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世纪到十六世纪左右，来自与我国隔海相望的日本的海盗集团，时常侵扰我国及朝鲜半岛的沿海地区，主要从事劫掠商品、贸易走私活动。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在我国古籍中，“倭国”即指日本，故而，这些在海上为非作歹、横行霸道的日本盗匪，被我国人民称之为“倭寇”。

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在位及以后的一个时期，倭寇主要是由日本浪人、武士、中古式商人组成的海上强盗集团。

明太祖朱元璋（画像）

当时，大明王朝内部和谐、国防稳固。沿海地区，设立了卫所等海防军事机构，防卫系统比较严密，倭寇的袭扰难以成功，一般不会有什么收获。

再者，明朝前期，政府对外采取了互助友好的通商政策，与日本政府的关系比较密切。

日本人除了依据大明王朝的法令、政策，定期与大明进行文化、贸易等方面的交流外，还不断单方发起民间的、小规模的经贸活动，尤其是到中国沿海，与当地民众做买卖。

这种情况下，与我国有着长期通商历史的日本人，大都能够通过正常的贸易方式，获取他们一直非常喜爱的中国的瓷器、绸缎、丝棉等物品，达到贸易、消费的目的。

日本商人（剧照）

故而，此时的倭寇的强盗行径还不算猖獗。他们虽然有时也来抢掠，但只是在海边上突然袭击一下，不管成与不成，立即便走。这种袭扰，规模比较小，对我国沿海地区民众的生产、生活影响不是很大。

自明英宗朱祁镇上任，特别是他于1457年复辟以后，朝廷对倭寇的防范松弛了。沿海的卫所变得有名无实，驻军敷衍了事。而且，有些卫所为了谋取私利，暗中“交通倭寇”。

这时，日本的经济形势，随着町人阶级（相当于那时的、我国的自由商人阶层）的形成，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与中国通商的要求更为迫切。

倭寇也随之变成了由日本浪人、武士、中古式商人以及町人阶级组成的侵略性质明显的“海盗集团”。同样觊觎中国物产的日本的藩阀（封建诸侯），表面上看起来，对倭寇不管不问，实际上予以支持，给他们做后台。

日本藩阀（画作）

为了防范、压制倭寇的侵袭，明王朝没有积极整顿海防，而是紧缩贸易政策。大明政府规定，日本“十年一贡”，且每次只能来二百人。这一来往规模，是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日本的经贸要求的。

按照当时的、明朝经济发展与市民阶级不断成长的客观形势，以及海外对中国物产大量需求的事实，明政府应该采取积极的政策，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以强国富民。

可是，明王朝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了保守政策。当倭寇不断扩大对我国沿海的劫掠范围时，大明政府下令，把沿海海口全部封锁起来，只留下广东一个口岸。

繁华的广州口岸（画作）

同时，大明王朝加大了对国内市民阶级在对外贸易方面的压榨和限制力度。这样，朝廷便与市民阶级发生了严重的矛盾冲突，迫使国内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实行武装走私。

这些武装走私者，一旦在海上遭遇明朝军队，他们便进行武力反抗。如此一来，明政府不但要抗击倭寇，还得打击本国的武装走私者。无形之中，明朝的一些商人变成了另一种“寇”。

于是，明朝的抗击倭寇的斗争，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状：“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商则转为寇。……禁愈严而寇愈盛。”

武装走私者（剧照）

另外，依靠海外贸易存活的沿海的流氓分子（从城市、农村被排挤出来，没有固定职业，到处流浪的一类人），以及那些贪财图利的官员、商人等，成了倭寇的掩护者，与倭寇暗中进行贸易交往。

更让明王朝头疼的是，流氓分子与商人合流，产生了沿海岛屿上依靠走私过活的“海贼”，如陈东、汪直、毛海峰、徐海、麻叶等。他们与倭寇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明政府。

为此，当时有人这样揭示倭寇的组成：“真倭不过十之三”，十之七是“海贼”。

“海贼”与倭寇联合起来之后，倭寇的嚣张气焰陡然增长，频频肆无忌惮地掠夺我国沿海地区民众的财物。

因为，这些“海贼”都是中国人，他们对中国沿海的风俗民情、山川地理非常熟悉。

倭寇借助了他们的力量后，一度在我国沿海为所欲为，进出自如，导致戚继光等将领经年累月地征战在沿海地区，耗费了大明王朝大量的人力、物力。

戚继光抗倭（画作）

上述即是，明王朝在抗击倭寇的斗争中，由前期的波澜不惊，演变为后期的严峻、复杂，且一时间无法迅速处置的主要情况。

主要参考文献：《明史》、《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