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快报讯 12月13日,第九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为了共同的记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海外征集藏品展》在南京拉开帷幕,展出来自海外的5组代表性文物藏品。
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大屠杀历史影像、侵华日军士兵保存的日军暴行相册、南京大屠杀加害者的自述音像带、报道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欧美报刊、东京审判加拿大检察官亨利·诺兰质证南京大屠杀惨案元凶松井石根的档案,它们都在揭露着侵华日军的累累罪行。据了解,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馆以来,始终坚持以物存证,19.2万余件馆藏文物史料构成了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侵华史的“记忆之场”。
(相关资料图)
16毫米的摄影机拍下了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影像画面
1937年11月,南京沦陷前夕,包括约翰·马吉、约翰·拉贝在内的20多位外籍人士商议并组成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设置了25个难民收容所,在此后救助了25万多名中国难民。日军侵占南京后,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惨案,约翰·马吉冒着生命危险拍下了日军屠城的血证。此外约翰·马吉还在鼓楼医院拍摄了百姓在医院接受救治的画面,他们中有些成了控诉南京大屠杀的证人。约翰·马吉拍摄的一名正在被救治的病人,是当时怀有6个月身孕的李秀英,因反抗日本兵身中37刀,幸存下来的李秀英曾在战后多次赴日本参加证言集会,控诉日军暴行。
1938年,为了向全世界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约翰·马吉决定将胶片对外公布。他找到当时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的乔治·费奇,将1至4号胶片盒委托给他。费奇将胶片包好缝在了大衣里,躲过日军盘查,成功将之带离南京。到上海后,费奇将胶片制作了4份拷贝。这4份拷贝在战时曾经被带到美国、英国、日本和德国等地播放,在当时的国际社会曾产生了广泛影响。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约翰·马吉出庭作证,这台16毫米摄影机拍摄的影像资料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铁证。
△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大屠杀历史影像
2002年10月,约翰·马吉之子大卫•马吉将其父在南京大屠杀时拍摄的摄影机及17分钟版影像的胶片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2005年,这台摄影机和胶片被评定为抗战类国家一级文物。
5张历史照片揭露侵华日军罪行
展览中125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中,有5张摄于南京,每一张都是侵华日军暴行的见证,这是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士兵堀越文夫保存的相册。
堀越文夫原是一名银行职员,1937年被征召入伍,编入第一〇一师团第一四九联队,当年9月登陆上海,参加了侵占上海的作战。
1938年8月20日,堀越文夫在江西患肺结核,1939年1月回日本。堀越文夫之子冈崎俊一表示,或许是因为那时父亲生病住院,才没有经过军事当局的检查,从而保存了这批照片。
2008年5月14日,堀越文夫之子冈崎俊一先生,专程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亲手捐赠了他父亲的相册。捐赠时这组照片是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冈崎俊一表示,专程赶赴纪念馆捐赠其父保存的历史照片,正是为了维护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衷心祝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共同发展健康持久的中日友好关系。
250位侵华日军士兵口述
松冈环曾在日本担任小学历史教师,她发现日本教科书中,甚少提及二战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历史,这促使她在1988年,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试图寻找书中缺失的“碎片”。
为了佐证南京大屠杀历史,松冈环和她的伙伴们从1997年起在日本多地采访参加过攻打南京的日本老兵,向日本全国各地发出300封呼吁信,在东京、名古屋、大阪、广岛等地开设电话热线征集线索,每个周末携带器材去三重、奈良、大阪等地访问老兵。
而要曾经的加害者开口说出“不堪的过去”,何其艰难?“我不想说”“你回去吧”“南京健忘症”出现在许多侵华日军士兵身上,但这些都没有阻挡松冈环和她的伙伴们调查下去的决心,最终留下了250位侵华日军士兵的口述。
这些侵略者的自白,成为加害方“最后的口述”,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和第三方人士记录相互印证,还原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细节。
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南京大屠杀惨案铁证如山不容篡改!
现代快报+徐梦云 徐苏宁/文 吉星 刘畅 王曦/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