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制是中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地方行政制度，它上承皇帝与朝廷，下接基层的乡亭里制，直至普通百姓之中，直接将西周时期的“层”状结构，变成“网”状结构。并将与之相应的上计制度、俸禄制度、选官制度，还有户籍制度、乡亭什伍组织等纳入其中。就是这种“网”状结束将整个阶层“緾”在一起，成为国家民族整合的工具。

郡县制下的”派生制度“

(资料图片)

郡县制第一个改变的是血缘关系束缚，不再世袭，郡县官员全由君主选任。由此派生下诞生了上计制、新型选官制、俸禄制等。

君主选任郡县官员，一个最直接的问题是以什么“标准”选人。周代采取的是血统标准，采用世卿制，层层进行分封，官职完全掌握在贵族手中，非贵族成员完全没有进入官僚队伍的机会。这样一代代继承下去，贵族永远占据为官得到的利益，形成了“世卿世禄制”。

郡县制的出现首先打破的是“世卿世禄制”，再加上春秋战国大国之间的战争加剧，君主不能事事躬亲，所以对于官吏选任的标准，主要是以”军功“为准，能否立功成为其升迁与否的关键，因此官吏积极表现，争取立功，这就构成了官僚制度的最初形态。

俸禄制

“世卿世禄制”下，”贵族“的“工资”是靠所封之地（封邑）创收的，而君王收回“封邑”，派新的官员上任后，俸禄理论上就是由“朝廷”发放，不再由封邑上直接领取。

比如吴起变法中的有一条“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即将封君爵位世袭改为三代之后剥夺掉，这种直接从根上断掉楚国贵族利益的手段，当然令楚国的贵族对吴起恨之入骨，以至于在楚王死后，贵族们直接对吴起动手。

上计制

所谓上计制度就是郡县地方官吏在每一年的年终时，要将下一年度的户口、田地数额和赋税总额乃至治安状况都写在上计簿上，呈交国君，国君以此来黜陟奖惩，即是年终考核。

此种制度就是大国为应对竞争，要详细掌握国家之内的户口、田地以及赋役数额而作出准确的预算。上计制本来是相当粗糙的，比如魏国邺县守西门豹。

时西门豹为魏国邺县守，第一年治理邺县时兢兢业业，但因不给权贵送礼得罪了魏文侯身边的人，所以第一年的“上计”考核中，魏文侯认为西门豹不合格，要“收其玺”，最后西门豹“愿请玺，复以治邺，不当，请付斧锧之罪”，西门豹请求魏文侯再让他干一年，如果还不合格，就以死谢罪，魏文侯便答应了。

第二年，西门豹“重敛百姓，急事左右”，用这种从百姓处敛财的方法奉承权贵，得到的考核结果是优秀，魏文侯以“迎而拜之”的礼仪接待了他。最终西门豹对魏文侯说出实情，西门豹因此得到魏文侯的重用。

郡县制对思想文化的统一作用

郡县制的统一成为促进“工具”与“文化”上的基础，大家最熟悉地是“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改币制”。

度同制，即“标准”统一，具体就是长度、容积与重量单位。最具体方法是由秦朝廷制作“精确”的器具，而后将这些“标准”器具送到对应的郡县与官署，各官署与地方官府，将“标准”度量衡器置于公开场所，以便各种需要者校对。

这其中对文化思想影响最大的就是“书同文”，比如汉代出现今古文经的争辩。今文经是指战国以来通过口传心授，以当时通行的隶书抄录的儒家著作定本，古文经是指先秦时期用六国文字书写的儒家典籍。

也就是说同一种书籍，可能因文字的改变，其本义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到了西汉后期出现了“今古文之争”，后由东汉郑玄得今古文合流，经也随着历史发展变为七经、九经、十二经、十三经，并在汉代以后的历史中成为哲学正统，影响至今。

“大一统”有大一统的好处，但也有它的坏处，比如说“西门豹治邺”，就是“对上不对下”的典型。郡县制是维持大一统格局的利器，这种自上而下的利器压住了“自下而上”的动力，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从来都是上位之后，利用这套工具压住下方的力量，就是不与下方妥协，直到最终一起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