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华文化的浩劫”，几乎所有人立刻就能想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因为这一行为使得中华文化出现了一个断层，春秋战国时期以及之前的众多极其珍贵的文献被付之一炬。然而，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位皇帝对中华文化的摧残，做得比秦始皇更加彻底、更加凶残，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位皇帝就是大名鼎鼎的清朝皇帝乾隆，他发动的“文字狱”与“禁书运动”彻底打断了中华文化的脊梁，是中华文化的第二次大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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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史书的人都知道，这位开创“康乾盛世”的皇帝本身并不荒唐，他性格理智，头脑清晰，处事精明细致，智商情商都很高。可这样的一个人，为何会做出如此不近人情、甚至是“丧心病狂”的事情呢？
乾隆皇帝为什么要发起“文字狱”与“禁书运动”？
这还得从乾隆统治中期的几个案件讲起。
乾隆十六年七月初二，云贵总督硕色向皇帝密报，他偶然发现了在民间广泛传抄的“奏稿”，该稿件自称是乾隆朝以敢言闻名的大臣孙嘉淦（注：gan，四音）所作，不过语言粗俗、文笔拙劣，一看就是伪造。
但内容，却很震撼，主要讲的是当今皇帝的种种失德之处，犯有“五不解，十大过”。虽然，原文已经失传，根据现有史料推测，我们也能略知一二，一是说乾隆南巡，是浪费民脂民膏，贪图享乐同时到江南搜刮财富，二是夸大其词，大肆渲染皇帝荒淫无度，去江南巡游，名为探访民情，实际上是去寻找民间美女带回宫中淫乐。（这一点就类似于现代的导演和编剧，拍摄乾隆皇帝的电视剧，不安排十个、二十个女主角都不好意思上映）最后，是对满清王朝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乾隆皇帝在读完这个密报时候的表情和感受。这件事，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当头一棒，没有任何精神准备。
首先，乾隆皇帝在读到这个密报时，已经统治这个庞大帝国十六年了。这十六年来，他减轻刑罚、减免赋税、平反冤狱，这十六年来，他对外开疆拓土、抵御外敌，对内恩待群臣、体察民意，这十六年来，他通宵达旦的批复奏折、天不亮就上朝处理政务、为这个庞大帝国的健康运转殚精竭力，他在像太阳一样源源不断地释放对自己对臣民的善意和关怀。他听到的，几乎都是臣民们对自己的感激歌颂之词，他自认为他统治下的大清王朝，正在步步攀升，走向盛世。
“伪孙嘉淦奏稿案”里的内容，大大出乎了乾隆的预料，他怎么也想不通，民间百姓对他的评价居然是这个样子，这让特别好面子而又珍重名誉的乾隆感到震怒。
其次，这个案子又勾起了乾隆对前朝往事的回忆。
他的父亲雍正皇帝，为了治理天下、为了解决百姓的疾苦而绞尽脑汁，可以称为清朝最勤奋的皇帝，然而，普天下百姓之中，却流传着关于父亲的种种谣言，谋父、逼母、杀兄、屠弟、贪财、好色、酗酒……。
乾隆很清楚，父亲之所以被舆论如此污蔑，主要是他严刑律法、整治腐败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
因此，父亲雍正在位时为了打击政敌，曾经制造了很多著名的文字狱大案，比如吕留良案、汪景祺案等。
其实最初，乾隆对文字狱的问题上，是非常通情达理的。继承皇位后，乾隆立即颁布圣旨：“规定以后凡举报文字之罪者，如果举报失实，一律按诬告罪反坐。”他还赦免了雍正时期绝大多数文字狱案犯以及牵连之人。一时间，天下读书人如浴春风、感激涕零。
清朝的文字狱风潮被刹住了，从乾隆即位（1736年）到乾隆十六年（1751年），大清王朝文化领域风平浪静、波澜不惊，可以说乾隆初年是清朝为数不多的文化生态宽松时期，一时间，文人学者们重新拿起笔墨，开始吟诗弄月、谈古论今，大清文艺界呈现了一派百花齐放的繁荣之貌。据推测，曹雪芹的《红楼梦》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然而，从乾隆十六年的“伪孙嘉淦奏稿案”开始，皇帝的心态发成了急剧转变。
不仅仅是该案件的内容让乾隆震惊，还有该案的调查结果，更是让乾隆震惊到心态失衡。
刚刚接到硕色的汇报时，乾隆以为这只不过是少数人所传，只需查明来源并销毁，这件事的不良影响很快就会消失，这件事只是个别现象，是帝国局部出现的瑕疵。然而，随着调查的进行，乾隆发现这不是贵州一个省的事情，全国各地都发现了这份伪稿，甚至在边远的少数民族聚集区也都在争相传诵这件事。仅仅四川一省几天内就抓获了二百八十多名传抄过的人，何况全国？
自诩为一代“圣君”的乾隆皇帝，真的是怒了，因为他突然发现，自己自即位以来，施行的无数善举，都已被百姓们忘在脑后，而对一份明显是荒诞无稽、对当今皇帝大肆污蔑的伪稿，居然能引起全国民众如此大的兴趣，上到各级官员下至贩夫走卒，争相传抄、如痴如醉。
本想通过仁政、通过儒家思想治国的乾隆，很尴尬地发现，自己居然面临着父亲同样的一种下场。
从乾隆十六年（1751年）到乾隆十七年（1752年）两年多的时间，乾隆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这个伪稿案上。因为他感到无比的冤枉、愤怒和委屈，他像疯了一样日夜关注此案，发布了无数谕旨，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下令各地官员，穷追不舍，必须查出幕后真凶。他恨不得亲手把主犯千刀万剐、碎尸万段，以解心头之恨。两年的时间内，全国各地各级官员都被动员起来，数千人被捕入狱，牵扯的人越来越多，却还是找不到幕后主使，最后为了防止伪稿内容传播的更广，只好匆匆结案，把两名传抄过稿子的低级官员定为主谋，杀掉了事。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两江总督尹继善向皇帝密报，在追查伪稿案的时候，在湖北的大别山区发现了一起聚众谋反案。
安徽人马朝柱，自称在梦里获得神仙指点，学得了一身法术，他还宣称“西洋有明朝后裔，叫朱洪锦，大将吴乘云，系吴三桂子孙，统兵三万七千人”，说自己已经被任命为军师，如果大家跟着自己造反，将来必有高官厚禄。
马朝柱在各地装神弄鬼，众人纷纷信服，交给他银两，记名入伙。经过几年的经营，马朝柱已经在安徽、四川、河南等地收取大量信徒，约期起义。
地方官兵入山搜索时，查出大量兵器和火药，抓获起义骨干成员几百人。
马朝柱案让本来就焦头烂额的乾隆更加烦恼，案发后九个月内，有关该案的奏章乾隆就批阅了五十一份，传下谕旨五十八道。如果不是因为追查伪稿案牵出这起反清大案，一场席卷数省的大规模起义就会爆发。
每次想到这点，乾隆就不禁惊出一身的冷汗。
乾隆十六年，因为这两个案子，乾隆头脑里的以儒治国的理想主义被现实彻底打碎了，也给了乾隆极为严重的心理刺激。
烦闷之余，乾隆越来越痴迷于阅读《韩非子》，他发现，原来他极为反感的这个政治理论家的话，如今读起来句句在理。韩非子在书中指出，人世间的一切关系都是虎狼型的利欲关系，“人之急利，甚也”。老百姓心中只有利益，没有感恩，君主要控制臣民，不能全凭道德教化，更无须“养恩爱之心”，而是应该手握“法”、“术”、“势”三种缰绳和鞭子，像畜生一样不断地鞭打。
两起大案的发生，让乾隆蓦然发现，他统治下的江山，原来远远不是自己看到和听到的，那么四海升平、阳光灿烂，在自己看不到的角落里，居然蛰伏着对他的巨大不满，甚至在酝酿大规模农民起义。乾隆突然明白，他原以为他这个皇帝只要全力关注民生，让百姓吃饱穿暖，就不存在农民造反的可能，而现在，他知道他错了，无论吃不吃得饱，总有人想要推翻他、消灭他、取代他，痴迷于皇帝梦的“刁民”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因此，进入中期之后，乾隆改变了自己的统治手段，对社会的控制越来越高压化。
这两个案件，也拉开了乾隆朝“文字狱”与“禁书运动”的大幕。
据《清朝文字狱》一书统计，康熙、雍正两朝文字狱加一起才三十起，而乾隆一朝就达到了一百三十多起。
由于案件实在太多，本文只举几个典型例子：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广西布政使朱椿的官轿被路边一位跪着的老者拦住，手中高举一份文书。朱椿让随从把文书拿来一看，原来是一本向国家献策的书籍，一个老知识分子关心国家大事的爱国之心跃然纸上。
这件事在今天看来本是一件好事，至少不构成犯罪。但在官员朱椿的眼里，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案件。其罪有二：一是普通读书人胆敢妄议国家政策；二是行文中犯了圣讳，两次出现了皇帝名字中的“弘”字，没有避讳。
于是，朱椿立刻叫身边的几个随从把老人绑起来，带回官府审讯。原来这个老头叫吴英，广西人，读了一辈子书，只考上了个秀才。如今已六十岁了，眼看自己身体体弱多病，朝不保夕，老人家不甘心这样死去，想把自己对国家、对皇帝的忠诚写出来，也算临死前没有白来人世间一趟。
可朱椿不这么想，他立即向广西巡抚姚成烈汇报。官场老油条姚成烈早就知道皇帝大人现在要干什么，听闻此事如获至宝，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全力处理此案。他命人兵分两路，一路去省城捉拿吴英投宿客店的老板和店小二，要搜查吴英的行李看能不能有新的发现，另一路直奔吴英老家，把吴家翻了个底儿朝天，又把吴英所有亲属二十多人捆绑带回省城，连夜审讯，对所有人动了大刑，当场打残废了多人。
虽然审讯的结果是，该献策书是吴英一人闭门所写，与其他人无关。但姚成烈自认为立下了大功，赶紧写了一份奏折，以六百里加急的方式送往北京。
乾隆皇帝与众位大臣反复多次研究这桩“大案”，最终做出决定：“一、秀才吴英生逢圣世……不知安分，妄递策书，并冒犯圣讳，批评指责朝政。以‘大逆’罪凌迟处死；二、吴英的两个儿子，已年满十六岁，斩立决；三、吴英家族女人、未成年人一律发配为奴。”
就连那些疯子、精神明显不正常的人，乾隆也不放过，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疯。他还给自己的残忍找了很多借口，说这样的人留在地方，就是不稳定因素，保不定什么时候会被居心不良的奸人所用。因此，杀掉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妥。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湖北的流亡文人刘三元自称汉朝后裔，“要天下官员共扶之”，并将这些话写在纸上，被官府查获。据其亲属和邻里招供，刘三元患有癫疯病，湖北巡抚宋邦绥等官员据实上奏，乾隆下旨：“其疯癫尽由捏饰，胆敢假借梦语，肆行狂吠，不法已极。”最后刘三元被凌迟处死。
同年八月，又有疯人王宗训书写了“我有天神相助”、“可为天下主”等“逆词”而被抓获，广西巡抚冯铃等官员虽然查实王宗训已有八年精神病史，但奏请后仍按照叛逆罪将王宗训凌迟，其亲属皆连坐，被发配边疆。
虽然通过“文字狱”逮捕了很多人，杀了很多人，但乾隆皇帝还是不放心，他觉得社会中下层反清意识并没有彻底根除，民间还私藏有很多明朝的野史，甚至还有吴三桂的反清檄文，这说明中下层知识分子中仍然不认同大清的统治。汉人头脑里“反清意识”仍然是社会动乱的火种。
既然你们对汉人王朝念念不忘，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来吧，我要消灭你们的记忆！
一场席卷全国的、轰轰烈烈的“禁书运动”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从未有过的现象出现了：各地大小官员统统放下手头的工作，到处张贴布告，要求家有藏书之人务必交出禁书。有的官府把上缴书籍的多少作为将来升官的依据。全国上下，官员们冲入百姓家，翻箱倒柜，逐户搜查，不抢粮不抢钱，专门找书，就连穷乡僻壤的农民家也没有放过，整个大清王朝几乎被翻了个底朝天。
康熙、雍正两朝，禁书只针对有反清复明思想和描述满人屠杀汉人的书籍，而到了乾隆朝，禁书的范围被无限扩大。但凡有“虏”、“戎”、“胡”、“夷”、“藩”、“伪”、“酋”、“贼”、“女真”、“满洲”、“辽东”等等字样的书都属于禁书。以这种标准来衡量，那么禁书比比皆是了，于是各地官员为了自己的乌纱帽，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收缴，统统送往北京。
一时间，北京城里的书籍堆积如山，几十个焚烧炉不分昼夜的燃烧。在乾隆的严密监视下，海量的珍贵图书在熊熊烈火中灰飞烟灭，随同一起消失的是汉族人民的大量记忆。
乾隆皇帝的“消灭记忆”运动中，到底焚毁了多少书籍，至今已经无法统计了。只说明代档案，明代档案据史料记载不少于一千万份，而到了今天明代档案剩余多少呢？仅仅不到三千件。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只焚毁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部分书籍，与乾隆皇帝的“禁书运动”相比较，简直就是小儿科，乾隆亲手把中华文明几千年的文化精华统统烧掉了，数不尽的珍贵历史文献都化成了一缕缕青烟，永远消失在人世间。
所以，笔者把乾隆皇帝的“文字狱”与“禁书运动”，称为中华文化的第二次大浩劫。那么，乾隆这种让人难以理解、近乎变态的行为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目的呢？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派出的第一个访华使团到达中国，他们原本幻想中国应该跟《马可·波罗游记》写的那样，遍地黄金，然而他们一登上中国的土地，就发现了触目惊心的贫困，绝大多数底层百姓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他们可以以任何食物为食，即使是腐烂的也不放过”。另外，就是百姓脸上麻木、顺从的表情，“他们见到官府中最低级别官员，立刻低头不语，或下跪祈求。”
是的，这就是乾隆皇帝的目的，他要好好教训一下天下的读书人和农民，他要用屠刀和无数颗血淋淋的人头，让读书人都变成聋子哑巴，让农民都变成只知道守着自己那一亩三分、种粮纳税的奴才，他要让全国的底层百姓都变成没有思想、不知道反抗、甘愿一辈子忍受剥削和压迫的顺民。
那么，他真的达到自己的目的了吗？
在乾隆去世五十年多后，一个叫洪秀全穷秀才，带领着数十万农民，发起了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沉重的打击了大清王朝。
我想，这，就是最好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