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月30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2022年新征文物史料新闻发布会，其中有一新发现的史料——侵华日军《阵中日志》引起了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盛鸿的注意。

经盛鸿教授研究“慰安所”近30年，对于侵华日军士兵新井淳《阵中日志》中的“慰安所”方面的记录，他认为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并拟将该史料融入正在修订的《南京沦陷史》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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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经教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新披露了一批史料，其中有日本士兵新井淳的《阵中日志》，这本日志对“慰安所”相关研究方面具有什么价值？

经盛鸿：我也关注到了这则新闻。据目前披露的材料，还无法确认新井淳是日军哪支部队的士兵，需要进一步研究。但从披露的信息看，可以确知1938年1月1日他尚在南京，而且刚好见证了一处“慰安所”的设立。

日本当局制订的“慰安所”，是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上罕见的战争暴行的体现，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与凶残。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的初期阶段，日本军部从后方征调的日本、朝鲜籍“慰安妇”一时不能立即大量地运抵南京，“军队的非法违纪事件越来越多”，日本军方当局在当时采取了应急措施，密令各部日军先自行设立各种临时性质的“慰安所”。于是，各部日军随意选择一些场所，建起各种挂牌子或不挂牌子、条件简陋的临时“慰安所”。

1938年1月日军各部队在南京自行开设的“慰安所”。 （日“上海派遣军”军医大岛宫男摄）

由于这类“慰安所”多存在时间不长，且多建在日军的军营里或军营附近，为临时性质，因而在日本军部设立“慰安所”之后，它们都被撤销，荡然无存，没有留下任何遗迹，我们只能从一些有关当事人的记述与回忆中，看到一些情况。

如日军第一一四师团的一等兵田所耕三回忆说：从下关把女人装上煤车，送到村庄，然后分给士兵。一个女人供15-20人玩弄。在仓库周围找个有阳光的好地方，弄点树叶之类铺好。士兵们拿着有中队长印章的纸，脱下兜裆布，等着轮到自己。

而新发现的新井淳的日志，讲述了1938年1月1日设立“慰安所”的情况。他在日志中说：“从今天起，开设了慰安所。每个人30分钟，费用是下士官150钱（1.5日元），士兵100钱（1日元）。相当的热闹，一直处于满员状态”。

这是早期由日军各部设立的临时性“慰安所”。这则史料对临时性“慰安所”的研究来说，是很重要的发现。

1938年1月日军官兵拥挤在南京“慰安所”门前。 （选自[日]洞富雄《日支事变－上海派遣军司令部记念写真帖》）

记者：据媒体报道，这是目前发现的在“慰安妇”制度正式确立后日军在南京开设慰安所时间的最早记录。

经盛鸿：可以这么说。但这并不是南京最早成立的“慰安所”。

我将“慰安所”的设立分为三种途径，一是日军各部队奉命自行设立临时“慰安所”；二是由中国的地痞流氓与伪政权设立“慰安所”；三是日军部直接开办或委托日侨娼业主设立“慰安所”。

除临时“慰安所”外，有明确时间记录的“慰安所”，最早的是在1937年12月22日。

侵占南京后不久，日军“南京特务班”的大西一少佐，就指令汉奸孙叔荣、王承典等人，建立“皇军慰安所”。王承典原是“南京保泰街的拍卖人，与南京的下流社会过从甚密”。他认识对办妓院很内行的黑社会人士乔鸿年，就向大西推荐，由乔鸿年承办“慰安所”与招募中国妇女。

抗战结束后，乔鸿年被抓捕。据他的供词，当时他选定了傅厚岗、铁管巷两处公馆巨宅，作为“皇军慰安所”开办地，开设时间为1927年12月22日。他的供词现藏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档案室。

1937年12月23日，伪“市自治委员会”成立。第一件重要事项就是为日军建立“慰安所”。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的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迈士，记述了西方人士得知日方当局的这一措施时，都十分吃惊与气愤。

1938年年初，乔鸿年与王承典、孙叔荣等人，又在南京其它一些地方，开办了多家“慰安所”。4月12日，他还申请开设“人民慰安所”，用来接待日军官兵，地址选在位于夫子庙贡院街海洞春旅馆。

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为了这件事还专门发出了第239号训令。这份档案现存南京市档案馆。

由中国流氓汉奸与伪政权开设的“慰安所”，存在的时间比临时“慰安所”时间较长。1939年以后逐步减少，或停办，或由日方接管。

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为设立“人民慰安所”开设的第239号训令。

记者：您刚才提到日军设立“慰安所”还有第三种途径。

经盛鸿：日军在南京设立“慰安所”的第三条途径，是由日本军部自行开办，或由日本军部委托日侨娼业主（包括日本统治下的朝鲜半岛人娼业主）在南京择地设立。这类“慰安所”设立得较晚，后来逐步成为南京最主要的“慰安所”，尤其是在日本统治南京的中、后期。

近年来，我结合查阅日伪时期档案、报刊史料，到南京城内外各地，进行实地调查与社会访问，查实了不少由日本军方或日侨娼业主开办与经营的“慰安所”。

像夫子庙到大行宫一带，这是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又是日本当局划定的日本侨民聚集居住的“日人街”所在地，并且靠近日军的兵营与许多军事机关，因而由日本军方或日侨娼业主开办与经营的“慰安所”，多而集中。科巷、三条巷、四条巷、利济巷、文昌巷都有。

这一带的“慰安所”，较大的有太平南路的“安乐酒店慰安所”。这家酒店由桂系元老马晓军与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人合资建成，店名由于右任题写。日军占领南京后，将店名改为“一乐也打酒店”，也称“南京饭店”，由日军军部主管，公开名称是“日军军官俱乐部”，实际上是一家由日本军方直接开办的高级别的“慰安所”。1945年8月，南京警备司令部司令官邱维达将军就看到：“日军成立慰安所是公开的，当时南京就有好几处挂着牌子的慰安所，如坐落在太平南路的安乐酒店，就是日军的一个高级慰安所”，后被邱维达下令将其封闭。

还有一处“松下富贵楼慰安所”位于南京常府街细柳巷福安里5号。这里原是李姓人家的住宅与出租房屋，有4幢，临街两幢为二层连体楼房，后面两幢是洋式小平房，有约40多个房间。日军占领南京后，便将这些房屋占为私有，建成一家“慰安所”，交给一个姓松下的日侨娼业主及其妻子管理与经营。1939年，逃难出外的李姓人家回到南京，向松下索要该处房屋。松下不仅不归还房产，而且殴打李姓家人。李家只得避居在太平巷一处房子里。汪伪政府成立后，还告知李姓人家不可再向松下索要房产，直到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李姓人家才收回这4幢房屋。

当然，最有名的，是利济巷“东云慰安所”，由一个名叫千田的日侨娼业主经营。在这座洋楼的一楼、二楼的中间，各有一条狭长的通道，通道两边，是两排分别朝南、朝北的小房间，一间连着一间，房门对着房门，均为长方形，一楼有14间小房间，二楼有16间小房间；在每个小房间的门上，都钉有一块圆形的号码牌。部分房间之间的隔墙被建成“Z”字形，在凹进去的地方设置床位，放置榻榻米，另放几张桌椅板凳和一张衣柜。这是“慰安妇”们被迫接待日军的场所。在一楼进门处设一吧台，墙上挂着各个“慰安妇”的照片与号码。在二楼中间一个小房间的上面，还有一间狭小的阁楼，是关押、吊打不听管教的“慰安妇”的地方。在这座洋房外的西南面，就是那座临街的二层楼房，一楼中间有一条过道，有大铁门，在大铁门口设一售票处。在这座洋房外的东面，是一排低矮简陋的平房，是“慰安妇”们洗浴与吃饭的地方。

日军官兵到这里时，要在大铁门口购票入内。据一些南京老人回忆，很多挎着圆柄刀的日本兵在楼下的小铺子刚喝完酒，就醉醺醺地来到这里。日本兵还会打这些女子，有时房间里会传出女孩哭喊的声音”。“东云慰安所”是2002年前后由我与战友们调查确认的，当时在南京、在全国都激起很大的反响。

经盛鸿于2003年在原“东云慰安所”旧址调查

不光城南，城北、城外，汤山、江浦等地，日军据点都设有类似的“慰安所”。2000年左右，我骑着自行车去汤山考察，了解了日军长期将汤山炮兵学校占作兵营，在当地设立了几家由日侨娼业主经营的“慰安所”。

很多人知道我研究“慰安所”问题，就问我，日军南京究竟开设了多少家“慰安所”？这个问题没办法回答。单单是临时性“慰安所”就无法统计。再加上地痞流氓开办的“慰安所”，数字就更难以精确，目前我们能找到的“慰安所”旧址，基本都是日军由第三种途径开设的。

记者：这些“慰安所”开设到什么时候被消灭的？

经盛鸿：很多人都以为抗战胜利了，这些“慰安所”就被查封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9日冈村宁次向中国战区签署投降书。但何应钦迟迟没有下达解除驻南京日军武装的命令。在一度沮丧以后，日军气焰又重新抬头，其表现之一，就是“日军的慰安所依然生意兴隆，醒目的牌子高悬街头”。

这激起了南京中国军民的强烈不满。担任南京警备司令的邱维达经请示何应钦授权，于1945年10月收缴日军的武器、弹药与物资，集中看管全部日军，限制冈村宁次等的行动等，“同时，日军设在南京的‘慰安所’也予以查封，把招牌砸掉，所有中外从业妇女一律遣散”。

至此，在南京存在了约八年之久的日军“慰安所”与“慰安妇”制度，才被彻底送进了历史垃圾堆。

校对 陶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