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实时：南宋宗室与泉州海外贸易

宋代泉州海外交通发达，海外贸易繁荣兴盛，为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元祐二年(1087)在泉州设市舶司。市舶司的主要职责是“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徕远人，通远物”。市舶提举直接参与到海外贸易活动中，朝廷选人是否得当，与市舶司收入有着紧密的关系。此外，市舶司收入如何，也直接影响着宋廷的财政经济状况，所以宋廷上下对市舶提举的选任相当重视。 “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耳。”“诸路提举市舶官皆当慎择，苟非其人，则措置失宜，海商往往不至。”

南宋是泉州海外贸易发展的重要时期，宗室参与到海外贸易活动中，是这一时期泉州海外贸易的重要特点之一。南宋建炎三年(1129)，南外宗正司迁泉州，多任命宗子充任泉州市舶司官员。宗室成员参与到海外贸易中的方式，主要有担任市舶官员管理海外贸易，参与海外贸易的商业活动等。

(资料图片)

一、宗室成员担任市舶官员

宋代管理海外贸易的主要机构是市舶司。市舶司主要长官是市舶使或市舶提举，属下有监舶务、干办公事等职务。在宋代市舶官员中，宋代宗室担任市舶官员的现象比较突出。根据文献记载统计，宋代福建路市舶司先后有14位宗室担任过市舶官员。其中赵公达、赵士鹏、赵汝彧、赵亮夫、赵不熄、赵崇度、赵汝适、赵彦侯、赵希楙、赵师耕、赵隆孙和赵孟传12人是市舶提举。赵汝谠和赵崇是监泉州市舶务。

赵公达，宗室。绍兴四年(1134)在提举茶盐兼市舶提举任上罢。绍兴四年(1134)，以臣僚言“公达初为淮宁府仪曹不法”，与新广东运判潘辟、浙东提举茶盐陈鼎、广东提举茶盐张世才、湖北提举茶盐徐嘉问、湖南提举茶盐胡纬并放罢。【1】绍兴四年(1134)殿中侍御史常同言：“新福建提举茶事赵公达，赃吏也。”【2】

赵士鹏，宗室，专奉秦桧，绍兴间任市舶提举。《八闽通志》作“赵士鸣”。查《宋史》宗室世系表无士鸣”，应为“士鹏”。绍兴十五年(1145)十一月五日，以“秦桧友婿”的关系由知江阴军提举两浙路市舶。绍兴二十七年 (1157)十一月十六日，“王珪论士鹏再任提舶，凡珍异之物，专以奉秦桧，而盗取其半，以为私藏”。“殿中侍御史王珪言：‘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公事赵士鹏、夔州路转运通判官王珏皆秦桧亲党，居官贪虐，常以官钱市珍异玩好之物以奉秦嬉。’诏并罢”。【3】

赵亮夫，宗室，开禧间任市舶提举。《八闽通志》：“赵亮夫，开禧间任。”绍熙二年(1191)正月九日在知秀州任上，以臣僚言其“顷悴静江，谄事詹仪之，妄作害民及累任臧污不法”而放罢。【4】

赵不熄，宗室，嘉定六年（1213）十月罢。淳熙中，添差平江府排岸兼船场公事。嘉定六年（1213）十月二十二日，“提举福建市舶赵不熄更降一官，先因臣僚言其多抽番舶，抄籍诬告，得旨降两官放罢。既而给事中曾从龙复乞更行镌降，永不得与监司郡守差遣”。【5】宝庆元年（1225）五月丙寅（六日）赵不熄为保康军承宣使、嗣濮王。

赵崇度(1175-1230)，字履节，号节斋，宗室，江西余干人，赵汝愚第五子，终年56岁，任时43岁。嘉定十年 (1217)知泉州兼市舶提举。曾提举湖南江西常平、主管建康府崇禧观。著有《馨湖集》《左氏常谈》《史髓》《节斋闻记》等书。“先是，浮海之商以死易货，至则使者、郡太守而下，惟所欲刮取之，命日‘和买’，实不给一钱。蠙珠、象齿、通犀、翠羽、沉脑、薰陆诸珍怪物，大半落官吏手。媚权近、饰妻妾，视以为常，而贾胡之衔冤茹苦、抚膺啜泣者弗恤也。以故舶之至者滋少，供贡阙绝，郡赤立不可为。及是公以选来，余亦代公守郡，相与划磢前弊，罢和买’、镌重征’，期年至者再倍，二年而三倍矣。”【6】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34《石鼓挽章祭文后》：“嘉定十年，某自江东漕移守泉，提舶使者赵侯崇度实摄州事。”嘉定间知邵武军。卫泾称其 “家法严整，吏事详明，推其恻怛忠诚之心，施于抚摩爱利之政。…崇度临之以至廉，行之以不扰，人自感服，举无异词，即其操履，允是远器……崇度乃故相忠定公汝愚之子。”【7】

赵汝适(1170-1231)，宗室，字伯可。绍熙元年(1190)，赵汝适以父荫补将仕郎，绍熙二年(1191)授迪功郎、临安府余杭县主簿。庆元二年(1196)因锁闹没能参加科试，赐进士及第，授修职郎。庆元六年(1200)后，历任潭州湘潭县丞、绍兴府观察判官、知婺州武义县、临安府通判、南剑州知事。嘉定十七年(1224)九月，以朝奉大夫来泉州任福建路市舶提举；宝庆元年 (1225)九月，兼权知泉州，同年十一月兼知南外宗正事。赵汝适在泉州期间，泉州的海外通商贸易兴旺，亚非各国商人、传教士、旅行家大量来泉。赵汝适在市舶司任内，勤办舶务，与亚非蕃商友好交往，利用闲暇，遍访当时侨居泉州的蕃商，完成泉州海交史专著一书二卷，并于宝庆元年结集付梓，题名《诸蕃志》。其《自序》云：“汝适被命来此，暇日阅诸番图，有所谓石林、长沙之险，交洋、竺屿之限；问其志，则无有焉。乃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里之联属，山泽之蓄产。译以华言，删其秽渫，存其事实，名曰《诸蕃志》。”

赵师耕，宗室，燕懿王德昭七世孙，居浙江黄岩。嘉定七年(1214)进士。淳祐中任西外宗正司知宗、提举常平茶司公事。淳祐七年(1247)知泉州兼提举市舶司。淳祐七年(1247)赵师耕至九日山祈风，在九日山西峰留下了祈风石刻，“淳祐丁未仲冬二十有一日，古汴赵师耕以郡兼舶，祈风遂游。”

赵彦侯，绍兴间知泉州。彦侯，宗室，字简叔，居福州怀安，宝庆二年(1226)进士，终年71岁，有诗50卷。刘克庄云：“彦侯除西外宗正，下车未几，改南外，摄郡兼舶。适继饕残，化以廉平，泉人大悦。舶琛满前，更以例进答而却之。余尝和公诗云：‘健吏安知元结事，贪夫愧死伯夷风。’人谓之实录。知饶州未上，改湖南提刑。……季春戊午。享年七十有一。……诗律琴趣妙一世，尤工草圣。入仕余四十年，家无留货。”【8】《福建通志》卷21《职官二》：“赵彦侯，绍定间任。

赵希楙，宗室，淳祐间任市舶提举。《八闽通志》：“赵希楙，淳祐间任。”曾知永州。

赵孟传，景定间知泉州。孟传，宗室，赵与昉子，浙江四明人，景定间知泉州。刘克庄《赵孟传依旧秘阁修撰除提举福建市舶兼知泉州制》：“互市置使，非宝远物也，所以来远人也。后之居是官者，失其意。彼愚民以命易货于鲸浸万里之外，幸登于岸，重征焉、强买焉，或陷之罪而干没焉。商贾失业，民夷胥怨怒。朕弄印久之，不知所付。尔清吏也，明使指近属也。知朕意集台之选，无以易。尧玉之在郑商者，可勿买；珠之去合浦者，可复还矣。”【9】曾知严州，景定间任福建转运副使，后任江东漕。

赵汝谠，绍熙元年(1190)至三年 (1192)。汝谠，宗室，字蹈中，赵善继子，赵汝谈弟。《宋史》卷413《赵汝谠传》：“历泉州市舶务、利州大军仓属。从臣荐宗室之贤者，监行在右藏西库。韩胄谋逐赵汝愚，汝谠兄弟昌言非是……斥使去国坐废十年……登嘉定元年 (1208)进士第……与史弥远不合，请外，改湖南提举常平，易江西，寻提点刑狱。”汝谠常言：“宗子不忘君，孝子不辱身，临难则功业当如朱虚，立身当如子政”。著有《清漳新志》10卷。按：韩侂胄谋逐赵汝愚被免相在庆元元年 (1195)二月，此时，汝谠监行在右藏西库，以其初任在绍熙六年(1200)，其任利州大军仓属凡三年计，则泉州市舶务约在绍熙元年(1190)至三年(1192)间。《民国福建通志》职官志卷4：“赵汝谠，庆元间任。”此说不确。

赵崇盀，淳祐三年（1243）四月在任。颜颐仲等祈风石刻：“太守、贰卿颜颐仲，祷回舶南风，遵彝典也。提舶、寺丞刘克逊俱祷焉。重司存也。礼成，饮福，尚羊品壑，真胜践也。别驾卢同父、左翼权军陈世才，舶模赵崇、邑令尹薛季良从与祠事也。宗正徽猷赵师恕，适拜开国命，弗果至也。时淳祐癸卯孟夏乙丑也。书者同父也。”【10】

综观以上宗室担任市舶官员的情况，宗室担任市舶官员的情况，在北宋一朝尚未发现，都是在南宋以后担任的。这可能与宋廷对宗室政策的调整有关。北宋朝廷对宗室管理严格，不允许宗室担任实际职务，但是到了南宋以后朝廷对宗室的政策发生改变，宗室参与政治的现象增多，其中宗室赵汝愚官至宰相就是显证。另外，在诸路市舶司当中，又以福建路的情况为多，这与南宋初年外居宗室管理机构南外宗正司和西外宗正司先后迁入福建的泉州和福州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泉州的南外宗正司。其中还有一部分市舶官员有担任宗室管理官员的经历，如福建市舶提举林之奇就是“由宗正永提举闽舶”【11】，这说明外宗正司与泉州市舶司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

在这些宗室市舶官员中，有不少宗室体现出良好的政治素养。如赵崇度，嘉定间提举福建市舶兼泉州知州时，“罢‘和买’、弊‘重征’，期年至者再倍，二年而三倍矣”；监江阴军市舶务赵善待，“未尝私买一物，人亦不敢干以私。高丽之至者，初止一艘。明年六七焉。语人日：吾闻长官清正，所以来此”。因为这些宗室市舶官员的个人廉洁素养和采取的宽松政策，使得来华贸易的船只数量和人员增加，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

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利欲熏心贪腐不堪的个例。如曾任两浙路、福建路两地市舶提举的赵士鹏，因王珪弹劾他任职期间“凡珍异之物，专以奉秦桧，而盗取其半，以为私藏”而被放罢；提举福建市舶赵不熄，因臣僚言其“多抽番舶，抄籍诬告，得旨降两官放罢”“永不得与监司郡守差遣”。可见当时朝廷为了发展海外贸易，针对那些贪腐官员，即便是宗室，也要给予降级或罢免等严厉的惩罚，以起到惩戒警示的作用。

二、参与海外贸易从事商业活动

海外贸易的发展，促使宋朝社会各阶层都踊跃参与商业活动，希望能够从中获得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宋代宗室也不例外。尤其是到南宋以后，海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就诱使天潢贵胄“为懋迁之利，与商贾皂隶为伍”【12】，导致出现宗室“不免散居民间，出入市井，混杂细民”的现象。作为市舶司、南外宗正司所在地的南宋福建泉州来说，到底有多少宗室参与了海外贸易，目前无法得知，但其中可以肯定的是有不少宗室私自参与了海外贸易活动，以至到嘉定时期出现“南外宗子，商于泉者多横”【13】的评价。对这种情况，美国学者贾志扬在《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一书中也有类似论述。他认为“泉州居住着数量众多的宗室，因此肯定有不少人至少作为投资者私自参与了贸易。”【14】

宋代宗室参与海外贸易活动，从宗女嫁给来华外商的情况也可以得到一定的说明。元祐年间，广州一刘姓外商因娶了宗女而“官至左班殿直。刘死，宗女无子，其家争分财产，遣人挝登闻鼓，朝廷方悟宗女嫁夷部，因禁止之”。【15】这个事例说明当时外商和宗女的联姻是互惠互利的。一方面外商通过与宗女结婚的政策可以获得官职，另一方面宗女嫁给外商，可以改善宗室的经济状况，进而可以联手开展商业活动，获得巨大的利润。

1973年，福建泉州后渚港出土的宋代海船也是宋代宗室参与海外贸易的有力证据。经过傅宗文先生的考证，该出土海船属于泉州南外宗正司，最有力的证据是海船上发现的96件木牌签。这些木牌签中标明“南家”的就有18件，标明“南家记号”的1件，以上共19件，占该海船出土木牌签总数的20%。此外还有一些与宗室有关的木牌签。傅宗文先生认为，木牌签中的“南家”就是泉州民众或南外宗正司所属官吏称呼南外宗子的徽记；“安郡”为宗室安定王派的徽记；“河郡”为商王元份四世孙、河东郡王仲霜的徽记；“昶郡”，商王元份五世孙士卒后封赠咸安郡王，古船发舶在恭王时，故避恭王显，将“咸”改为“昶”；“兆郡”，南外宗京兆夫人的省称。该船出土的木牌签，还有南外宗正司官吏的标识：“朱库国记”，朱姓监亲睦库官；“稠司”，亲睦库稠姓攒司，“曾干水记”“张干水记”“林干水记”，曾干、张干、林干，为宗人家干【16】。这些海船出土的证物，充分说明了当时南外宗正司的官员事实上也已转化成为海船的官纲纲首。该海船就是宗室直接参与海外贸易活动的有力证明。

三、宗室舶官对泉州海外贸易的影响

宗室是与统治者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作为特殊群体，他们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深有感触，都尽心竭力地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他们的利益与统治者息息相关，许多对外贸易政令的密切执行都与他们有关。不管是直接管理还是间接参与海外贸易他们大多能够恪尽职守，为海外贸易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从某种程度上讲，宗室是宋代市舶贸易中不可或缺的活跃元素。他们虽身份特殊，但在任职期间并不嚣张跋扈，大多数能以维护朝廷利益为己任，将国家利益摆在首位。在对外贸易过程中，他们逐渐形成了一套认识和管理体系，对海外贸易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在招徕蕃商、减免抽解收税、发展地方社会经济等方面政绩斐然。

蕃商来华贸易，货物经过阅实、抽解、征榷之后方能自由买卖。许多不法舶官利用职权之便侵吞蕃商财货。虽然宋廷允许蕃商越诉，但是越诉时间长、程序繁多，商客精疲力尽后也未必能够索回已损失财物，久而久之，他们只好选择忍气吞声，任不法舶官逍遥法外。宗室舶官在任职期间，极力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废除了正常征榷、抽解之外的不法征税行为，甚至为商人减免税率，赵崇度、赵彦侯等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赵崇度，“字履节，号节斋，宗室，江西余干人，赵汝愚第五子”，嘉定十年(1217)知泉州兼市舶提举，是宗室人员担任市舶使者较有作为的。他到任之前，官吏克扣舶商严重，“浮海之商以死易货，至则使者、郡太守而下，惟所欲刮取之，命日‘和买’，实不给一钱。蠙珠、象齿、通犀、翠羽、沉脑、薰陆诸珍怪物，大半落官吏手。媚权近、饰妻妾，视以为常，而贾胡之衔冤茹苦、抚膺吸泣者弗恤也。以故舶之至者滋少，供贡阙绝”。等到赵崇度来到泉州后，罢和买、禁重征等，“期年至者再倍，二年而三倍”。赵汝愚曾是当时名宰，严谨有为，在宋王朝转折时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和牺牲，赵崇度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廉洁有为的好知州、好舶官，这应与其父赵汝愚的教育大有关系。赵彦侯，“字简叔，宗室秦悼魏王之后”。绍定年间“除西外宗正，下车未几，改南外，摄郡泉州兼舶”，到任后，“适继饕残，化以廉平，泉人大悦。船琛满前，更以例进，答而却之”。船舶来临时，检阅官吏以蕃货进奉市舶使是不成文的定例，赵彦侯到任之后，鞭答了进奉官吏，此后舶官贪渎进奉之事大为减少，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蕃商的盘剥。

鉴于前朝灭亡教训，宋代君臣对外戚、宦官的祸国殃民体会得尤为深刻。北宋一代，统治者也是竭尽所能地减少宗室、宦官的特殊权利，使他们不能狐假虎威、为虎作怅。南渡后，宗室成员与当政者血缘关系越来越疏远，大多为五服之外的疏属。出于对当时面临的特殊政治状况的考虑，南宋的统治者开始大胆任用疏属宗室成员，在管理海外贸易方面表现尤为明显。大多数任职宗室能够不负所托，认真管理、经营对外贸易，促进了南宋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加。作为与皇室有血缘关系、同为一个家族的特殊群体，这种身份认同使他们区别于一般士大夫。“靖康之变”又使得大批皇室近属流离，南下临安后疏属占宗室成分的大部分，这就唤醒了宗室成员内在的“家族荣誉感”。他们从小在宗学受到极好教育，通过科考入仕，说明其参政拥有良好的知识基础。富国兴家的责任感使得他们带有一种宗室特质，对优秀有抱负的宗室成员来说，忧国忧民的意识要比一般士大夫强烈，不是坐享其成、不劳而获，而是努力寻找繁荣大宋的方法和途径。市舶贸易能够获取丰厚的利润，为维护统治创造物质基础，因此他们积极招徕、惠待蕃商，以保祖宗基业永久。

宋宗室市舶使主要任职地为泉州。南渡后，市舶收入成为宋廷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作为管理贸易的宗室成员，理当为维护宋王朝的统治根基努力。泉州在宋代飞速发展，甚至一度与广州看齐，宗室任泉州市舶司提举可谓天时地利人和，顺理成章。出任市舶使的宗室成员中大部分能够明确和承担责任，对海外贸易和当地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调适政策、招徕蕃商、保护蕃商利益，以建设者的主人翁精神积极参与到海外贸易活动中，可以简单地归纳说，宗室舶官作为特殊的外贸管理者，对泉州市舶贸易的影响是积极的，为泉州港发展成为宋元时期中国海洋商贸中心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系泉州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注释

【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70之13。

【2】(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3，绍兴四年二月乙未。

【3】(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8，绍兴二十七年戊寅。

【4】(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73之4。

【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75之2。

【6】(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43，《提举吏部赵公墓志铭》。

【7】(宋)卫泾：《后乐集》卷12，《举赵崇度赵彦北徐简乞赐擢用状》同诸司。

【8】(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69,《秘阁东岩赵公》。

【9】(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69，四部丛刊本。

【10】(清)陈笑仁《闽中金石略》卷4，《历代碑刻》第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