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周纪 威烈王二十三年 公元403年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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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译文】

臣司马光曰：我知道天子的职责中最重要的是维护礼教，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区分地位，区分地位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什么是礼教？就是法纪。什么是区分地位？就是君臣有别。什么是名分？就是公、侯、卿、大夫等官爵。

四海之广，亿民之众，都受制于天子一人。尽管是才能超群、智慧绝伦的人，也不能不在天子足下为他奔走服务，这难道不是以礼作为礼纪朝纲的作用吗！所以，天子统率三公，三公督率诸侯国君，诸侯国君节制卿、大夫官员，卿、大夫官员又统治士人百姓。权贵支配贱民，贱民服从权贵。上层指挥下层就好像人的心腹控制四肢行动，树木的根和干支配枝和叶；下层服侍上层就好像人的四肢卫护心腹，树木的枝和叶遮护根和干，这样才能上下层互相保护，从而使国家得到长治久安。所以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维护礼制更重要的了。

【材料解析】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为开头，原因在于这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周威烈王正式册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是周天子率先破坏了规矩导致天下礼坏乐崩，导致天下纷争不断。他认为只要最高领导者带头维护礼教、纲纪，君臣上下一心，国家才能得到长治久安。

从某种情况来讲确实是这个道理，但是遵守礼教，维护纲纪要看什么时期，国家/组织集团处于什么样的社会背景。

1、各地诸侯国卿大夫势力逐渐强大

当时处于春秋晚期，诸侯国中卿大夫强宗的崛起和国君公室的衰微。当时各大诸侯国，均被连绵不断的兼并、争霸战争拖得筋疲力竭，这样就给各国内部的卿大夫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得以榨取民众的剩余劳动积累财富和“损公室、利民众”的方式收买人心。这种情况的长期发展，使得一部分卿大夫逐渐强大起来。

2、周朝国力日渐衰微，无力控制各诸侯

自周穆王以后，周朝开始走下坡路：周围戎狄不断侵扰，王朝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国力严重消耗，于是加重对民众的剥削，导致国内矛盾日益尖锐。此外周天子不仅经济上有求于诸侯国而且政治上往往受各诸侯摆布，更重要的是周朝后期几代统治者昏庸无能，肆意挥霍祖宗留下来的基业。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诸侯国内部的卿大夫要自立门户，寻求名分，你不给也得给，给也得给，周天子在群雄崛起的时代，自身又没有实力，只能顺应历史发发展，接受这个现实。自己的生存都要有求于别人还谈什么维护纲纪，伦理。

3、领导者最重要的职责是图发展

无论在什么时代，实力才是硬道理。南开大学教授艾跃进老师讲过：“尊严只在剑锋之上，

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谁的拳头硬谁就尊重你，你拟定的规矩别人才会去遵守，否则只能是自欺欺人，自我内耗。

无论是国家领导者还是企业组织最高领导，他首要的职责不是维护礼教朝纲，而是带领自己的组织谋发展，找出路，发展下去，然后做强做大。经济决定上层建筑，只有在保障生存的前提下，做大了才能够有资格讲礼教朝纲，这样君臣有别、名分才值钱。

相反，如果组织长期走下坡路，多次濒临破产，穷到连队伍基本生活都没办法保障，拿什么讲规矩和原则呢？拿什么讲君臣有别？长幼有序？这种领导封的总经理、部主管又有何吸引力呢？

最近看到一则新闻：一名北大博士毕业后考取街道办城管岗位。虽然这是各边现象，但是也从中感知，目前疫情严重的情况下，社会上很多单位正在裁员又或者纳新的机会少了，该名青年迫不得已，为了生存，先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这就是很现实的道理，没有利益，你给封人家当总经理，人家有宁可当看门大爷比较实惠。

所以说我认为，司马光没有考虑周朝的实际情况，胡乱谴责周天子破坏了规矩。他其实玩的是内卷的玩法，但是实际上这种是行不通的，也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

作为组织的领导者，首先要考虑的还是通过外部兼并，把蛋糕做大，而不是一门心思玩内卷，内卷是没有前途的，只是混吃等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