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还原历史上捕快的真实面目：捕快只出现在明清两代，他们地位很低贱，连老百姓都瞧他们不起，但他们却很懂得利用手里的权力敲诈老百姓，他们往往与盗贼蛇鼠一窝，共同祸害老百姓。

清代捕快和囚犯

先说说捕快在古代是一种什么职业吧！捕快的设置，目的在于维护地方基层治安，历代都建有不同的抓捕盗贼的制度和岗位：秦汉时期，乡里的“游徼”、亭里的“亭长”，就是专门负责治安的岗位，赫赫有名的汉高祖刘邦就曾经在家乡干过这个活儿，因此，刘邦可算后来“捕快”的祖师爷了。

(资料图片)

到了唐代，分管司法的县尉，以及他的下属“不良人”（也叫“捉不良”），专门负责维持治安。进入宋代以后，除了在县尉之外，还增设了“巡检”，专门负责治安巡逻。北宋中后期，巡检数量陡增，一个县竟然能多达六七十人。县尉下面是“弓手”，巡检统领厢军、士兵。

2012年陈嘉上、秦小珍执导的武侠电影《四大名捕》热映，这部电影把故事的背景设置为宋代，其实在宋代的衙门里根本就还没有“捕快”这个说法，捕快这个说法是到了明清时期才开始在衙门里出现的。

明清时期的“捕快”其实是两种衙役，一种是捕役，一种是快手。捕役是捕捉盗匪的官役，快手是动手擒贼的官役，二者在职能上差不多。其中，快手又分为配备马匹的“马快”和徒步公干的“步快”。

在上文所说的武侠电影《四大名捕》中，冷血、无情、铁手、追命这四大名捕要多拉风有多拉风，不仅武功高强，看上去生活品质也挺高，不禁让人羡慕，原来捕快竟然是这么高大上的职业啊！

很多人最容易把电影杜撰的东西当成真实的历史，所以说，文化层次低点的人缺乏鉴别力，还以为明清时期的捕快真的是电影里描绘的这样。在真实历史中，明清时期的捕快压根就不是这样的。

以清代为例，衙役种类繁多，“捕役和快手”被列为“贱民”，有多贱呢？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子孙都不可以参加科举或者获取官衔，这可真是不折不扣的“贱民”了。所以，通常只有那些一无所有的贫民，或者是有意改邪归正的盗贼才愿意干这个，所以，他们通常都饱受士绅的歧视，甚至普通老百姓也瞧不起他们。

陈嘉上、秦小珍执导的武侠电影《四大名捕》剧照

清代官员何耿绳就曾说，捕快在各衙役当中地位最为卑贱，所以，一般只有穷得无以谋生的人才会跑去做捕快，捕快的报酬也很低，甚至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通常，捕快的年薪只有白银6两左右，其中，马快的年薪约白银12两，那是因为他还要饲养马匹。

清代地方政府没有用于抓捕盗贼的专项经费，所以，州县官员必须自己给捕快发放补贴，一个县衙给所有捕快发放的补贴也就一年数百两白银，这些补贴通常仅仅够给这些捕役和快手们勉强糊口而已。

清代政府规定，捕役的职责主要就是治安巡逻和缉捕盗贼；马快和步快的主要职责是外勤，比如在督抚衙门负责传递公文、催办公务；在州县衙门则要下乡催缴税款，如果发生案件，快手还要负责传唤嫌疑人、证人，并协同捕役押解犯人。

州县官员为了更好地管理捕役，让他们尽职办事，往往会给他们制定各种规范：比如，有的县令要求凡是涉案金额在20两以下的盗窃案，捕役必须在一个月内侦破，否则捕役就要受罚。

当然，如果捕役破获了不同级别的盗窃案，也能拿到奖赏，大约范围是在8到24千文。假如在某个捕役的辖区内，一年都没有发生盗窃案，那么这名捕役就能得到白银10两、细布袍褂料2件，并赏花红（赏金）。

遇到了懂得恩威并施的州县官员，捕役们就不得不尽心办案，不敢有差池。历史上也曾记载过很出色的捕役，但这种捕役在现实当中是极为罕见，少之又少的，大多数档案和笔记中提及的捕役，都和贪赃枉法相关联。

前文所述，捕役地位低贱，低贱到了就连普通老百姓都瞧不起他们的地步。他们也要生存，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他们地位低贱并不代表他们不懂得“靠山吃山”。捕役们往往都有自己的一套敛财本事。

影视剧里的清代捕快

通常，捕役们靠敲诈勒索敛财。捕役奉命捉拿盗贼，他们往往会先向事主索取酒食、路费，案件如果没有侦破，对事主来说，既丢了钱财，还要在捕役们这里被搜刮一道，蒙受双重损失。

至于一些心狠手辣的捕役，他们干脆有意挑选那些有过前科的富户，找个由头诬陷他们，然后慢慢敲诈勒索。假如遇到不识相的富户，捕役们干脆直接把他扭送进衙门，来个屈打成招，到头来还是得拿钱消灾。这样一来，破了财不说，还要受一番皮肉之苦。

捕役们还会侵吞赃物，这也是他们敛财的套路之一。通常，抓获盗贼后，州县官员都是命几名捕役一起去起获赃物，这就给了他们上下其手的机会。他们往往会以此为名肆意闯入百姓家里翻箱倒柜，趁机搜刮民财。或者是，起获的赃物，还没等到事主来认领，捕役们就先自行瓜分一道。

利用职权敲诈勒索和侵吞赃物还不算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捕役们往往和盗贼蛇鼠一窝、沆瀣一气，这才是腐败最为可怕的地方。嘉庆年间官员卓秉恬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捕役藉盗贼以渔利，盗贼仗捕役为护符。这句话非常形象地概括了当时捕役和盗贼蛇鼠一窝、沆瀣一气的现实。

雍正皇帝的宠臣田文镜曾在一份奏章里直言，在各类衙役中，捕役最为狡猾，他们原本都是盗贼，后来改邪归正做了捕役，自然了解本地贼窝所在。捕役和相邻地区的同行互通消息，所以，他们往往能轻易获取盗贼下落的消息，他们捉贼自然像探囊取物一般容易。

捕役有这方面的优势，这使得他们一方面既有利于捉贼破案，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他们和盗贼勾结。嘉庆年间就有官员上奏称山东捕役和盗贼狼狈为奸，捕役和盗贼分赃，捕役也给盗贼们送信。

对于一些脑子好使的捕役来说，勾结盗贼就是他们成为“名捕”的不二法门，“名捕”要有保护盗贼的能力，当需要立功的时候，立刻就能把盗贼捉拿归案。清代刘衡和曾国藩等名臣都曾想改变“捕役和盗贼蛇鼠一窝”的弊政，但都收效甚微，直到清末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