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老兵高桥哲郎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既想去中国闯一闯,又不想当兵,心情很矛盾。想着自己征兵前的体检结果是第2乙种合格,应该轮不到自己去战场。
从1941年7月到1944年2月,他一直在中国做纸张公司的营销工作,没想到1944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在塞班和冲绳节节败退,在中国战场的兵力严重不足。身体不符合条件的日本男性,即使身在外地也要被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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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桥说,由此也可见“大日本帝国”油尽灯枯了。高桥所在公司里有3个日本人,最终都去了战场,高桥是最早的一个。
1944年2月,高桥23岁时被编入强占山东泰山周边地区的侵华日军12军59师团。被编入的新兵都要接受新兵教育,这是日本军队的传统。分1期和2期,各3个月。
新兵训练的内容是以暴力的手段加强体力、摧毁尊严,灌输所谓的日本民族优越感,把人变成唯命是从的奴隶。每个人都要背诵“军人敕语”,对待上级的命令都要当成天皇的命令那样去遵从。
“军人敕语”是明治天皇向日本陆海军下达的“圣谕”,共2700字,每个军人必须会背。高桥先生对“军人敕语”记忆深刻,90多岁了还能熟练地说一段。
他说,“军人敕语”很不好背,背不下来就得挨揍,每天挨揍。有时候因为一个人没背下来,整个班的人连坐一起受罚,互相扇耳光。
高桥在中国应召入伍,没有亲友相送,一个人走进破草席当房顶的兵营,场景凄凉。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因为肺结核检查阳性,所以接受新兵教育一个月后就被分到70名伤病兵聚集的特殊教育部队。
高桥认为正是因为被分到这个特殊教育部队,最后才得以在这场战争中保住性命。59师团的惯例,新兵教育结束后,要去实战抓八路军、“扫荡”八路军解放区,抓不到八路军就抓农民回来当活靶子,演练拼刺刀。
但高桥因为擅长中文,被分到师团司令部参谋部的宣传报道班,负责对当地民众和八路军搞宣传,虽然这个工作也不光彩,但总好过参加“扫荡”、执行三光政策,还有用活人练刺刀。
侵华战争后期,日军也意识到光靠暴力无法让中国人顺从,也想用宣传笼络人心。在济南有个叫作“新华院”的集中营,关押中国军人以及强掳来的老百姓上千人左右。高桥在这些人中挑选出演员,组成一个京剧团,企图通过演出欺骗安抚中国民众。
后来,同在59师团的几个人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相遇,互相吐露自己犯下的罪孽,高桥更加庆幸,日军犯下杀害、强掳和强奸中国民众的滔天罪行时,他在专心搞京剧团演出。
但他并不认为自己因此就与战争犯罪无关。高桥说即使没有直接参与残虐的行为,日军几百万人带着枪炮侵略中国,杀了中国上千万人,每一个日本兵都是战犯,自己也不例外。
高桥的京剧团演出两次后,随着59师团的转移也就结束了。
高桥回忆,1945年8月15日那天特别热,59师团在山里正在搞防御工事,准备应对苏军的攻击。上午收到司令部通知,说12点,天皇陛下有重要讲话,命令大家集体听广播。大家就都跑下山去听收音机,收音机音质特别不好,听着很费劲,但大概意思是听明白了,战争结束了。大家听完都松了一口气,扔下手里的活儿,什么都不干了。
高桥说:“我也是,心里想着终于可以活着回日本了。”
几天后,日军59师团被苏军解除武装,送往西伯利亚,但是苏军告诉他们的是“damoi(回家)”。5年后,又说送他们回日本,苏军对他们喊“damoi!damoi!”却是送他们去中国抚顺。这些日本兵从离家那一刻起就盼着回家,“回家”这个词对他们来说分量很重。
1956年,沈阳军事法庭上,已经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服刑多年的高桥哲郎被免于起诉,当庭释放。回国后,高桥继续回到原来的制纸公司工作。同时兼顾中归联(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反战工作,以及与中国友好团体的互动。
2017年10月18日,回到日本后的高桥哲郎因腹部大动脉瘤破裂突然离世,享年96岁,只在家人范围内举行了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