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敌伪军和改造基层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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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桥决战以后，国民党以“曲线救国”名义，密令分散苏北各地之保安旅和正规军，纷纷投敌，使伪军数量大增，企图借日寇力量共同消灭我军。当时，苏中地区的日军系统，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春这段时间内，主要是独立第十二混成旅团，旅团长先是丸山，后为南部襄吉，旅团部设在泰州，直辖于日军华中派遣军第十三军团。这支部队，是我“挺纵”北渡前在苏南的老对手。我们过江开辟苏中抗日根据地，这支部队也就跟来江北，经我军迭次打击，损失过半。一九四三年春被撤销建制，编入第七十师团。一九四五年三月又编入独立九十旅团。独立第九十旅团是新编成的部队，补充的新兵很多，和我军作战直至日本帝国主义投降。
苏中地区的伪军原为数寥寥。一九四一年初，国民党军队大量投敌。汪伪为了统一伪军的指挥，以藏卓为主任，在泰州设立伪军事委员会苏北行营。李长江部附逆后，日伪将其部改编为伪第一集团军，李长江任总司令，颜秀五任副总司令，孙鹏举任参谋长，下辖伪二十四至二十七四个师，颜秀五、秦庆霖、陈才福、何林椿四人分别担任各师师长;伪第十、十一两个独立旅，丁聚堂、孔端五分别担任旅长;还有一个特务团，熊伟夫任团长。李长江的司令部设在泰州，部队分驻塘湾、大轻庄、大四庄、古溪、黄桥、姜堰、曲塘等据点。接着，原国民党八十九军三十三师的一个团长潘干丞和西北军将领刘湘图在苏北率部投敌，日伪又将其部改编为伪第二十二、二十八两师，驻宝应和兴化。
不久，原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八旅旅长杨仲华率部投敌，日伪委以苏皖边区绥靖军总司令兼伪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杨仲华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一期炮兵科的毕业生，与侵华日军影佐特务机关长有师生之谊，故他的部队被扩编为好几个师和独立旅，由徐绍南、孙建言、顾继超、谷正之、赵军山等分别任师、旅长。杨仲华的司令部设在东台，部队分驻如皋、石港、马塘等据点。此外，还有伪第一方面军任援道部的新编第十九师，驻泰兴。一九四三年春，日伪对我苏中地区“清乡”，为强化伪军，于五月二十七日撤销其苏北行营，改设苏北绥靖主任公署，任命项致庄为绥靖主任。苏中地区之伪军大部改编为“清乡”大队。
经过我苏中军民的反“清乡”斗争，伪军被消灭或瓦解甚众。日伪又调孙良诚任苏北绥靖主任，将其伪第二方面军从河南开封调来我苏中和苏北地区，其所部赵云祥的伪第四军和王清瀚的伪第五军分驻扬州、泰州、盐城、阜宁等地，直至抗日战争结束。
伪军的番号很多，编制名义上“三三制”，但兵员严重不足，空额很多。有的一个团只有一百余人，一个营只有几十人。这些伪军大部分是在国民党“曲线救国”政策下投敌，虽然其部队成分相当复杂，流氓、土匪、兵痞很多，但和日军有矛盾，伪军与伪军之间也有矛盾。有的下层官兵民族意识还未完全丧失，其中大部曾与我军打过交道或曾经被我军击溃过，而且伪军士兵生活也很痛苦，往往三五个月不发铜，每天两餐玉米，菜金只一角多钱。其头目大部为了升官发财或保家产而投敌，各个部分往往各自独树一帜，独霸一方，甚至勾心斗角，互相掣肘。敌人也有意识地在伪军中制造矛盾，以便分而治之。这为我们争取和瓦解他们提供了有利的借条件。
苏中的争取和瓦解敌伪军工作是比较活跃的。建立根据地的初期，在我们思想上比较重视的是对伪军的工作，因为江北地区的伪军数量特别多。据一九四O年年底统计，伪军总数为八万八千人，至一九四五年春则扩大到四十余万人，而苏中地区的伪军，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间即有三万五千人，居华中各战略区之首位，而日军仅四千余人。如果我们能在军事上制服伪军，在政治上争取和控制伪军，则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在做伪军工作时，又以我一、三分区的李长江部和二分区的杨仲华部为重点对象。这两支部队，我们以往均和他们打过交道，有的一度还有过较好的关系。我们的统战工作有缺点，有些不该靠向敌伪的部队也靠过去了。如颜秀五的部队靠向日伪，在某种程度上说，与我们的统战工作没有做到家有一定关系。
一九四二年，陈毅发电报给粟裕，强调苏中要做好日伪军工作。以后，他给我们来信，又一再指示要我们十分重视做日伪军的工作。
我们认为陈毅的这一意见是非常正确的，而且很及时。当时，日伪不断向我进行大规模“扫荡”，同时正在加紧准备对苏北实行“清乡”，大小城镇被占，根据地被分割封锁。只有把伪军争取过来，或使其保持中立，我们才能在苏中地区站稳脚跟。
苏中区党委经过认真研究，除一师及所属各旅原有敌工部、敌工科等组织外，地方上又决定成立敌伪军工作委员会，由我担任书记，徐平羽为秘书长，周林等为委员。各地委也相应成立敌伪军工作委员会分会。一分区惠浴宇任书记;二分区刘明凡任书记;三分区朱克靖任书记;四分区陈伟达任书记。各县也加强了对敌伪军的工作。在区党委领导下，从上到下，各级党委都有人负责做这项工作。这些伪军，过去我们曾经对之做过争取工作，比较熟悉，有基础，联系方便。
我们分析了苏中地区日伪之间的矛盾。日军以少数驾驭近十倍的伪军，不得不采取强化政策，利用伪军之间的矛盾相互制约，进行统治，这有利于我们争取伪军。
一九四二年六月，日军进攻太平洋上的中途岛失利，军情十分紧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以加强对英美的作战能力，和保证其对中国占领区的统治，加紧推行“以华制华”的政策，实行“统帅之纯一化”的“战时体制”，决定对汪伪军事机构进行重大调整。八月二十六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第一0六次会议，通过了调整军事机构方案。苏中地区的伪军各部均面临整编，日伪矛盾更加突出。
陈毅说得好:“敌人驱遣伪军以攻我，伪军靠利用敌我矛盾求生存，我则靠利用敌伪矛盾以坚持”。从此我们把争取伪军工作放在重要地位。在区党委部署下，惠浴宇、朱克靖利用过去的关系，冒着风险去伪第一集团军李长江部做深入细致的争取工作;夏征农等则去伪第二集团军做杨仲华部的工作;“联抗”的黄逸峰也恢复了与李长江、杨仲华的联系，继续做他们的工作。反复给他们讲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的战争形势，并晓以民族大义，劝他们不要再助封为虐帮日军残害抗日人民，要他们认清形势为自己留条后路。经过一段时间的争取工作，成效很显著。李长江部表现最好，表示愿意靠拢我们。
一九四三年初，日军大“扫荡”时，惠浴宇就住塘头据点颜秀五家附近搞情报，颜派他的亲信去镇江、扬州、南京打听情况，然后用事先约定好的暗语打电话回来，很快摸清了日伪军的凋动情况和整个兵力部署。在敌伪大“扫荡”时，我一分区主力从通扬运河以南跳到北边郭村一带活动，十八旅主力则移到塘头附近坚持斗争，甚至连我军兵工厂也一度搬到颜秀五的据点里继续生产。那些地方均是李长江部的防地，颜秀五等尽力给我们掩护和提供情报。我们曾想争取李长江部起义或反正，但因时机未到，没有执行。杨仲华部也有所转变，为我们提供军事、政治情报，并曾透露想把部队拉过来，我们考虑杨部官兵吃不了苦，拉过来后会变成我们的包袱，暂时没有同意他们行动。
伪军的家属大多住在农村，我们做伪军家属的工作，每每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把其家属的思想工作做好了，他们就写信或进据点去说服自己的子弟或丈夫，劝其不再死心塌地跟敌人做伤夭害理的事。伪军越向我们靠拢，日军就越压迫伪军。日伪军之间的矛盾本来就相当尖锐，一个日军的小队长就可对伪军的师长、团长、营长颐指气使，大耍威风;日军对伪军的下级军官和士兵更是不把其当人看待，动辄打骂，甚至杀害。日伪军的驻防地方也远远分开，不准伪军靠近。凡此种种，伪军十分不满，我们很容易争取他们。我们以往对伪军只打不拉，后来改变为争取为主、打击为辅的策略。日伪军出动“扫荡”，总是将伪军放在前面打头阵，我们就放过伪军，专打后面的日军。日军伤亡很大，吃了苦头，回去又找伪军出气。日伪军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伪军就愈靠向我们。
一九四二年底，日军已觉察李长江、杨仲华等与我新四军有联系，通过其在汪伪政府中的最高军事顾问影佐少将等与汪精卫谈，要加以解决。日、伪皆有顾虑。李长江部有一万多人枪，杨仲华部也有数千人枪，一撤换，就可能发生兵变。日军只有千人左右，无论如何均无法控制局势。再三研究对策，决定先以较弱者开刀。
敌人利用杨仲华与伪经理总监何炳贤的矛盾，以杨“擅自截留款项”的罪名将其革职查办，判处五年徒刑，剥夺了他的军权。汪精卫害怕杨部兵变，出面说情，下了特赦令，让杨到周佛海那里担任伪中央税警团海州分团分团长的职务。敌人对李长江部迟迟不敢动手。一九四三年派项致庄去苏北任绥靖主任。项是一个十分反动的家伙。敌人企图利用项来控制李长江部。项致庄到任后，还是不敢贸然下手。直拖到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汪精卫才用明升暗降的手段，以伪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撤销第一集团军的番号，调李长江到南京任伪军事参议院副院长，颜秀五当了空头军长，夺了他们的兵权。而以汉奸项致庄当改编后的总司令，直接加以控制。
拆散李部伪军原来的各部编制，将平时不相容的伪军归并在一起，以达到相互掣肘的目的。这样，伪第二集团军和第一集团军被先后解散和改编。
项致庄统率苏北伪军后，积极反共，“扫荡”泰州北乡唐家甸一带的李明扬部，以切断原李长江的部属和李明扬的联系，防止伪军倒戈。这就促使日伪军之间的矛盾更趋激化，新、旧伪军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剧烈。
伪三十四师之一三五团在我党做了工作后，于一月五日在如皋加力反正。我们就利用这一时机，于一月七日由苏中区党委发出了《关于组织对敌伪政治攻势的指示》，在所有伪军中主要打击项致庄部，建立反项的联合战线，在旧派伪军中进一步开展上、中、下层的各项工作，与他们订约，以双方保持现状为目标，并派大批可靠干部打入伪军内部，采用秘密委任的方式订立将来秘密反正的协定。并个别发展我有关组织。伪军和我们拉关系，主要目的是为了保存自己和留条后路，一则既不被我军吃掉，又不被日军吃掉;二则将来形势发展趋向全面胜利，他们又不至于走投无路。
他们中不少人对国民党还存在幻想，要他们立即起义或反正，是比较困难的，但经过我们做工作，基本上保持中立，有时还替我们做一些事情。这样，敌人“扫荡”、“清剿”、“清乡”的计划，我们一般都能够事先掌握，指挥机关始终没有遭受严重损失;我们在敌伪据点打埋的伤员或家属等，受到一定的保护;苏中、苏北与上海和江南联系的交通站，也经常能得到沿江伪军的掩护和帮助。
以后，敌人将孙良诚及其伪第二方面军从河南调来，主要布置在扬(州)、高(邮)、宝(应)和盐(城)、阜(宁)一线，加强对我苏北、苏中地区的控制，又增添了我们一些困难，但原来靠向我们的一些伪军(尤其是其中下层)变动不大，我们的工作照常能进行。到一九四四年初，国际国内的形势更有利于我开展有效的争取工作，苏中地区的伪军基本上已能为我军制服。是年一月五日，驻如黄线的伪军三十四师副师长率一个营在加力起义，随之，各地伪军纷纷反正或向我投诚。在一二个月内，反正伪军达八千余人。这和我们深入细致的争取工作是分不开的。
苏中在区党委的领导下，对日军工作也做得有声有色，很有成效。区党委办了日文报纸，印发了日文宣传品，经常通过在敌占区的地下党员秘密散发或张贴。有时，组织人员在日军据点周围唱日语歌曲，增加日军的厌战情绪。对待日军俘虏则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生活上给予优厚待遇。在战场上利用日语喊话，瓦解日军的斗志。经过我党我军多方面的工作，日军中许多人思想波动，日俘日渐提高觉悟，有些人成为反法西斯战士。
一九四三年，陶勇的三旅部队在如东双灰山战斗中俘虏了敌独立第十二混成旅团的一个“模范士兵”名叫松野觉。此人受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很深。刚抓到时，他死死赖在地上傲傲大叫:“打死我，打死我!拿枪打死我!”我战士上前拖他起来，他手抓足踢，差点把我战士身佩的一颗手榴弹拉爆炸，战士们只好用绑腿布将他捆绑在门板上抬回来。他被俘后又想跳河，又想逃跑。三旅敌工科长程叶文和政治教员宋之光等，通日语，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陶勇还亲自出面请他吃饭。他还口口声声说他是“大日本皇军士兵，决不会泄露皇军秘密”，要求“快点杀掉”他。经过耐心的启发教育，后来他转变得很好。那时的俘虏中，还有岗奇周治等好几个日本人，情况都和松野觉差不多。
一九四三年初，松野觉等觉醒了的日军士兵，正式成立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苏中支部和在华日本人共产主义者同盟苏中支部。二月一日在东台三仓河召开成立大会，粟裕、陈王显和我都到会向他们表示祝贺。他们一个个都讲了话，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罪恶，表示要与新四军携起手来一起战斗，打倒日本法西斯。
成立大会上，滨中政志当选为反战同盟苏中支部书记长;松野觉当选为宣传委员，并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苏中支部的一员。他工作非常勤谨负责，经常冒着枪林弹雨，在阵地上向日军喊话，甚至与日军进行火线辩论，成为一位坚强的反法西斯战士。一九四四年三月，在著名的车桥战役中壮烈牺牲。我听到松野觉牺牲的消息，十分悲痛，同时也十分敬佩。车桥战役中，我一师主力生俘日军二十四名，创造了六年来华中俘虏日军最多的新记录。我们举行了一次茶话会，我以苏中行署主任的名义，欢迎从车桥西之卢家滩歼灭战中过来的十三名日本战俘。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中各地支部均发来电报，祝贺我军车桥大捷。《苏中报》发表了《松野觉不死》的专稿。
《解放日报》发表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华中总支部负责人冈本进的《悼松野觉》一文。苏中的日本反法西斯战士们还节约了二百四十元救济我受难同胞。这时，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胜利发展，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决定解散，成立日本人民解放联盟。五月下旬，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华中协议会成立，我发去了贺电。车桥战役中过来的日本士兵中有十四人参加了解放联盟。以后，我又接见过如中海河滩战役中俘来的十名日军士兵。这十人集体参加了解放联盟。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拖得愈久，伤亡愈大，日军的思乡和厌战情绪便愈浓重。日军在我苏中地区只有四千多人，却占了五六十个据点。其中在泰州占了县城、海安、曲塘、姜堰、蒋垛、漆撞、时堰等处;泰兴占了县城、黄桥、口岸、季家市、天星桥、古溪、昆芦市、姚家岱、失迷、马甸等处;靖江占了县城、新镇市、生祠堂等处;
南通占了县城、唐闸、天生港、白蒲、金沙、四甲坝、立余镇等处;如皋占了县城、丁堰、岔河、马塘、掘港、丰利等处;海门占了茅镇、青龙港、三厂等处;东台占了县城、安丰、富安、潘撇、大中集等处;泰东占了拼茶、李堡、紫湾等处;兴化占了县城、刘庄、白驹等处。日军占据那么多个据点，很易被我军各个歼灭，挨打时又无法救援，捉襟见肘，惴惴不安，士气日渐低落。
驻泰州的日军一个中队长，被我们争取了过来。他从内心深处钦佩我新四军，认为新四军好，日军有些什么情况，就及时告诉我们，但行动很秘密，生怕暴露，因为他的家在日本。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前，我们派人去做他的工作，见到他时，他很紧张，说:“你们怎么敢跑到这里来!赶快走!这里危险哪!”策动日军向我投诚的行动，未能成功。当时，由于蒋介石下令不准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如果有日军向我投降，则要追究其总司令官冈村宁茨的责任。日军内部控制极严，大批向我投诚的事情很难做到。
苏中区的敌伪军工作，领导力量是强的。惠浴宇、朱克靖、夏征农等分区党政主要负责人亲自做这一工作。敌人据点里也有我们的敌区工作组织，由周林等负责。同时，还有一批骨干，包括日本和朝鲜的同志在内。
我苏中军区的敌工部长程叶文，原名金成甲，就是朝鲜咸镜北道人，在苏联西伯利亚上过学，后到上海当日文教员。抗战开始后来苏中抗日根据地，先在四分区工作，后调军区任敌工部长。
一九四七年我任华中野战军“七纵”司令员时，他又担任我“七纵”的敌工部长。这些同志是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几位朝鲜同志都会说日语，有一段时间他们经常在我身边，工作很有成绩。抗战胜利后，他们有的返回自己的祖国去了。可惜，时隔四十多年，我已大多记不清他们的姓名，然而他们的音容笑貌有时还会在我脑海浮现。
苏中抗日根据地创建初期，从政权方面说，专署、县、区三级我们是掌握住了。据一九四二年初统计，三位专员、十一位县长均为我党党员;九十五个区长中，我党党员有四十五人，进步的国民党党员五人，其他党派三人，拥护我党的无党派人士四十二人;区长、科长以上二百十七人中，我党党员有一百三十六人。但是一千多个乡长中，我党党员极少，乡、保长绝大多数是留用的旧人员。由于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我们又缺少干部，对基层政权的改造暂时无法全面展开，只好通过乡、保长训练班或开乡、保长会议等途径对他们进行教育，推动他们为抗日民主政府工作。
一九四二年以后，敌伪不断大规模“扫荡”，接着又对四分区实行“清乡”，战斗频繁，地区分割，交通困难，上下联系不便，乡的独立自主性增强，敌伪又以这批旧乡、保长作为与我争取基层政权的主要对象，因而改造基层政权，废除封建保甲制度，加强乡政权的建设，就成了我们十分迫切的任务。同时。经过几年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农抗会等群众组织已普遍建立，积极分子大批涌现，近半数的乡已建立了支部，改造基层政权的条件已经具备。
一九四三年三月，苏中行署由民政处处长宋日昌亲自抓东台万盈乡的乡选试点，摸索总结了一些经验。六月一日由苏中行署颁布了乡政府组织法，规定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方法，或成立正规的新乡制，或成立临时乡政府，乡长或由县区聘定，或者委任。是年下半年，形成改造基层政权的高潮，即使是处在反“清乡”斗争激烈的四分区，也积极、稳妥地开展了这项工作。
一九四三年底，全苏中区乡一级政权机构经过改造的乡已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四强，有五千多个党员担任了乡长、副乡长。基层政权的改造成功，人民当家作主，不仅经济上而且政治上也翻了身，铲除了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赖以统治农村的社会基础。
在苏中区党委领导下，四分区在对敌斗争尖锐复杂的处境中，争取敌伪军工作和改造基层政权工作，对于苏中区的整个抗日斗争，特别是反“清乡”斗争，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是一种革命艺术，在复杂的斗争中，做不好这一点，要取得胜利是很困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