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应该是三国故事的形成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南宋即有以他为主角的南戏《赵贞女蔡二郎》，宋代陆游诗中说：“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大概指的就是此戏。
蔡邕塑像
(资料图)
元代关于蔡邕的戏曲颇多，以之为主要角色且流传至今者有高明《琵琶记》、郑光祖《王粲登楼》等，而《琵琶记》尤擅盛名，其中的主角蔡伯喈正是以历史上的蔡邕为原型的，以至于后来负心状元的故事多以“琵琶记”为题，如著名的《铡美案》就曾以《三官堂陈世美琵琶记》为题流传于世。
也许正是出于这个缘故，《三国志演义》在叙述蔡邕侍董的故事时，介绍其名之后，紧接着便言其字——
初，李儒荐蔡邕曰：“伯喈非常人也，若主公用之，大事可就。”卓使人征之，邕托疾不起。卓怒曰：“我能灭人九族，犯者无素休。”人报邕，邕急往。卓拜邕为祭酒，甚相敬重，恩赐不少。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为侍中。
《三国志演义》中对蔡邕描写虽谈不上浓墨重彩，但至少是在关键章节总会有他的戏份，如在劝谏汉灵帝时，收录了蔡邕一篇完整的奏章，但到了毛宗岗父子改作时，便将奏章悉数删去，只写“议郎蔡邕上疏，以为蜺堕鸡化，乃妇寺干政之所致，言颇切直”。
《三国志演义》中写董卓欲杀卢植、袁绍时都是蔡邕救下的，但毛宗岗父子就把救袁绍的许多话归在了李儒和伍琼名下。杂剧《锦云堂暗定连环计》中蔡邕对于计策的制定有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三国志演义》虽未接受这个成说，但却直言董卓对“朝廷旧臣宰尽皆委用，此是蔡邕之荐也”，到了毛宗岗父子手中，这句话已经完全看不到了。
《蔡中郎集》
毕竟“朝廷旧臣宰”中不可避免地包含司徒王允，如果这一论据成立，则王允诛杀蔡邕便成了忘恩负义的小人，毛宗岗父子决意要将王允刻画成忠贞不二的良臣，自然不会为他保留这样一个“不义”的过往。
自然的，这也是毛宗岗父子处处以史家自居，擅用春秋笔法、妄加臧否的心态作祟。又如《李傕郭汜寇长安》一节中写蔡邕因对董卓伏尸痛哭被武士擒拿后又被王允责斥，《三国志演义》写道——
邕伏罪曰：“邕虽不智，犹识大义；古今安危，耳所厌闻。邕岂敢背国而向卓也！狂瞽之辞，谬出于口，身虽不忠，愿典首刖足，继成汉史。”
这一段是从谢承《后汉书》直接转录下来的，但毛宗岗父子把它改为——
邕伏罪曰：“邕虽不才，亦知大义，岂肯背国而向卓？只因一时知遇之感，不觉为之一哭。自知罪大，愿公见原，倘得黔首刖足，使续成汉史，以赎其辜，邕之幸也。”
蔡邕《熹平石经》拓片
“狂瞽之辞，谬出于口”意思是自有道理，但不必明说——王允同样是被董卓征辟，位至高官，与蔡邕原无不同，且二者同样在董卓麾下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只是王允筹谋政变而蔡邕保全大臣而已。
不过，相形之下，王允对董卓的姿态似乎保持得更低，在现有的史书中还可以找出一点端倪，如《后汉书·王允传》中说他：“允矫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如果这些事情交给与他同世且书法不隐的蔡邕来写，恐怕是丑态毕至。所以王允一定要杀蔡邕，又称绝不能让他写成《史记》一类的“谤书”，柏杨先生推测他是“预防蔡邕泄漏他的底细”，是非常合理的。
蔡邕决心以与王允对等的地位与他商榷自己的结局，是因为他对这种结局已有所预见，但到了毛宗岗父子手里却变成了“自知罪大，愿公见原”，变成了认罪伏法后的讨命之辞。
此外，《三国志演义》中写皇家师傅（太傅）马日磾营救蔡邕——
太傅马日磾谓允曰：“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使续成汉史，为一代大典。且邕忠孝素著，若以微罪杀之，毋乃失人之望乎？”
《三国志演义》介绍马日磾时有小注：“日磾，音密低”，李卓吾版将小字混入正文，写作“太傅马日磾亦密谓允”，但有此手民之误，则公开的营救在这里变成了暗地里的私相授受，营救蔡邕变成了见不得人的事情。
《三国志演义》写蔡邕死后“当时士大夫闻蔡邕死，识与不识，尽流涕”，“识与不识”四字说明蔡邕的人望，也与《后汉书》蔡邕本传中所说“搢绅诸儒莫不流涕”是一致的，但却被毛宗岗父子删去了，改为“一时士大夫闻者，尽为流涕”，仿佛只有与蔡邕熟识的士大夫才会流涕一般。
孙建平制蔡邕抚琴
此外，《三国志演义》评价说：“邕哭卓尸故自不是，杀之非罪”，将责任完全归咎王允，而毛宗岗父子竟然说：“蔡邕之哭董卓固自不是，允之杀之亦为已甚”，将责任的一半推到了蔡邕身上，可算得上是唐突古人了。
相较于蔡邕，毛宗岗父子更致力于唐突曹操的形象。自北宋以来，曹操一直是一位在民间饱受非议的历史人物，前文备引《东坡志林》“涂巷中小儿薄劣”一条便是证据。
北宋虽然一统五代，却毕竟失去了燕云十六州，得不到盛唐的旧土，与刘备以季汉正统自居却无法“还于旧都”心有戚戚。北宋与辽朝为敌，一如刘备与曹操为敌，所以尽管《资治通鉴》尚能以史家的良知以曹魏为正统，但民间已公然视曹魏为敌对。
至于南宋，连唐代旧都长安、洛阳及北宋旧都开封都一并失去，自卑的心态更甚，因此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一出，几乎把拥刘反曹的倾向彻底定调。
元代虽又一统，但曹操在戏剧里的形象却被锁定了。《三国志演义》也是基于此种论调的，但相比之前的平话和剧作，《三国志演义》终究有一些史笔，除了前文说到的引用奏章原文及翻译史书旧典之外，有时还别有引证，比如写过蔡邕推荐朝廷旧臣宰之后，接着便写董卓和皇甫嵩之间的对话——
民国间石湾陶曹操像摆件
忽一日，御史中丞皇甫嵩拜于车下。卓曰：“皇甫义真，你今日服我乎？”嵩答曰：“安知明公位至于此！”卓曰：“鸿鹄固有远志，但燕雀不自知耳。”嵩曰：“昔日嵩与明公皆鸿鹄，不意明公变为凤凰耳。”卓大笑曰：“义真怕我乎？”嵩曰：“明公以德辅朝廷，大度方至，谁不敬耶？君为酷法严刑，天下皆惧，岂独嵩乎？”卓又笑。
这一段话一样出自《后汉书》，写尽了皇甫嵩在董卓面前的不卑不亢，也是汉末魏晋时期人对答的风气，同样被毛宗岗父子删去了。
对于曹操的部分，《三国志演义》也不是完全做反面角色处理的，此前已写过曹操破张梁、张宝兄弟，也写到他作为谋臣劝阻何进灭宦官、用董卓等，但在这两个故事中，曹操始终是被动的角色，只写到了他的能力和智慧，并没有写到他作为一个人的个性。所以作者在“谋杀董卓”这一节中用特写的视角描述了曹操的个性。
然而《三国志演义》终究是民间一般说话家的作品，不可能脱离人们所知的曹操白脸奸臣的形象而另外塑造一个曹操，所以终究还是要写到他的阴险和决绝。于是作者在这一节中安排了两个故事：对董卓献刀写出曹操个性里的周全和奸诈，杀吕伯奢一家写出他的狠毒与决绝。
杨劲松绘曹操
曹操刺杀董卓一事于史无征，孙盛《魏氏春秋异同·杂语》倒是记载过他潜入张让卧室一事：“太祖尝私入中常侍张让室，让觉之；乃舞手戟于庭，逾垣而出。才武绝人，莫之能害。”其实不过说明曹操武功之好，而且潜入张让卧房也未必就是刺杀，也许是想获取什么信息或是文件。
《三国志演义》把件事安排成刺杀董卓，和《三国志平话》的传统是一贯的——后者曹操的出场正在于讨伐董卓的时候，将之穿插在袁绍反董和三英战吕布中间，实在是为了承上启下。董卓在废立皇帝时，袁绍公然与之对立——
群臣惶怖，莫敢对。座上一人应声而出曰：“太甲不明，伊尹放之；昌邑有罪，霍光废之。今上富于春秋，有何不善？汝欲废嫡立庶，欲为反耶？”众视之，乃中军校尉袁绍也。卓大怒，叱之曰：“竖子！天下事在我！我今为之，谁敢不从！汝视我之剑不利也？”袁绍亦拔剑出，曰：“汝剑虽利，吾剑岂不利也！”两个在筵上敌对。
相比于袁绍直接和董卓在朝堂之上刀兵相见的莽撞行为，曹操早在献刀之前已经两次展现了自己的智慧：第一是在群僚相聚时的冷笑——
费新我书曹操诗句
酒至半酣，王允举盏，掩面大哭。众官曰：“司徒贵降，不可发悲。”允曰：“老夫非贱降之日，要与众官聚会，恐贼生疑，故推贱降。吾哭者，哭汉天下也。董贼势若泰山，吾等朝夕难保。想汉高皇提三尺剑，斩白蛇，起义兵，子孙相承四百余年，谁想丧于董卓之手。吾等舍死，无益于国。”众公卿尽皆掩面而哭。坐上一人抚掌大笑曰：“满朝大臣，夜哭到明，明哭到夜，焉能哭死董卓耶？”允视之，乃是骁骑校尉曹操也。
毛宗岗在此句中间添上了一个“独”字，改为“坐中一人，独抚掌大笑”，并评价说：“众人皆哭我独笑，的是妙人。”如果还原到当时的情境中，则反于常情。
王允能够以过生日的名义把众人邀请到家中，应该是早已决定宴会的目的即同盟反董，话还未讲，先作大哭之状，本身便具有表演性质，等待群僚来询问。等到王允说出为汉家天下而哭时，众人“尽皆掩面而哭”，自然也是虚伪的，只是用此种仪式表明和王允同一立场。所以曹操的独笑才被王允视为刺耳之声，以为曹操并非自己的一党。
对于曹操而言，这笑声却是对众人只表明态度而没有方法的嘲笑，也是看穿了王允不过是借反董一事拉拢群臣，成为朝中另一派魁首的把戏。所以他的冷笑和直言都是对这种虚伪情境的不忿，一如后来酸枣群雄在孟津逡巡不前的时候他所说：“今持疑而不进，大失天下之望。窃为将军耻之！”可以说，《三国志演义》的作者是把握住了曹操前期的个性的。
第二是小说里的曹操早已预先为自己找好了退路，因此他才借用王允的七星宝刀——正如毛宗岗所说，“刺卓何必宝刀，其所以请宝刀者，预为地也。献刀之举，未必不在曹操算中。”这是他强于袁绍的地方。
王涛绘曹操诗意图
不过，作者显然漏算了一旦曹操献出王允之刀便是将王允牵连在内，无论以历史上或小说中的曹操的智慧都不至于如是，除非他有意陷害，然而以当时的情景来讲又实在无此必要，董卓在刺杀事件之后竟然丝毫未想到追查宝刀的来源，也尤为失真，这是作者的失算之处。
作者写曹操要刺杀董卓，一定选择在吕布前去牵马的时候，及吕布回来时便连忙献刀，说明在吕布面前，曹操绝不敢造次。紧接的一节便是三英战吕布，写桃园三兄弟直接同吕布对垒，早把生死置之度外，这是他们的忠君和仁义之处。
所以《三国志演义》一定要塑造这么一个故事：曹操强于袁绍，刘备强于曹操。曹操强于袁绍在于智，而刘备强于曹操在于勇和忠。
曹操逃亡路上被中牟县令陈宫捉住而释放，京剧上称为“捉放曹”，此事在历史上应有其事，但捉他的并不是中牟县令，而且当时的中牟县令也不是陈宫。
曹操书滚雪
《三国志》正文说曹操在决心反董之后变易姓名，从小道东归。经过中牟县的时候，被一个村长（亭长）怀疑是逃犯，就把他羁押进县城，正巧县里有曹操的熟人，便把他保释了出来。这是可能的，曹操行迹匆匆，穷奔于途，自然有逃犯的嫌疑，但那里并没有认出他的真实身份，又是怀疑，所以一旦有人愿意出面担保，自然无罪释放。
郭攽的《魏晋世语》则直接说中牟县令怀疑过曹操是逃犯，并将他拘留在县监狱。那时候董卓发下的公文已经传达到了县政府，所以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功曹）便猜测这人就是曹操，主张当此乱世，不应该拘留天下才俊，所以说服了县令，把曹操放了过去。
这个逻辑便似乎不甚成立，毕竟私放通缉犯是一项很大的罪名，所以裴松之说：“颁撰《魏晋世语》，蹇乏全无宫商，最为鄙劣，以时有异事，故颇行于世”，故此种说法也未见可信，《三国志演义》安排陈宫为此弃官与曹操同行，逻辑上确是合理的，只是此时的陈宫尚在兖州州长（刺史）刘岱手下，距离其归降曹操还有三年的时间，当然是不会到中牟去当县令的。
但惟其如此，才能使陈宫成为曹操的恩人，也能让其居于道德的高地对曹操败坏德行的事情进行批判。
第一件批判的事情便是曹操斩杀吕伯奢一家事。此事也不见于信史，王沈等人所著的《魏书》上说：曹操一行经过成皋的时候，经过老友吕伯奢一家。吕伯奢不在，他家的儿子和宾客一起劫持曹操，想要盗取马匹、财物，曹操手刃击杀数人。
《魏晋世语》上也说曹操路过吕伯奢一家时，正巧吕伯奢出行，他的五个儿子都在，盛情款待了曹操。但曹操毕竟没有接受董卓的人事安排，所以十分敏感，怀疑这些人算计自己，受持宝剑，连夜杀了八个人便走掉了。
连环画《陈宫和曹操》
孙盛《魏晋春秋·杂记》说：听到吕伯奢一家整理食器的声音，以为他们要暗算自己，连夜把吕伯奢的家人杀掉。之后神情凄怆地讲道：“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便走掉了。
此外，《三国志补注》上还有一条引用梁祚《魏国统》的说法，说曹操路过吕伯奢家的时候正是日暮，路上遇到了两个人，容貌威武。曹操故意躲着他们，二人笑说：“看你的样子，似乎是在逃亡么？”曹操才开始注意到自己的问题，便将自己的身世悉数托出，临别的时候，解下佩刀对二人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两位千万别对别人讲。”
《三国志补注》是清代杭世骏的作品，《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当然不及见，且其身份是说话艺人，不是历史学家，未读过《魏国统》等书也不足为怪，他以前述三条材料展开故事也是应有之义，但经过其改造之后，曹操的行迹却变得阴鸷起来。
故事里为数不多可靠的地方是曹操并非一人去吕伯奢家，《魏书》说曹操是一行人一起经过成皋，《魏晋春秋·杂记》也说曹操杀人之后神情凄怆地讲话，自然是身边有随行者，只是《三国志演义》将这个人定位成了陈宫。
其它的事情便完全是说话家的刻画，例如吕伯奢本是曹操的故交，而《三国志演义》改为曹操父亲的拜义弟兄，这是在曹操杀其全家的“不仁”、“不义”之外，又平添了一条“不孝”的罪过。
在这些史料里，吕伯奢早就远行而去，所以曹操虽杀害了吕伯奢一家，却并没有杀掉吕伯奢本人，但《三国志演义》中吕伯奢的远行变成了特意为曹操买酒。
董辰生绘《捉放曹》
吕伯奢骑驴，是闲适之人过闲适的日子，古人有“细雨骑驴入剑门”之说；曹操、陈宫一行骑马，是将军在马上，走的急切、防范的紧密、做人的劳累。两人路上相逢，正是诚意之人遇上无义之徒，有情之人遇上无情之辈，暖面之人遇上冷血枭雄。所以在吕伯奢一回头时，曹操便将他斩落驴下。
作者深恐读者错过这一关节，所以借陈宫之口问道——
宫曰：“恰才误耳，今何故也？”操曰：“伯奢到家，见杀死亲子，安肯罢休？吾等必遭祸矣。”宫曰：“非也。知而故杀，大不义也！”操曰：“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陈宫默然。
“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只是就事论事，为自己找的一个并不高明的道德借口。但《三国志演义》中加上了“天下”两字，便把奸雄心事说得一干二净。毛宗岗评论道：“曹操从前竟似一个好人，到此忽然说出奸雄心事——此二语是开宗明义章第一。”
奸雄的个性算是立住了。而后《三国志演义》便回到对桃园兄弟的刻画上，重新刻画起英雄的个性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