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当头炮声响,无数儿女上前方。慷慨赴死何所惧,同心浇铸挺脊梁。”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这是对支前人民的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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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家冲这一革命老区,滋养着一代又一代英雄的人民。大小焕岭保卫战中,老百姓用饼干鸡蛋慰劳官兵;新四军五师转移时,老百姓依依不舍,“深信你们会再回来的!”战争的洗礼,加深了军民鱼水情,岁月的淘洗,更让这情谊历久弥新。英雄的向家冲儿女置生死于度外,义无反顾踏上革命征程,组织武装,动员民兵参军,向主力输送物质。

一提起杜家塔,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支前故事,这里孕育了5个支前队和200多个支前队员。但在今天看来,最让我们魂牵梦萦的是“万众一心、紧跟党走、支援前线、不胜不休”的杜家塔精神。

在那里,一个个烈士墓,无不勾起了我们的无限回忆。“小小杜家塔,人人听党话;号声滴哒哒,支前五百八;有的还是娃,有的已是妈。”当哼唱着这首歌谣,我们的思绪不禁回到了那个红旗漫卷、激情燃烧的年代。

“杜家塔群众热情高涨,支前的、参军的、参加训练班的人很多。”易治忠说,“这里的人革命觉悟高,每逢动员参军,青年们踊跃报名,出现许多父母送儿上战场,妻子送郎上前方的动人事迹。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只有2000多人的向家冲,杜家塔就有200多人。男女老幼,人人都是抗战中的一员。那时,党政军的粮库都在群众手中,公粮数每户多少都有点,部队要粮就找群众,收后就给群众一张条子顶公粮。”他介绍,早在1938年向家冲就有了区委,敌人封锁得更严,粮食一直很紧。但广大群众哪怕自己饿着,也要将粮食支援军队。到了1941年,新四军坚持战斗在山上,一时缺粮。百姓得知后,自己吃野菜,把节约下来的一点粮食做成馍馍送到山上子弟兵手里。战斗期间,为部队当向导、抬担架。随要随派,大家毫无怨言。”

在支前过程中,制定了粮食节省计划,队员们自己吃“三红”(红高粱、红胡萝卜、红辣椒),省下小米、白面给部队吃。在风风雨雨的运粮途中,队员们一个个把自己身上穿的蓑衣、棉衣盖在粮车上,宁愿自己淋透,也不让军粮淋湿。运送伤员时,用御寒的棉衣铺在担架伤员身上,用遮雨的蓑衣遮在伤员的担架上,用喝水吃饭的葫芦瓢给伤员接大小便。

当时战争全面爆发,京山北山战事吃紧,加上向家冲交通条件恶劣,军队的粮食保障面临很大的压力。“当时成立了缴纳公粮宣传队,杜家塔就是其中之一。” 易治忠回忆说,那时候青年们除了上课和劳动,剩下的时间就分成几个小组,分散到农户进行宣传,动员大家多缴纳粮食支援前线。每到一地,就在沿途的墙上张贴‘多粮多缴’等标语和漫画。

有一次,到处是泥深路滑,要送粮到鹰子沟部队驻地。满载军粮的木轮小车一动一条沟,一步两个坑,队员们深一脚,浅一脚,鞋被拔掉了、脚被磨破了,仍然拼命地拉,使劲地推,艰难地跋涉向前。有几辆车子一下子陷进了泥坑,拉也拉不动,推也推不动。其中,队长一连拉了六次都没有拉动,最后他憋足劲猛力一拉,只听“咯登”一声,绳子断了,他一头栽倒一个泥坑里,摔了满身泥,嘴磕破了,牙齿也磕掉了一颗。他从泥窝里爬起来说:“前方战士身上穿个窟窿,还照样冲锋,咱磕掉颗牙算啥!”

易义生家中并不富有,全家都指望着那几斗米,交了规定数量的公粮就所剩无几。一回家,他就给当家的父亲上课,交公粮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受人欢迎。在他的动员下,易义生家每次都是缴纳公粮最多的户,成了村里的模范户。

在易义生的带动下,邻里邻家都勒紧裤带,节衣缩食。有一天,新四军部队经过向家冲,易义生组织几位同学动员沿途几个村的村民,拿出自家为数不多的米、面、油、盐慰问。还有一次向小焕岭运粮途中,小车队被鹰子沟裤子垱挡住了去路,绕道七八里山路要耽误时间,大伙决心涉水过河。

当时,北风飕飕,雪花飘飘,河面上结了一层薄冰。大伙说:“红军能爬雪山,过草地,强渡大渡河,飞渡金沙江,咱还能叫这么条小小河沟挡住吗!”有个高个子带头脱掉棉衣,扛起一包粮食,第一个跳入河水,在前面破冰、涉水,探路前进。其他队员也扛起粮食包,抬起小车,紧紧跟上。刚到对岸,还未来得及穿衣服,敌机就来了,他们为隐蔽粮车,迅速疏散队伍,一口气跑了半里多路,才避开敌机的袭击。尽管个个冻得唇青脸紫,直打冷战,但大伙精神抖擞,又继续前进了。

1941年,祝大贵开始从事支前的宣传发动工作。为动员群众在敌后加快生产,就地取材组织骨干编歌,给大家鼓劲。其中一首至今唱起仍朗朗上口:“李司令,会种粮,种的粮食送前方;陈大姐,难入睡,缝好鞋子送部队。”这样一唱,大家说着笑着支前的积极性就上来了,纷纷以各种方式支持上前线。一位黄姓老人掰着手指头描述当年各家各户支援前线的场景:有的组织生产互助,发展地方生产。凡抗日军烈属,政府都组织人力、物力帮助他们耕、种、收,有的甚至由政府组织人代耕、代种、代收。对在农忙季节执勤的民兵担架队员及从事各种临时性抗日工作群众的农活,则组织在家的劳力互助。

“虽然没有到战场上去和鬼子真刀真枪的干,但支前队员那股劲儿,真让人感到欣慰和自豪。” 易治忠说,当年在敌后工作有三项任务:一是抗战,二是生产,三就是教育。还有搭桥修路、踊跃献粮、赶做军鞋、组织运输队担架队、筹集柴草,准备蔬菜生猪等。

李树成,在学习期间,积极上进,就连下雨天,他穿着蓑衣、戴着斗笠也要赶来上课。课后,还成立了妇女支前队,利用休息时间为前方战士做鞋子,利用门前小溪为战士浆洗衣裳,同时还担负着护理伤员、缝制被服和送信等任务。动员青年团员将通往六房的路全线破坏,烧木桥,拆电线,火光冲天,敌人遭受极大的困难。

“哪怕有一寸布也用来缝军装,哪怕有一点米也用来送军粮。哪怕有一只鸡也要也为伤员熬汤,哪怕有一位亲骨肉也送他上前方。”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战场不分前线与后方,无论是横刀敌阵、浴血奋战的人民军队,还是倾囊相助、毁家纾难的支前群众,都是以自己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英雄壮举,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镰,在田里、在稻场上、在火炉旁,到处可以看到他们在共同劳动、娱乐,到处可以听到他们的欢歌笑话。

一部支前史,就是一本彪炳史册的英雄谱;一部抗战史,就是一首民族觉醒的荡气歌。那一次,战斗持续到天黑以后,敌人利用夜色的掩护,留一部分日军继续在冯门冲正面佯攻,以迷惑杜家塔守军。其余日军从吴家集桥下游涉水过河,从正面向残伤岭发起猛烈攻击。新四军迅速反击,敌人几次败退。此时冯门冲方向的敌人步步逼近,包围圈渐渐缩小。邱可兴知道为国捐躯的时刻到了,他和战士们冲了上去,开展了一场敌众我寡的殊死肉搏。经过近一个小时战斗,终因力量对比悬殊,伤亡惨重,部队只得退守。不料,一颗子弹打在邱可兴的胸口,他英勇牺牲。

李传铭,笔名船鸣,出生于“生态之乡”之美誉的湖北省京山市。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当 过“孩子王”,做过“教书匠”,干过“芝麻官”,搞过“小编辑”。行政、事业单位绕过几圈,乡镇、市里走过几回。其中,有镇(小学、中学、成人学校、党校、教育组),镇(计生、宣传、团委、党委),县(房改和住房资金管理),市(住房公积金)等部门的历练,深植生态之根。先后在《诗刊》《散文》《师范教育》《管理观察》《住房保障与住房公积金》《青年文史报》《中国财经报》《湖北日报》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通讯、新闻等500多篇,且“城里有个姑娘叫小芳”“石磨 · 毛驴和二狗儿”“远山深处的炊烟”等小小说获国家、省市优秀作品奖;《枪声,在大洪山麓响起》等长篇侦破纪实在《湖北法制报》“长篇连载栏目”刊登;系《住房公积金决策与参考》编委;著有《住房公积金指南》《船鸣文学作品选》《船鸣新闻作品选》《生态住房公积金理论与实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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