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赵固仁

在汉代最不能小瞧的就是乡间小吏，虽然属于“微末小吏”，但是这种岗位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做的上的，往往是那些德高望重，甚至是曾经在汉朝担任过高层官员退休养老后回乡继续出任这个乡间小吏。

在汉代，一旦做了乡官，意味着某种道德的制高点和享受着基层百姓的尊崇，要知道刘邦就是出身于秦朝的亭长，相当于今天的基层司法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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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汉承秦制，建立了一套更加完整的政权系统，从而更为细化的进行管理，由此也让人知道了汉代的乡官“含金量”非常之高，他下可统辖乡里，上可直接向皇帝表达自己的意见，其中的分量绝非一般官吏所能比拟。

当时的郡县乡里有三老、有秩、十里一亭，设立亭长，此外还有孝悌、力田等等基层乡间小吏的成称谓，正是靠着他们，通过户籍制度，全面将汉代百姓进行有序、有效治理。

那么汉代的乡官是怎么产生的呢？

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刘邦下发诏书“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役。”因此乡官是从退居乡里的官僚、和儒生这些较有威望的人来出任的，可见对这一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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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靠着过去的经验和威望继续在乡间发挥作用，同时享有一定特权，免除徭役和杂税，因此，汉代的乡官地位虽然不显赫，但是却非常充实的一个职位。

此后汉代乡官也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到了汉惠帝时期，“举民孝弟力田者 复其身”，扩充了乡官的选拔范畴。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也下发诏书:“ 孝弟，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以户口率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导民焉。”汉高、惠、文诸帝，均反复强调农村基层政权的重要性，目的在于恢复巩固基层秩序，为推行“休养生息”提供了重要的基层结构保障。

乡官中的“三老”，大多都是“能奉教化”的五十岁以上的儒家知识分子中选拔，如当时的高级官员王翁孺在汉武帝时做绣衣御史这样的高位，免职后回到乡间乐滋滋的做起乡官，管理起一小部分人，好像没有任何心理落差。还有一人叫樊重任的也从高位上下来后乐颠乐颠的去做乡官，最后过得相当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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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乡官在汉代这样让人喜欢做呢？这要从更深度的背景去解读。史载“三老掌握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官，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这就是“三老”的“率众为善”的主要职责，其实很大程度来讲，在极其注重纲纪传统的汉代，能够代表道德礼仪教化的长者，被尊重的程度是官员无法比拟的。甚至到了东汉时期，乡官“三老”的位置依旧没有改变，许多太守能否有政绩甚至要看他为乡间百姓选了怎样的“三老”。当时的秦彭当山阳太守，“为民设四诫，定父母妻子长幼之序，择民能率众者为乡三老。”

在当时看来，推崇三老的位置就是“所以教妻父之道”，即讲“孝道”，因此在当时所有人都将这一传统视为最重要的表现。

汉代时刻

观看相关典籍无不不厌其烦地显示“以孝治天下”，而大汉确实坚持做到了非常细致的地步。

汉代散居乡里的民户，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百家为里，十里为亭，十亭为乡，分设伍长，还有相应的“监官”，从道德和法制上进行管理，因此汉朝的民间管理水平较高，百姓确实在长期散乱后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

啬夫(有秩)主要的职责是征收赋税。汉代，每个”编户”家庭成员的姓名，性别，年龄，肤色，爵级和财产以及所在的地方行政单位，每年由乡啬夫(有秩)登记一次，叫做”案比” ,编成名册，送呈县令。县令转呈郡守，郡守又派上计定呈献给皇帝。每年国家征收田租、口赋，征调劳役，都靠这个名册。据说西汉宣帝时，黄霸为颍川郡守，由于他”劝善“、”禁奸”使”户口岁增“ ,国家财政收入增加，被誉为”天下第一”循吏，受到嘉奖。而三老、力田也都受到赏赐。可见乡官正是郡县地方方的重要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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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称，第五伦”为乡啬夫，平徭赋，理怨结，得人欢心。”爰延为乡啬夫，人但闻啬夫，不知郡县”，乡官小吏成绩优异者可选拔到郡县或太守，如著名大学者郑玄就是这一出身，因此如果年纪不太老的话从乡官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此外三老有直接上书天子言事的权利武帝时发生巫蛊事件之后，壶关三老茂书，为戾太子排冤，“书奏， 天子感悟”可惜为时已晚，但从这件事上看来汉代乡官的特殊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已经深度参与当时的最重要内容的讨论。

汉成帝时，湖县三老公乘兴等上书天子，歌颂被罢官的王单治理京兆的功绩，史称奏，“天子复以尊为徐州刺史”。直接影响到皇帝对重要人事任免的意见，可知，这种影响是在任何朝代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史实说三老扮演了上接郡县、皇帝，下连各地豪绅的一个重要角色。因此汉代的乡官确实意义非同寻常。

参考资料《汉书》、《中华文化史》、《中国官僚历史图解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