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鹗在《老残游记》中提出一个著名观点：清官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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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

(资料图片)

刘鹗认为，有些清官比贪官更可恨、更可诛。该观点虽然有待商榷，但也绝非全然无道理。我们不得不承认一点：好人未必做得了好官。

（《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海瑞剧照，扮演者：黄志忠 ）

纵观历史，凡是大清官，难有大政绩，比如包拯、海瑞；凡是大直臣，难成大事业，比如张汤、岳飞。当然，纯粹的贪官污吏更不行，一天到晚只想着捞钱拍马屁，何以建功立业？何以服务人民？何以报效国家？真正能做出大成绩的权臣、能臣，往往介于清官与贪官之间，既有底线，又懂变通，既为国为民，又为己为私，万历首辅张居正就是其中典型—生前居功至伟，堪称大明王朝的“速效救心丸”；死后节操不保，抄家被抄出黄金万两、白银十几万两。

南宋的文天祥，南明的史可法，都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道德楷模，面对异族入侵者，他们铁骨铮铮，面对生死存亡，他们恪守气节，后人钦佩他们、歌颂他们，这固然没有错，他们的确值得。但是，这种“平时袖手谈心性，临事一死报君王”的清官忠臣，显然不能救国救民。

（文天祥《过零丁洋》）

国家要富强，民族要振兴，需要的不是单纯的道德楷模，而是真正的治世能臣。于是，早在明末清初之际，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大思想家就提出了“经世致用”的观点。

所谓“经世致用”，就是说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不能读死书、当书呆子，而要“务当世之务”，把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服务于生民、国家，乃至于天下。说得直白点就是：多做点有用的学问，少搞些虚头巴脑的，譬如八股文，譬如三从四德、三纲五常。

（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

学富五车的目的，不能只是当个道德上的圣人，还要当个能力上的强人，毕竟救国救民不是喊几句口号就能实现的，甚至不是举国甘为国家赴死就能实现的。曾记否，南宋十万军民跳海殉国，也改变不了亡国的命运。

明末清初思想家们的这一观点，时至今日仍然适用，历史需要圣人充当灯塔，时代需要能者引领方向，道德教育是前提，能力教育是根本，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本文完~我们下篇文章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