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古运河日落(图源:视觉中国)

从历史资料中提炼出合理的概念就像点亮一盏灯,一经点燃就不会只照亮房子的某个角落,而是会投射到中国历史的每个基本的问题上——《水运与国运》一书正生动诠释了冀朝鼎先生对中国历史的这一番言论,该书从历史长河里提炼出“水运”,将之和“国运”两个核心概念的互动关系展开历史叙述,探寻数千年中国历史演变的基本规律。


(资料图片)

“水运”概念指向的范围十分广泛,涵盖农业经济、商业贸易、交通运输、军事战略与治国理念,是联结国运的纽带,书中对“水运”概念的运用能够做到收放自如,有的放矢。水运网络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拓展了华夏民族生存空间。

作者在叙事中善于抓住历史转折的关键点,通过水运以小见大,透视国运转变的大势。例如,隋朝开凿大运河顺应历史潮流,这是“利在千秋”的工程,但“弊在当代”,隋炀帝未能考虑征发的劳役超过了百姓的承受能力,引起民变,最终杨广身首异处,国祚遂灭。进入唐代后,运河关系其国运盛衰,全汉昇在《唐宋帝国与运河》中也曾提出:“运河通,则国运兴;运河塞,则国运衰。”唐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而政治重心仍在北方,大运河成为连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自运河开辟以后,漕运一直是困扰历代王朝统治者的难题。作者以“万里江海通,九州天地宽”的诗句盛赞刘晏主持的漕运体系改革,他解决了因安史之乱导致的运河不畅问题,将江南地区的粮食等物资运输到中原,推动了中唐时期的经济复苏,重构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体系,促成了唐代国运的中兴。

书中颇具新意地归纳了明清两代海禁政策调整变化的模式。作者认为明朝“开——关——-开”的海洋政策处于正向循环,总体上呈现对外开放格局,刺激海外贸易的繁荣。倭寇与沿海走私问题密切相关,是海禁与反海禁斗争的产物,其背后的实质是全球化与中国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对外贸易促进中晚明时期白银流入,刺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提供了经济基础,缓和了统治危机,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明朝衰退的国运。明清易代,清初迫于郑成功海上力量的对抗,实施严格的禁海令。虽然康熙在收复台湾后允许开海贸易,但之后清朝的海洋政策摇摆不定,走向了“关——开——关”的逆向闭环,对外交往的大门越关越严,乾嘉时期,英法等国陆续完成工业革命,派往清朝的外交使团均无果而终,中国终于丧失融入世界的机遇。

当然,作者也敏锐地洞察到,不能简单地将清朝视为“闭关锁国”,而要全面把握其海洋政策调整变化的历史过程。鸦片战争后,列强入侵主要来自海上,清政府在门户洞开中一蹶不振,所谓的“同光中兴”也是回光返照。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但是革命尚未成功,军阀混战的中国仍然积贫积弱。如何使中国富强起来,孙中山认为“自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并在《建国方略》中对海洋航运和海港做了专门论述。《水运与国运》的作者正是在这种宏大的现实关怀中,试图回答中华民族如何展开胸怀,将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融为一体,在不断向大海进发的过程中,成为陆洋中介、世界枢纽。

水运与国运的关联,贯穿起华夏数千年的历史,本书解释了不同时代的国策选择。当现实生活的发展有所需要时,历史就会复活,沉默不语的故纸堆会被新的理论视野照耀,并昭示启发后来者。

《水运与国运》

吴 鹏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王昱淇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朱自奋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推荐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