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福，1904年出生，四川云阳人。原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少校军官，1942年入缅作战中，担任师长戴安澜将军的机要秘书。戴安澜将军牺牲后，200师在翻越野人山向云南撤退的过程中，是张家福与十余名官兵轮流用担架，把戴安澜将军的遗体一路抬回了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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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秋，云南省昆明市《都市时报》推出活动“与百岁老人共度中秋”，面向社会征集年满100岁的老人参与活动。活动推出后，30余位百岁老人报名参加，其中一名叫作张家福的原国军第200师老兵，尤其引人关注。
“我们是整个中国远征军第一拨攻进缅甸的部队，1941年12月16号，我们200师在同古开始，逐次接替英国人的防线。
我们才到，英国人就跑，连帐篷都来不及拆。我和戴师长进到一座帐篷里面，地图和文件丢得满地都是，桌子上还有一支插在枪套里韦伯利左轮手枪没来得及带走，就连桌上的咖啡都还热着呢，跑得比兔子它妈还快……”
张家福老人虽然已年逾百岁，满嘴只剩下最后一颗牙，就连吃一碗煮得稀烂的面条都要花费40分钟时间，但老人精神矍铄。接受采访时腰背挺直，回忆起往事来，讲述清楚，条理清晰。
张家福老人是四川云阳县龙重乡凉水井村人，1904年春节出生。读过几年书，19岁就在乡里担任小学老师，在那个遍地都是文盲的年代，张家福在当地已经属于“高级知识分子”了，22岁就被龙重乡乡长征召到乡里当书记员，专门管理龙重乡的户籍文档。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10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已经33岁的张家福在龙重乡被征召入伍，由于能说会写有文化，又写得一笔好字，被分配到军政部军官训练总队担任少尉文书，专司文件誊抄、档案管理等工作。
1940年，张家福被调入军政部升任中尉书记员。1941年12月，又被调往驻防云南保山的第200师师部参谋处担任书记员，就在从重庆赶往云南保山的赴任途中，途经楚雄兵站时被晋升为上尉。
1942年3月，第200师师长戴安澜的机要秘书张文龙少校惧战逃跑，抓获后被军法处决。戴安澜亲自挑选后，将张家福调到身边担任自己的机要秘书，晋升少校。整个入缅作战期间，张家福一直随侍在戴安澜身边。
“英国人跑得快，我们的后续部队又没有及时跟上来。到了3月间，我们200师左右两翼的英国人竟然一声不响地放弃了他们的全部防线，一溜烟逃去了印度。等我们发现日军3个师团从左右两翼包围上来的时候，才知道英国人全跑了。
唉，这帮又怂又怕死，还坑人的孙子……”张家福老人这样讲道。
1942年3月，同古保卫战前，戴安澜师长集合全师官兵，阵前宣布：“本师长立遗嘱在先，如果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团长战死，营长代之，以此类推，各级皆然。”
“当时的困境我们全体官兵都清楚得很，都横下了以死报国的决心。同古那一仗，我下到师部警卫营，全营200多号人，12天打下来，只剩下了我们18个……”
老人继续讲述道——
“第一次缅甸战役，我们200师是第一支攻入缅甸的部队，也是最后一支接到撤退命令的部队，冲锋在前，撤退在后，这就是我们200师的命啊！”
据2007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的《中缅印战场抗日战争史》所载：“1942年4月，本应逐次撤退的英军，竟置中国军队于不顾，放弃防务全线后撤，致使一直掩护英军撤退的第200师陷入了日军的三面合围之中。
200师回撤途中又奉命掩护第5军、第66军先行撤退，还担负着收容上述部队沿途失散人员的重任，以致第200师行进速度缓慢，处境愈发艰难。”
“那天是5月18号，我们在郎科地区穿越昔卜摩谷公路时，早就埋伏在公路两边的日军第56师团放过了我们的前卫连，当师部跟进前卫部队时，日军突然发动攻击。
师部的开进序列里，戴安澜师长走在最前面，周维翰参谋长走在第二，我走在第三，师部其他官兵跟在后面。师长腹部连中三弹……”
张家福老人讲到这里时，凹陷的眼眶里泛着泪花。
“戴安澜师长肚子上挨的那3枪全是日军歪把子打的（机枪），每个弹孔入口拇指粗，出口却有银圆那么大。
唉，就几分钟部队就被打散了，等周维翰参谋长带着我们拼死抢出戴师长时，一看那个伤，就知道没救了。就当时那个条件，唉，那是真没有办法了……
1942年，6月中旬，第200师残部穿越野人山，从云南方向撤退回国，部队抵达云南永平时，经收拢清点人数，缅北之役损失达5000余人，部队伤亡过半。
“回来的那一路啊，我们十几个人轮流背着戴师长翻越缅甸的野人山往云南方向走，一路上没有吃的、更没有药品，戴师长醒一下，昏一下，坚持到5月26号下午5点，在距离云南不到100公里的缅北茅邦村壮烈殉国。
我们砍下胳臂粗细的树枝做成担架轮流抬着戴师长往前走。
那是缅北的夏天啊，40多度，又是在潮湿的原始森林里面走，戴安澜师长的遗体很快就高度腐烂了，一路上，我们都把军装脱下来裹在将军的身上。那些军装什么军衔都有，有士兵的，有尉官的，也有校官的。”
讲到这里，老人再也控制不住情绪了，大滴大滴的泪水从眼眶中涌出，老人的子女赶紧上前安抚，哽咽了十多分钟后，老人继续讲道：
渡过瑞丽江后，我们把戴师长的遗体火化，将军的骨灰安放在一个用白布包裹起来的小木箱中。
回国途中，一位华侨老先生见到戴师长的英灵就这样装殓，痛心地责备我们“这么小的盒子怎能配得上将军的英灵和地位？”老先生把自己准备了多年的楠木寿材敬献给了戴师长。
我们用这副棺木抬着师长的遗体途经云南腾冲县时，县长张问德率领全县父老乡亲沿街跪拜为国殉难的戴安澜将军，当时我就想着，我们一定还会杀回来的……”
1944年，张家福晋升中校，调往中国远征军总部任参谋，全程参与滇西大反攻，从腾冲战役、龙陵战役、松山战役，一直打到把日军赶出了瑞丽畹町。
“松山那一仗打得艰苦啊，日本人在山头上修了18个钢筋水泥的碉堡。我们一个团的1000多人都战死在日军的碉堡前面。
一个美军上校出主意说，不能再硬冲了，他建议向日军堡垒方向挖深壕，等战壕挖到距离堡垒20米处，再用喷火器喷，用炸药炸……
就这样，山都被我们炸塌了，日军要么被我们炸成了碎片，要么被我们烧成了焦炭。”
1945 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张家福随部队撤回昆明。1946年他和一位云南石屏县的姑娘结婚，42岁的张家福娶了这个当时还不到20岁的姑娘，之后定居云南，婚后育有一子一女，夫妻感情和睦，家庭幸福。
1950年2月，云南和平解放。1951年9月，张家福因历史原因被审查，作出的结论是：
根据调查，张家福在国军服役期间没有对人民犯下过罪行，并多次与日本侵略者作战，曾参加远征军，为滇西抗战作出过一定贡献，属于可以改造和挽救的对象。
这是历史事实，但在那个特殊年代的历史背景下，张家福也遭受过一些不公正的对待。
老人的大儿子张云蜀讲，记事以后第一次见到父亲是1975年的9月，那时已经28岁的张云蜀是一名工人，还是单位宣传队的队长，带宣传队到石阁林场为林场职工和贫下中农演出。
演出结束后，无意间看见不远处有一位年逾七十的老人在一座高达20余米的林区防火瞭望塔下进行修理加固，张云蜀看着老人的背影就觉得特别亲切，于是就走过去和老人攀谈起来。
这便是血缘关系令人惊骇之处，一番交谈下来，父子相认，抱头痛哭。
由于张家福遭受不公正对待的时候，大儿子张云蜀才4岁，小女儿也才两岁。张家福接受“再教育”的地方离家千里，为了不牵连家人，张家福这20多年来从未往家里写过信，家人都以为张家福早已不在了……
张家福的小女儿回忆道：早在1963年，她就应该是见过父亲的。那时学校组织学生到云南建水县的一处农场，和农场职工一起劳动，时年14岁的她就觉得农场里的一个人长得非常像父亲。
回来后还和母亲说起过，但母亲不相信，还告诉她，父亲离开家时你才两岁，你哪还会记得父亲长什么样子？
但命运就是这么奇妙，上世纪八十年代张家福被落实政策，并给予了相应的待遇。张家福与家人团聚的时候听女儿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感到非常震惊，他告诉女儿，1963年，他正好就被安置在建水县的那个农场里学习和劳动……
2004年秋，在参加完昆明《都市时报》“与百岁老人共度中秋”的活动后不久，张家福老人在儿女和众多记者的陪同下，来到了昆明市圆通山（现为昆明动物园，于1953年兴建）。
在圆通山山腰的一片平坦的草地上，当年安葬着中国远征军第200师数十位将士的衣冠冢。
但时过境迁，转眼六十多年过去了，现在这片草地上只见绿草茵茵，却早已经没有了当年那高耸的纪念塔和镌刻着200师牺牲官兵名字的大理石墓碑……
张家福老人在儿女的搀扶下一边四处寻找，一边泪眼婆娑地喃喃自语：“怎么没有了呢？怎么没有了呢？”
一位记者找园方工作人员核实情况后告诉老人，圆通山于1953年改建为昆明动物园时做过大量的改建，200师牺牲将士的衣冠冢应该是迁移了吧，但迁移到何处，园方也不知道。
张家福老人站在遗址前久久不愿离去，突然间将腰杆挺直，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后，用那100岁老人的气息大声地唱道：“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在场的众人，以及路过的游人全都停下了脚步，钦佩且庄重地注视着这位老人……
让我们记住这位100岁的抗战老兵，他的名字叫作张家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