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下五千年”，是现代很流行的有关中国历史的认知 ，其实这样的历史观念是在民国时期所形成和构建，属于民国伪史范畴，是对中国历史的扭曲，也是需要打倒和纠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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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说中国历史有五千年时，其实是把历史的起点放在黄帝。但是在中国传统的历史框架中，黄帝只是中国历史新阶段的开始，而非起点。起点在哪儿，在伏羲，至少比黄帝还要早5000年。这样中国历史就至少有一万年。

其实，即便是五千年，和西方比也是超过他们很多了，够长的了。但是研究历史，并非为在长度上压倒西方，并非追求一种民族虚荣，而是求得中国文化的真实。但把源头放在黄帝，就无法看清中国文化的真实，也就无法真正完成文化复兴。

民国时之所以构建出、虚构出一个以黄帝为起点的五千年史观，其实也是一种在当时文化崩溃的背景下，寻找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努力。既然西方的历史框架和纪年是以耶稣起点，那么中国也应该构建一类似的历史和纪年框架，那么这个起点选在哪儿？选来选去，认为黄帝比较合适。《史记》就是是黄帝开始说起，而且黄帝比耶稣古老地多。

也就是说，以黄帝为起点的历史框架的形成，实际上也是受到西式的基督教历史框架影响的结果，用西式的史观去重新构造中国历史的结果，包含着对中国历史的扭曲。这一层意思被普遍忽略了。

在这种扭曲中，导致的长度缩短还是其次，更重要的是，将传统的退步式循环史观，改造成进化的直线史观。在传统的了历史认知中，历史是退化的和循环的，而在新历史认知中，历史则是沿直线进化的。

基督教史观，之所以认为历史是直线式进化的，和基督教世界的一个基本文化事实有关：由多神教到一神教，由旧约犹太教到新约基督教，的确是不断进化的。基于这些事实，又形成其历史的演进是受上帝意志支配的神学式“历史哲学”。

在基督教史观中，人是历史的绝对服从者，因为历史是神的意志、上帝的意志的展开，而人也是神的意志的绝对服从者。

在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中，之所以认为，历史是退化的、循环的，因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事实的确如此。

法家、道家、儒家在其他方面分歧巨大，但在一个方面却高度一致，就是文明初期的上古时代是一个理想时代，后来的历史反而才退步。或者简单地，都支持历史退化论，和基督教史观是截然相反。

同时，在中国的传统史观中，时间的流逝是没有意义的，社会不会随时间的流逝、积累而进步，所以其历史观也是循环式的。表现在纪年上，就是循环式纪年，而非直线式积累的。基督教的公元纪年，就是一种直线积累式纪年。

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中，是不存在支配历史的模式的，没有什么历史哲学、历史规律，历史不是受哲学概念、上帝意志、历史规律支配，是很自由散漫的。这是一种“春秋大义”式的义理史观、人心史观，历史是义理和人心的展开。

换句话说，在中国传统的史观中，历史本身不具备独立性，生活其中的人，才具备独立性。历史的模式就是人的生活的模式，是人心的自由展开。

一旦，历史拥有独立模式，历史哲学也好，上帝意志也好，历史规律也罢，就意味着生活于其中的人，必须接受这种历史模式的禁锢和奴役。这就是中国传统无模式历史观和西方有模式历史观的根本差异所在。

现在有些文化民主主义者们，认为公元纪年，即以耶稣为坐标原点的直线纪年是西化的，要改成黄帝纪年。认为把耶稣换成黄帝，就是去西化了。这极其幼稚可笑。其实公元纪年的西化之处，不仅表现在以耶稣为坐标原点上，更在于这种直线积累式的纪年方式上，它代表着一种有模式的西方历史观。要打破的不是以耶稣为坐标原点，而是整套的直线式的纪年方式，尤其是它所代表的有模式的西方历史观。

中国传统的古代历史框架是：三皇五帝到三代。三代就是夏商周三代，三代之前是三皇五帝。在三皇五帝中，又分为三皇阶段和五帝阶段。黄帝是五帝的开始，五帝的第一帝。以黄帝为起点，就意味着把整个的三皇阶段给删掉了。

显然，民国选用以黄帝为坐标原点的直线纪年，虚构“华夏五千年”式的史观，是两方面影响的结果。一个方面，是西方历史观、纪年观的影响，这个前面交代过了。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司马迁《史记》的误导，因为他是以《五帝本纪》开篇。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司马迁就真的认为中国历史是从黄帝开始，而只是从写作的技术上考虑，因为黄帝之前的历史材料太少了，没法写。司马迁也清楚地知道，中国的历史起源于伏羲时代，太在前面的《太史公序》里还特意指出这一点“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

司马迁的这种致命疏漏和删减，也让后来的史家不满。所以唐朝的史家司马贞干脆补写了一篇《三皇本纪》。

民国后，出现一种观点认为，“三皇五帝”都是传说，是根据阴阳思想的“三、五”之数构造的，并非信史。事实上以黄帝为始点的“五千年说”的兴起，本身就是“三皇五帝”框架崩溃和结果和证据。

以邹衍为代表的战国阴阳派崇尚三五的思想，的确影响了“三皇五帝”框架的形成，但这决不能说，“三皇五帝”框架起源于战国阴阳派。伏羲、神农作为三皇中的最主要的两皇，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一直存在，是随着易经一起而被记忆的。

事实上，伏羲和神农，并非是两个具体的人，具体的圣王，而是两种文化形态，两个时代和阶段。神农就是农业出现，即中国文明开始进入农业阶段。伏羲则是易经的出现、义理的出现。这是中国文明的创始阶段。中国文明是义理文明，义理是中国文明的内核，文明的出现的标志，就是义理的出现。

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漫长的三皇时期，恰恰是中国文化的最纯粹、纯真时期，那时没有战争、没有宗教、没有政府，这些都是五帝之后才有的，而且是外来的。是一个“上古结绳而治”的纯粹的义理时代。

伏羲时代在神农之前，即在农业之前，尚是无农业的野生粮食采集时代。根据现代考古学证据，至少在10000年之前。因为农业出现于10000年前，也是神农时代的开始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