹成一团。

刘挚与吕大防同任宰相，两人很早就有矛盾，加之此次政见不一，矛盾更加激化。

虽然高氏曾经讲过诸如“要一心为国，不要拉帮结党”的话，但总的看，她对党争的态度是比较超然的，不像哲宗赵煦那样反感党争，也不像有的人那样对党争忧心忡忡。她不在乎党争如何激烈、如何荒唐，有时甚至还会给党争煽风点火，扩大党争的规模，使这班朝臣惟对自己俯首听命。

一次，朱光庭抓住苏轼给馆职考试出的试题一事，弹劾苏轼，吏部尚书兼侍读傅尧俞和王岩叟也附和说试题不当，高氏说：“这是朱光庭的私意，你们只是党附朱光庭罢了。”吓得傅、王两人赶紧要求辞职。然后，她再下诏对试题批评一番，请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等人依然上朝供职。这显然是在利用党争各方的矛盾来维护自己仲裁一切的权威。因此，她对党争各方孰是孰非的评判，始终坚持了一条标准，即任何一方只要不妨碍她“垂帘听政”，不蔑视她的权威，无论争得多么激烈，多么荒唐，她都能够容忍。但如果某一党对她稍有妨碍，或者稍有指责，无论他是什么人，她都会立刻翻脸，给他点颜色看。

程颐是著名的理学家，司马光称赞他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法，推荐他当了崇政殿说书，即赵煦的老师。公元1087年八月，赵煦生了一场麻疹病，好几天没有上朝，也没有去迩英殿听课。这件事宰执大臣们连问都没有问，高氏也照旧上殿视事。程颐看不下去，就站出来问宰相吕公著：“皇上没有上朝坐殿，什么原因你知道吗?”吕公著回答：“不知道。”程颐说：“二圣（即赵煦和高氏）临朝，皇上不坐殿，太皇太后就不应该自己坐在那里。而且皇上生病，宰相居然不知道，说得过去吗?”第二天，吕公著等人才去向赵煦问疾。程颐则因这番过激的话语得罪了高氏，不久就被罢官，赶回洛阳老家去了。一个月后，贾易也被加上“滔事程颐，默受教戒，附下罔上，背公死党”的罪名，被贬出朝。到了公元1092年，宰相又建议任命程颐担任馆职，高氏仍然怀恨在心，不肯答应。

高太皇太后不愧为“发中尧舜”，她深居内宫，竟然用如此一个巧妙的办法，保证了自己权力地位的稳固。虽然这样做可能会造成能量内耗，但既然能保住权力宝座又能避免造成政变，也的确是利大于弊的手段了。

我们现代的管理者，在企业处于内忧外患时，如何保证企业的稳定并求得发展，平衡各方势力的手段就很值得我们去学习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