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十三年，郭英与兄长郭兴等二十四人追随自立门户的朱元璋离开濠州。此后几十年间，郭英“身历大小百余战，伤痕遍体，未尝以疾辞”。付出获取了丰厚的回报，最终郭英位列“淮西二十四将”，并于洪武十七年被明太祖册封为武定侯。
注：郭英的哥哥郭兴在洪武三年太祖第一次大封功臣时被册封为巩昌侯，洪武十七年郭兴因病去世，并被太祖追封为“陜国公”（不能世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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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郭英的运气和政治眼光也不错。毕竟淮西二十四将中只有两人活过洪武朝，而郭英位列其中（另一个是长兴侯耿炳文）。但是洪武朝后，郭英的气运似乎就到头了。
在靖难之役中，郭英坚决地站在了建文一边。不但多次率军与朱棣交战，并且在他的影响下，其女婿辽王朱植也没像大多数兄弟那样作壁上观，而是直接拒绝了朱棣的招揽站到了建文一边，搞得朱棣非常被动。
靖难之后，朱棣对建文旧臣展开了大清洗和报复，不但用残忍的手段处死他们，而且他们的妻女也被送入教坊司过着非人的生活。但是轮到郭英时，朱棣又似乎放下了一切，只是革职让他回家养老。
不是朱棣良心发现了，而是郭英除了有太祖御赐的免死铁劵外，还有一道非常特殊的护身符 – “钦定皇亲”。而且这个身份被明太祖朱元璋亲自写入了《皇明祖训》。
皇亲国戚有犯，在嗣君自决，惟谋逆不赦。余犯轻者，与在京诸亲会议 ...... 今将亲戚之家指定名目，开列于后：皇后家、皇妃家、东宫妃家、王妃家、郡王妃家、驸马家、仪宾家、魏国公家、曹国公家、信国公家、西平侯家、武定侯家。
对于张口闭口都是要遵从祖制的朱棣而言（驾崩前的最后一句话都是“丧服、礼仪，一遵太祖皇帝遗制”），还真是不好动郭英。不过朱棣很快就有了报复郭英以及郭家的办法。
永乐元年二月，年近七十的郭英病逝于家中。明成祖追封郭英为营国公并谥威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成祖报复的手段就是死拖武定侯爵承袭一事，而且这一拖就是二十二年。
明仁宗登基后，郭英家又迎来了短暂的春天，因为郭英的孙女是仁宗的宠妃。在皇帝身边有红人，那袭爵的事情就好办了，但是最终却给郭家办出了麻烦。
郭贵妃是郭英次子郭铭的女儿，为了自己的亡父（建文四年郭铭被朱棣包围于泗州，因不愿投降，自尽殉国），郭贵妃想把将武定侯爵转到自己所属的二房一脉。此时郭英的长子郭镇虽然也不在人世（建文元年病亡），但是他有嫡子郭珍。
换句话说，郭贵妃要干违背祖制的事情。原本这事是不太可能的，但就因为她得宠，这事儿最终让她给做成了。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仁宗下旨郭铭之子郭玹袭封武定侯爵。为了固化自己的战果，郭贵妃又做了个双保险。
郭英的原配马氏无子，妾何氏生庶长子郭镇，严氏生庶次子郭铭。郭贵妃为自己的亲祖母严氏讨得“营国夫人”的封号。在明朝“夫人”不是随便就能叫的，一二品大员的正妻才能被称为夫人。
其实郭镇正妻的身份也不简单，是明太祖的十二女永嘉大长公主、明仁宗的姑母。但永嘉大长公主面对这种“明抢”，不仅无应对之策，连申辩都不敢。不过这种借助皇权的碾压，既在郭家制造了内部矛盾，也为郭家埋下了定时炸弹。
洪熙元年五月，登基仅十个月的仁宗暴疾驾崩，郭贵妃也走到了自己人生的尽头。早就看她不顺眼的张皇后赐予她为仁宗殉葬的“尊荣”。永嘉大长公主觉得自己儿子的机会来了，上疏朝廷，指出郭玹袭爵违制，要求剥夺其侯爵并改授给自己的儿子郭珍。
虽然大长公主在理而且郭玹的靠山郭贵妃也不在了，但是大长公主的诉求还是被朝廷无视了。因为郭玹有个新的靠山 – 明宣宗。明宣宗朱瞻基在做皇太孙时就和郭玹的关系非常要好，两人不但常一起出去游猎，宣宗出巡时也常留郭玹镇守京师。
宣德十年，宣宗驾崩，永嘉大长公主的侄曾孙明英宗朱祁镇登基。大长公主再次上疏朝廷，要求将武定侯爵改授予自己的儿子。这次皇帝回复了：
书复永嘉大长公主曰：“所喻武定侯郭玹之事，皆先朝时所为。朕笃念亲亲，已命郭珍为锦衣卫指挥佥事，侍养左右矣。况曾祖姑谨厚之德，皇家戚畹，素所推重，岂屑屑与人告讦者哉？此奏必出郭珍所为。若付法司，罪不可逭，今且容之。望曾祖姑以大义训珍，令守礼法。若执迷不悛，祖宗之法具在，朕不敢私。”
《明英宗实录·卷十五》
英宗不但拒绝了自己曾祖姑的要求，还变相地威胁大长公主，再纠结这事儿就把她儿子下狱。可以确定这不是明英宗自己的意思，因为这个时候他才八岁，还没亲政，大概率是“内阁三杨”的代笔。
阁臣们不是不明白道理，反而就是因为明白才不同意。因为同意大长公主的要求，就意味着承认先皇犯错了。而这又不是什么事关皇朝安危的重大事项，所以在这些阁臣们看来，大长公主的委屈，远不如先皇颜面重要，还是将错就错更好。
永嘉大长公主应该也明白了这层意思，此后十多年她也没再提这事情了。到了正统十二年，武定侯郭玹因病薨逝。大长公主觉得，相关人等差不多都亡故了，“错”也该结束了。于是又一次上疏朝廷，为自己儿子讨要侯爵。
此时已经亲政的明英宗下旨英国公张辅等调查此事，看看郭珍和郭玹的儿子郭聪谁更有资格袭爵。张辅的调查结果让大长公主大跌眼镜，还是郭玹一脉更有资格。
下英国公张辅等覆核。言聪、珍皆前武定侯英曾孙。聪祖铭，嫡次。珍祖镇，庶长。聪于例当袭爵。
《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一》
这就是当年郭贵妃做双保险的效果，她为严氏讨要的“营国夫人”身份，让偏袒郭玹的张辅有了借口，原本的“妾”变成“妻”了，二房也从“庶”变成了“嫡”。
但是张辅的理由非常牵强。首先张辅把郭珍的辈分压了一级，郭珍原本是郭英的孙子。其次严氏当年是郭英的妾，这个事儿是没人否认的，更重要的是郭英并没有将严氏抬升为“妻”，而且郭英薨后郭家也没人有资格抬升严氏（妾扶正为妻是有规矩和流程的）。
所以严氏虽然被诰封为“营国夫人”，而且明朝规定“妻”才能被称为“夫人”。但这并不能说明她变成“妻”了，反而可以说那次诰封违制或者不合适。
通过调查明英宗应该是明白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出于为父祖避讳，也为了解决问题。他没有同意张辅的结论，而是换了一个方法。
英宗既没有将武定侯爵授予郭聪，也没有把侯爵给郭珍，只是授他俩锦衣卫指挥佥事一职（白吃俸禄）。英宗虽然没有明说，但大概率是不想再册封武定侯了，让这段纠葛慢慢消散于时间中。
十年后情况再次发生了变化，这一年英宗通过“夺门之变”再次登上帝位。为了笼络人心重新获取支持，英宗不但大赦天下，还大肆封赏皇族勋贵们。郭家不但也在这次封赏之列，还被明确告知要“还袭侯爵”。
天顺三年，郭珍的儿子郭昌正式袭封武定侯（此时永嘉大长公主也已薨逝）。时隔三十多年，武定侯爵终于回到了长房一系手中。但是好景不长，天顺五年郭昌就病亡了。此时他的儿子郭良尚未成年，还不能袭封，武定侯爵又开始空悬了。
成化四年，成年的郭良上疏朝廷请求袭封。但这个时候二房的郭聪又出来搅局，上奏称武定侯爵应该是他的。
土木堡之变后，皇帝们不再像明初那样通过勋臣控制明军进而统御皇朝，皇帝们开始依仗宦官、内阁来掌控天下，换句话说皇帝们不再那么重视勋臣们了。既然不再重视自然也就不愿意白养了，因此宪宗借这个机会又把武定侯爵袭封一事给搁置了。
争了几十年的爵位，一下又凉了，郭良很不服气。此后几年他不停地上疏朝廷，要求袭爵。到了成化九年，终于激怒了明宪宗。宪宗不跟他扯袭爵的事，而是直接威胁再敢纠缠就将他革职 -- “上曰：朝廷于良事已累处置而烦渎不已。若复有所当，并指挥革之。”
但郭良没像他的曾祖母永嘉大长公主那般服软，反而继续上疏申辩、讨要爵位。虽然最后宪宗没有革除他的职务，但把他送入锦衣卫大牢关了好几年。
成化二十三年，明孝宗登基。郭良借着新皇帝登基大赦天下、施恩皇朝的机会，再次上疏要求袭封武定侯爵，结果孝宗毫不犹豫的将他革职为民。一是孝宗不想为了这个不关痛痒的小事就推翻先皇禁令，二是孝宗也一样认为这帮勋贵对皇朝已无用途，能少一家是一家。
不过郭良并没有放弃，此后他仍然不停的找机会、托关系上疏朝廷，讨要自家爵位。到了弘治十五年，不胜其烦的孝宗为此专门召集了一次廷议，要终结这个问题。
明朝到了这个时候，朝堂的文官也一样不待见这帮勋贵。因此廷议时不少官员并不同情郭良，反而觉得他不念皇恩（郭良被免官后一年，孝宗又恢复了他锦衣指挥佥事一职）没事找事。不过一个跟这事儿不怎么相干的人，改变了郭良以及郭家的命运。
礼部右侍郎焦芳把武定侯爵袭封的事情给拔高到了肯定明太祖开国之勋的至高大义上，“争爵之罪小，开国之勋大。岂可以争爵之小故，废开国之勋”。这一下就没人反对了，因为谁再反对就“其心可诛”了。
当年郭良正式被朝廷册封为武定侯，此后武定侯爵的传袭再无波澜。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破北京的当天，末任武定侯郭培民以身殉国，郭家完整的陪伴了自己先祖亲手创建的皇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