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东线战场上的莫斯科战役，苏军炮兵在战场上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被苏联统帅誉为“战争之神”。

为了突出炮兵的重要性，东线反攻开始后，苏军总部专门下发文件给前线指挥官：没有炮兵火力掩护的进攻就是犯罪！

“没有炮兵火力掩护的进攻就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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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短短的一句话，就简明扼要地阐述了炮兵在战场上的重要性。

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汪洋少将，曾任四野第39军116师师长。这支部队的前身，是东北野战军2纵5师，首任师长是钟伟。

汪洋将军对炮兵的重要性，有着切身体会。早在1940年10月的苏北，在“黄桥决战”发起的前夜，汪洋率领一支侦察队在敌后侦察韩德勤的炮兵部队火力部署时，被敌人发现。

敌人的步兵也不追击，在汪洋率部撤离时，敌人的炮弹却像长了千里眼一样，“嗖嗖”地追着他们打。炮火并不密集，但那迫击炮是一打一个准。转瞬之间，侦察队就死伤了好几名战士。

汪洋左臂也被弹片削去了一块肉，恨得牙痒痒地说道：“打炮的这小子是个人才呀！”

“黄桥战役”胜利结束后，汪洋专门跑去俘虏堆里寻找敌人炮兵，追问昨天晚上那几炮是谁打的，好几个俘虏兵都讲，能打得那么准，就只有一个人，他叫李洪儒。

一个满脸麻子，左腿中了一枪的俘虏被揪了出来，他就是李洪儒。后来，李洪儒成为了新四军第3师第10旅化学迫击炮营的一名连长。

李洪儒腿上中的那一枪伤到了骨头，1945年11月出关后，那时的东北天寒地冻，走起路来更是一瘸一拐。时任10旅旅长的钟伟，为此特批了一匹马给他骑，那是只有团级以上干部才能享受到的待遇。

部队刚刚到达东北初期，各地的日军军火库里倒是有不少山炮、野炮、迫击炮。这些军火库都由苏军守卫。最初，苏联红军也不拦着，我军先期到达东北的部队拉出来了不少枪和炮。

但后来就不让拿了，而我军到达东北的部队也越来越多，不少部队甚至是轻装赶赴东北的，基本上没带什么重武器。

更要命的是，当年的炮兵，那算得上是技术含量很高的兵种了。可是，我军初出山海关的十万大军中，懂炮兵技术、战术的人，那更是少之又少。

辽东军区和4纵在沙岭第一次与新6军交手，用大骡子拉着从日军仓库里搬出来的近60多门各种型号火炮，浩浩荡荡地赶赴前线。这足足是两个炮兵团的火力啊！

沿途行军的步兵们看见了，是又高兴又激动，兴奋地议论着：“这回可真是叫化子过年了，咱们什么时候这么阔气过呀，也该让敌人尝尝咱们大炮的滋味啦！

可仗一打起来，还真不是这么回事！

我们的炮弹倒是“嗖嗖嗖”地打出去了，落点却是非远即近。有的炮弹打远了，越过敌军的头顶，落到了敌人身后。有的炮弹却打近了，落在了敌我双方的阵地中间。更有几发炮弹打到了自己人的阵地上，造成了误伤。

步兵们冲着炮兵阵地大喊：“你们炮兵是眼睛瞎？还是有特务？打不着敌人也就算啦，还专打自己人！”

而对面新6军美制150、155口径的榴弹炮却打得非常准，炮弹全落在了我军阵地上。老兵们都讲，八年抗战也没见小鬼子打得这么准，这么猛呀……

那时的部队还叫作东北民主联军，那是真的非常缺乏炮兵人才啊！

沙岭战役结束后，干部们就发觉了，这大炮真还不是谁都能摆弄得了的。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普通步兵，根本不可能使用好大炮，更别说什么步兵和炮兵的步炮协同战术。

于是，位于南泥湾陶宝峪的延安炮兵学校派上了大用场。这所成立于1945年3月15日，有着一千多名师生的炮兵学校，来了个集体大搬迁，全校师生奉命赶赴东北，组建东北民主联军炮兵部队。

建国后曾任旅大警备区参谋长的杜博，1941年参军，不久就被送入抗大学习，1944年底，转入正在筹建中的延安炮校，编入第一期第六学员队。

杜博回忆道：

“出发前，在延安炮校召开动员大会，说日军在东北留下几千门大炮，可我们的部队没人会使，就等着我们这些人去发挥大炮的威力呢！

等我们到了东北，哪有什么大炮呀？那时候四平保卫战刚结束，部队被迫一路退过松花江，撤回了哈尔滨。

不少大炮和其他重装备都在撤退过程中被轻装了，可惜呀，但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

之前的东北民主联军有大炮，但无人会使。等我们炮校的人马到了，却又变成有人会使，却没有了大炮。

在一个大仓库改建的礼堂里，东北局召集全体炮校师生开会。林彪说，我们现在只有很少的炮，所以一部分同志继续办炮校，一部分下到部队，更多的同志要去做地方工作，同志们要理解。

林彪特别要求做地方工作的同志不要讲怪话，也不要想改行。他说，你们是革命的宝贝，很快就会让你们回来干本行的。

我被分配到吉林海龙县山城镇，在地方政府里当秘书。才去的时候心里很别扭，慢慢也就习惯了，适应了。干了半年，正干得起劲呢，接到通知，让我到通化炮校报到。

地方政府的领导坚决不让我走，想把我留下来。我说那可不行，我干的是炮兵，但还没朝敌人打过一炮呢。

我被分配到第3师第8旅，担任炮兵连长。我刚到连部，就看见通信员背着个日军的“98式”测距仪，可把我高兴坏了。那时候，测距仪可是高科技啊，是宝贝啊！

我在延安炮校学习的时候，整个炮校就只有一台测距仪，那是专门派人从重庆费尽周折弄回来的。

上课的时候，每个学员只能看一小会儿，碰一下都小心翼翼，像捧着个鸡蛋似的，就怕劲使大了，把它弄坏了。

我从通信员手里拿过测距仪左看右看，正在摆弄的时候，指导员进来了，他告诉我，从四平撤退那会儿，行军时看见步兵连队的一个战士手里拿着这个测距仪，就想用自己的望远镜跟这个战士换。

那战士说，你们是炮兵，你的望远镜就自个儿留着吧，这玩意儿就送你了，只是拜托你们炮兵老大哥，以后打炮的时候打准一点，不要再打到步兵阵地上，伤了自己人。

刚和指导员聊了一会，旅里就来命令了，让我们马上赶到二道河子，敌人正在河对岸山沟里集结。旅部命令我们赶过去敲他们几炮。

我们连就4门炮，一门德国造的克虏伯山炮，已经是爷爷辈的老古董了。另有两门日军的41式山炮，就一门刚刚在金山堡战斗中缴获的美制75榴弹炮比较新一些。

到了那，副旅长带着几个参谋也过来了。我用测距仪测出距离是3500米达。副旅长不相信，他竖起大拇指瞄了好一会，凭经验目测说至少在5000米达以上。我告诉他，测距仪是科学仪器，要相信科学。

副旅长瞪我一眼：“大字不识几个，还跟我讲科学？”

我没再多讲，按3500米达组织试射，第一发炮弹就正中敌群，接下来就“哐哐哐哐”把半马车炮弹打完了。副旅长一挥手，步兵冲过河很快就解决了敌人。

我们连正准备退出发射阵地，副旅长过来把我背着的测距仪要过去摆弄了好一会，我还在担心他不还给我时，他把测距仪递回我手中，转身离去时嘴里叨咕着：“要相信科学……”

平时没有战斗的时候，炮兵们的工作就是到处“捡洋落”。在过去苏军和日军打过仗的地方，挖呀、翻呀，跳河里，跳湖里捞呀。

当时东北军政大学副校长兼炮校校长朱瑞提出了16字方针，“分散干部，搜集武器，发展部队，建立家业！”

我们也经常能够捡到一些宝贝，用好几门残缺不全的炮，拼拼凑凑装配成一门好炮。有时也能捡到几门完整的火炮。

数九寒天，为了得到日军投降时抛入湖中的3门重炮，炮校校长朱瑞亲自带人凿开冰封的湖面，派人潜入水中系上绳子，硬是从镜泊湖里捞回了3门大炮和几十发炮弹。

其它各部队也依葫芦画瓢，在各自区域内展开地毯式搜找，截止1947年末，东北民主联军共搜集到各类火炮700多门、其中加农炮23门、榴弹炮26门、山炮108门、野炮97门、其余的是各种迫击炮和步兵炮。

我们就是用这样的办法，艰难地度过了1946年至1947年这段最最困难的时期。

除了这样的“捡洋落”，东北民主联军当时的火炮来源，主要还是靠战场缴获。我当炮兵连长那时候，我们旅就只有我这一个炮兵连。

等辽沈战役结束后，每个师都有炮兵营了。纵队还有炮兵团，东野总部还组建了一个炮兵纵队，全是150、155大口径榴弹炮和加农炮。”

1946年从吉林柳河县参军的李如吉，当了一辈子的炮兵，离休前曾任40军炮兵团团长。

老人回忆道：

1947年下半年之后，东北野战军在东北战场上是胜仗连连，火炮也缴获得越来越多。这时候，不缺炮了，又开始缺人手了，而且缺口很大，光靠炮校培养出来的人员，已经完全不够用了。

每一仗打下来，战斗刚结束，我就马上带上几个人，去步兵部队找他们要俘虏。每次都是站在俘虏堆里扯开喉咙大声喊：“干过炮兵的都过来，跟我走。”

才开始，俘虏们不懂，以为解放军是找炮兵报复来了，谁都不敢过来。后来解释清楚了，一喊就过来了，就连根本没有干过炮兵的也冒充炮兵，争着抢着过来。

本来呢，按我军政策，由俘虏变为解放战士，一般都要集中学习一段时间，经过思想教育之后，才能够补入部队。

但现在东野的炮兵部队太缺人了，各种缴获的火炮一大堆，可就是没人来用它们。于是，干过炮兵的俘虏就成了香饽饽，只要愿意干，今天过来受教育，明天就可以上战场。”

东北战场3年打下来，国民党军队的火炮几乎全部被我军缴获，而使用这些火炮的国军士兵，其中的大部分都成为了解放战士。

当时东野各个纵队的炮兵团，普遍存在“两多”，一是有文化的人多，二是解放战士多。每个炮兵连，解放战士至少占一半。

就比如刘震的2纵，仅仅钟伟的第5师，就完完整整地缴获了敌人的4个炮兵连。

什么叫完完整整？

就是从驭手到炮手、从弹药到火炮、从骡马到车辆，全套架构，一样都不少。

在战场上大量缴获的同时，东北军区还建立了自己的兵工厂。1948年，光我们自己的兵工厂就生产出两千门“60炮”、炮弹75万发、手榴弹150万枚、子弹1700万发。除了用于东北战场，还大量支援其他战区的各大野战军。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发起的天津战役，我军500多门大口径火炮对天津城垣实施火力急袭。仅仅15分钟，就在天津西面城墙上轰出了两道几十米宽的豁口。

我军突击部队38军、39军就是沿着这两个被炮兵轰出来的豁口攻入天津城的。历时29个小时解放天津的战役中，东野炮兵部队立下了头功。

原东野第39军116师师长汪洋回忆道：

“打天津，我们师攻到寿丰面粉厂门口时，从里面钻出一个上尉军官，跑到我面前啪地一个立正：报告长官，我是62军67师炮兵连长，全连集合完毕，请长官接收。

本来我们正准备攻击面粉厂，他到好，把全连都集合好了，就等着我们去接收。好吧，那就赶紧跟他过去看一看……

好家伙，还真是训练有素。最前面，4门日式94山炮一字儿排开，后面100多人的队伍站得很齐整。再往后，80多匹骡马、还有车辆、弹药，排得整整齐齐，那牲口都不乱动一下。

可把我高兴坏了，这又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山炮连啊！

走进一摸，4门炮都是冷冰冰的，战斗都打了20几个小时了，这个炮兵连居然一发炮弹都没有发射过。

我问这名上尉连长，你怎么一炮都不打呢？

他往城外一指，说道：“你们那炮兵阵地上，一门门火炮像地里的高粱一样密密麻麻，我这要一开炮，你们的炮弹马上就会砸过来，到时候这100多个人，怕是连骨头渣子都找不到……”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这支从白山黑水一路打到天涯海角的百战劲旅，以卓越的战绩，证明了自己是一支无坚不摧的英雄部队。

1955年我军首次实行军衔制时，第四野战军被授予将、帅军衔的人数，为四大野战军之冠，共计360名。其中，元帅2名、大将3名、上将14名、中将43名、少将298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