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理争强权：顾维钧传》，金光耀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22年2月。 （资料图/图）

一部顾维钧的传记，写尽民国时代的外交史。

顾维钧属于民国时代出现的职业外交官群体的典型人物。从北洋时期参加巴黎和会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担任外交总长期间处理临城劫案、归还威海卫租借地、中俄复交悬案、中比修约诸多谈判；南京政府时期，介入“九一八”与“七七”事变后的国际交涉；在抗战中，担任驻英大使，努力协调中英关系；战后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的筹备，直至50-60年代担任国际法院法官。他的一生，勾串起半个世纪诸多的外交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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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国家谈判交涉中，遇有争议，最终总是根据列强的意志来妥协。李鸿章设计过许多以夷制夷的外交招数却难成大事，自己反而被洋人的强权和谋略玩了进去，成为后世长久的诟病。进入民国，主政者也无明晰长久的外交战略。许多事就靠外交家把握机遇，创造机会。顾维钧笃信“公理战胜强权”，运用掌握的国际法知识进行说理，伴之各种斡旋、沟通，争取国际力量的支持协助。其理念和能力大大超出前朝。尤其在抗战后期利用国际形势的变换，提升中国成为战后“四强”地位，他所作的努力，不能被忘却。然而外交最终不看雄辩，关键还是国家实力和利益交换，所以顾氏外交，依然充满掣肘，步履维艰。

顾维钧一生留下浩瀚的回忆录和各种史料。金光耀早年就在哥伦比亚大学阅读顾氏捐赠的225盒档案文献，做了持久的学术准备。1999年他写出《顾维钧传》，现又修订成本书，将浩瀚素材条分缕析，把民国历史上诸多事件的台前幕后生动再现，是一桩有益的学术功德。

《土山湾画馆人物志》，张伟、张晓依著，中华书局2022年10月。 （资料图/图）

中国人绘制西洋画，是从清中叶广州的外销画开始的，其美术技法教育的种种细节，现在尚不能完全知晓。到了近代，传教士在上海徐家汇以南的土山湾创立孤儿工艺院进行素描、水彩、油画和雕塑的系统教育，则是中国最早的西洋美术传授机构，和西画人才滥觞之地，是中国近代美术史的一个开端。

本书爬梳史料，叙述了从西班牙修士范廷佐、意大利神父马义谷、法国神父艾尔梅在徐家汇创建的绘画和雕塑宗教用品的工艺学校（1852-1862），到范廷佐的中国学生陆伯都将其并入孤儿院（1864），改称图画间（俗称土山湾画馆），收徒传艺；再到刘德斋、潘国磐、那彦英执掌画馆的不同发展阶段，以及孤儿院著名学生徐咏青（擅长水彩，后来成为民国月份牌广告画的创建者）、张充仁（后留学比利时，成为著名雕塑家）、徐宝庆（后来成为海派黄杨木雕创始人）学艺过程和艺术成就，也印证了徐悲鸿所说“土山湾亦有习画之所，盖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也。”

前些年，我兼任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院长，学院的徐汇校区，正是土山湾孤儿院旧址，所以我对这段历史尤为关心，将土山湾孤儿院称作中国职业教育、油画教育和工艺美术教育的三重发源地。今年欣逢土山湾画馆成立170周年，这本介绍17位画馆师生学画经历和艺术贡献的专著，值得大家一读。

《伏尔加河上的水电站》，[俄] 布尔金·叶夫根尼·阿纳托利耶维奇著、华盾译，北京三联三联书店2022年3月。 （资料图/图）

本书讲述的故事，对中国读者是遥远而生疏的。却是苏联上世纪工业化的一段历程。

列宁说，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全国电气化，修建伏尔加河水利枢纽是这一愿景的具体措施。1931—1937年，苏联基于工业、交通、供水和农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建立强大军事工业集群所配置的能源战略，开始制定伏尔加河根本性改造方案。苏联国家计委负责协调多部门和机构，建立专门的设计院研究院，使复杂的技术问题得以在相对较短时间突破解决。派出大批党团员骨干参加建设，也使用劳改营的囚犯进行强制劳动。由于战前的大规模投入，二战期间，伏尔加河水利枢纽几乎是莫斯科电力系统唯一的不间断电力来源。

阿纳托利耶维奇运用大量档案和史料来再现这个过程，这是苏联建设模式的一个缩影。涉及体制，也涉计复杂的组织管理和配套体系。我们常说苏联模式，这个模式其实有骨架有血肉有自己的灵魂，显然不仅限于“计划经济”这样一个单调术语。上世纪50年代中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是从引入了苏联模式开始的，这个时代虽然早已远去，但了解苏联人怎么起步，以及它在其本国运作的原始样貌，还是很有必要的。

最近我在阅读中国上世纪50年代城市建设的史料，其中1954年全苏建筑工作人员会议上，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式”复古建筑风格，提倡为居民建造快速拼装住宅的讲话，就对中国建筑界影响深远——它引发1955年“反浪费”运动和批判梁思成“大屋顶”理念，也引入“赫鲁晓夫楼”，后来遍及大江南北。上世纪50年代我国的建工系统、建材系统和建筑设计院模式，都是仿效苏联的。不知三联的“苏联，苏联”书系，能否再译介一本这方面的研究著作？

姜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