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3年，北宋军队在入湖南平叛的途中，抓获了很多俘虏。大将李处耘非但没有安抚，反而做了一件天怒人怨的事情。他挑拣了数十个肥胖的俘虏，让部下架起大锅，点火煮食，又给一些年轻的俘虏刺了面，放回了老家。

很快，李处耘的目的就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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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刺了面的俘虏逃回朗州（常德）后，将所见所闻全都告诉了守城的武平军。守城士兵无不骇然失色，宋军吃人，这该是怎样可怕的存在。

人们越传越恐惧，到了一定程度，有人纵火焚城，溃散四逃了。在慌乱中，年幼的武平军节度使周保权被大将汪端劫走，并藏在了江南营寨的寺院中。李处耘最终还是俘获了周保权，并将大军开进了潭州。

对于这件事，《宋史》这样记载：

“处耘释所俘体肥者数十人，令左右分啖之，黥其少健者，令先入朗州。会暮，宿砦中，迟明，延钊大军继至。黥者先入城言，被擒者悉为大军所啖，朗人大惧，纵火焚城而溃。”

宋军以极小的代价，就控制了荆湖之地。这本是一件喜事，太祖赵匡胤却高兴不起来，尤其是对李处耘食人刺面，更是忧心忡忡。

李处耘的做法固然可以震慑人心，但反噬作用也是明显的。湖南人会想，难道我们投降的宋军就是这样一群恶魔，我们还有没有臣服的必要，不如大家一起反抗吧！

果不其然，对于李处耘的做法，湖南民愤大起，兵民一起反抗，朗州城都危机重重。为了缓和矛盾，赵匡胤不得不赦免荆南、湖南叛乱者的罪过，而且还免除当年茶税及各种杂税……在赵匡胤煞费苦心的运作下，荆南、湖南之乱才得以平息。

当然，对于北宋来说，这件事的影响还远远没有结束。

一方面，李处耘自湖南之战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他的温文尔雅不见了，他的宽厚大度也不见了，转而替代的是严刑峻法，动不动就用军法杀人。在这种背景下，他和主帅慕容延钊的矛盾重重，两个人频频上奏指责对方。

赵匡胤当然知道问题出在谁身上。于是，他赦免了慕容延钊的过错，而独独将李处耘贬为淄州（今山东淄博南）刺史。从五代十国一路走来的李处耘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从此惶恐不安，没过多久便去世了。

另一方面，赵匡胤一直在反思，是军人无节制的权力才使一向宽厚的李处耘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问题就出现了，怎么才能节制这种权力呢？

赵匡胤冥思苦想，他想到了自唐“安史之乱”以来藩镇格局、拥兵自重的历史，也想到了五代“王政不纲、权反在下、下凌上替、祸乱相寻”的现实，更看到了宋军在后蜀的所作为所为，便决定要确定自己对军权的绝对领导。

事实上，在进军湖南的第二年，北宋又征服后蜀，历史上极为相似的一幕又出现了。

在后蜀皇帝孟昶投降后，宋军烧杀抢掠，破坏无度，而主帅王全斌等人不立即执行诏令，给投降的蜀军发饷，致使蜀军愤恨不已，后来还引起了文州刺史全师雄的叛乱。

这场叛乱直到第二年才被镇压下去，给宋军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引起了赵匡胤的震怒，也让他更加反思皇权与军权之间的关系。

在此之前，赵匡胤通过 “杯酒释兵权”解除功臣宿将的兵权，现在他将矛头指向了各藩镇节度使们，一下子收回了他们的管辖权、财权、司法权，地方逐步沦为徒有虚名的兵头。

如此一来，北宋军队的精锐逐步向拱卫京城的禁军聚拢。赵匡胤也不放心，他设立三衙军事最高指挥机关，将禁军的统领权一分为三，都直接对皇帝负责。同时，设立枢密院，又收回了调兵权，与统军的将帅互相牵制。

在一系列操作下，北宋逐步形成了“强干弱枝，内外相制”的军事布置，而昔日称霸一方的节度终于成为名存实亡的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