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战国七雄喋血沙场、逐鹿中原之际，在中国的北方地区崛起了一个强悍的民族——匈奴。匈奴国的建立大约在公元前209年，它的极盛时期是在公元前209——前128年之间，大致相当于从秦朝末年到汉武帝元朔元年这一阶段。在公元前4世纪，匈奴王庭位于漠南阴山以北的头曼城，距黄河河套已经不远。公元前4世纪末，赵武灵王将长城筑到阴山南麓，但匈奴势力不久就突破了长城，占领了河套以南的地方。秦统一六国后，曾于公元前214年派遣大将蒙恬统军10万北击匈奴，全部收复了“河南”（（汉）司马迁：《史记》卷八十八《蒙恬列传》，中华书局，2014，第3114页；（汉）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2014，第323页。）地区。但是数年之后，当秦王朝的统治土崩瓦解，楚汉战争杀得昏天黑地、不可开交之际，匈奴势力又乘隙蹈虚、再度深入“河南”之地，并且多次攻掠了燕郡（河北北部）和代郡（山西北部）。

公元前200年左右，当汉王朝建立之初，匈奴军队突然包围了并州北部的马匹交易地马邑，紧接着又大举南侵太原，迫使刘邦亲率数以十万计的大军北上反击，一直攻到平城（今山西大同）。但是习惯于中原作战的汉军步兵完全不适应机动性极强的骑战，一夜之间竟被30多万匈奴骑兵反包围于平城以东17里的白登山，深陷被动，狼狈不堪，最后只好以和亲为条件，订下了屈辱的城下之盟，此为汉廷与匈奴之间的第一次重大军事冲突。此后，汉朝廷因立国伊始，干戈方息，实力不逮，百废待兴，而不得不在国防战略上采取守势，消极防御，力求以和亲与财物供奉的方式来暂时地维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但是和亲和防御并不能从根本上真正遏制匈奴的骚扰与进攻，汉朝的边患始终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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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汉朝先后历经了惠帝、吕后与文、景两帝的统治，朝廷上下一方面倡导“黄老之术”，清静无为，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一方面开始调整军队的兵种结构，积极经营马政，有针对性地大力建设骑兵部队。例如，汉文帝时，“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62，第1133页。），规定每一农户要养马一匹，以资军需。匈奴方面则占领了河西走廊，又征服了西域，从正北和西北两个方向对中原形成包围之势，从公元前180年至前146年间，匈奴骑兵频繁地对从陇西到辽东的长城以南地区进行掳掠袭扰，边境地区的武装冲突持续不断，汉军也进行了必要而坚决的反击，有力地遏制了匈奴向中原的推进之势，使战线基本上稳定在西北边境线上。这一时期也可以称之为汉、匈双方的战略相持阶段。

雄才大略且踌躇满志的汉武帝登基后，即顾盼自雄，以“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的气魄与果毅，积极从事反击匈奴的战争准备。这在军事上，是进一步加强骑兵部队的建设，修筑军事要道，拔擢新一代能指挥大骑兵战略集团实施远程奔袭的优秀将领；在政治上，是加强中央集权，如“举贤良文学”以扩大君主专制集权的统治基础，确立明堂礼制并举行封禅典礼以提高皇帝权威，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法”以削弱地方势力，等等；在经济上，“利出一孔”，实行盐铁官营，同时征发商人车船税，算缗告缗，搜括民间财富以增加战争物资储备。思想文化上，采纳董仲舒的“独尊儒术”之策，设立“五经博士”，推崇并确立儒学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统一天下的思想。所有这一切，都为其接下来的战略上全面反击匈奴创造了充分的条件，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汉武帝，遂于元光六年（前129年）起，展开了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争行动，深入匈奴境内，对匈奴贵族势力实施严厉的打击。

二

由于战略方针正确，各方面准备充分，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开局相当顺利和圆满，具体而言，经过河南、河西两大战役，汉军顺利地收复了河南地区，彻底消除了匈奴对京师长安的直接军事威胁；一举攻占了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兵要枢纽河西走廊地区，从而打通了汉通西域的道路，断绝了匈奴与西羌之间的联系，并且将匈奴两部切断，基本实现“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目标。至此，汉军已完全占有了整个汉匈战争的战略主动权。汉武帝为了彻底歼灭匈奴主力，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的边患问题，遂决定对匈奴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集中兵力，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这样，就发起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漠北之战。

在这场战役中，汉武帝征召并集中了精锐骑兵10万人，组成两个大型的战略集团，分别由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统率。另以步兵数十万、驭马十余万匹配合骑兵主力的行动。卫青、霍去病接受任务后，于元狩四年（前119年）春各自统率精骑5万，步兵后勤和支援部队数十万。分别出定襄和代郡，沿东西两路北进，决心在漠北地区与匈奴主力进行会战。

匈奴单于得悉汉军来势汹汹，即将杀至，也完全豁出去了，准备与汉军在漠北地区一决雌雄，于是他在转移辎重、部众、牲畜的同时，进行兵力部署，“以精兵待于幕北”（（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第3769页。），企图以逸待劳，以近待远，以饱待饥，等待汉军长途跋涉、疲惫不堪之后再加以攻击，大创聚歼，一举而胜。

卫青率大军出塞后，得知单于的战略意图和王庭所在地，遂当机立断，统率主力马不停蹄，倍道兼行，直扑单于大营，迅捷北进数百公里，横渡大沙漠后，两军主力遂相遭遇。卫青果断争取先机之利，“致人而不致于人”，率先下令用武刚车环绕为营，以防匈奴骑兵袭击，同时指挥数千麾下精骑，勇往直前，向单于军发起猛攻，匈奴单于也不含糊，当即派遣万骑应战。双方激烈厮杀，直至黄昏，胜负未定。这时大风骤起，呼啸怒号，飞沙扑面，战场上血腥厮杀的两军难辨彼此，遂形成为一场混战。卫青棋高一着，乘势分派精锐的轻骑从左右两侧迂回包抄，单于见己方将士日益被动，整个战场形势上战况于己不利，信心和勇气顿时沮丧殆尽，失去了作战的意志，遂率数百骑死命突围，向西北方向仓皇逃遁。卫青立即派遣轻骑连夜追击，自己则率主力随后跟进，一直开进至寘颜山（今蒙古杭爱山南麓）的赵信城，放火焚毁其城以及匈奴的积粟，然后高歌凯旋，胜利班师。是役共歼匈奴军近两万人。

在另一个主攻方向上，天才型的青年将领霍去病统率大军出代郡和右北平，北进一千余公里，渡过大漠，与匈奴左贤王部接战，一番血战下来，汉军尽歼匈奴左贤王麾下的精锐部队，俘获和斩杀匈奴屯头王以下7万余人。左贤王丧魂落魄，弃军逃逸，仅以身免。霍去病乘胜追杀，浩荡北进，直抵狼居胥山（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兵锋逼至贝加尔湖之畔，然后凯旋而还。

三

漠北之役是汉、匈奴之间规模最大、战场距离中原最远，也是最艰巨的一次战役。在这场激烈交锋中，汉王朝骑兵战略集团一共歼灭匈奴军9万余人，严重地削弱了匈奴的势力，使匈奴从此再也无力大举南下，造成了“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第3770页。）的局面，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至此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漠北之战也是汉军实施的规模最大的超远距离骑兵集团作战，充分表现了汉军骑兵的独立作战水平之高和后勤支援能力之强，当然，此战尽管迫使匈奴放弃漠南之地，而向西北方向远遁，但是，汉军也为此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据汉史资料所记，当时卫青、霍去病两军出塞时，塞上登记的过境马匹共14万匹，而战后大军再次入塞时则已经不足3万匹；步卒的死亡也多达数万名。故此战之后，汉军由于缺少战马，已无力实施战略追击了；至于匈奴方面，有生力量伤亡殆尽，自然也不敢再来入边。直到公元前114年，汉朝将军公孙贺统率15000骑从九原郡再次出塞，军队行进2000余里，竟然看不见一个匈奴人；此后，汉廷又派遣赵破奴率军从令居出塞，直至匈奴河水（今蒙古国境内的杭爱山南麓），也看不到一个匈奴人。

十年以后，太初元年（前104年）汉军再次攻击匈奴右部，匈奴被迫向北撤退，不久，汉廷大军西征，爆发了楼兰之战。此后近三十年，汉匈之间又展开了对西域的争夺战。直至汉宣帝五凤四年（前54年），匈奴国内部分裂，南匈奴降汉，率众回归漠南，而北匈奴则应康居国王之邀（在咸海与巴尔克什湖之间）辗转西迁至都赖水（恒罗斯河）上游。至此，匈奴势力衰微，不再对中原地区构成威胁。事实上，直到东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1年）的金微山（阿尔泰山）之战后，北匈奴的势力才最后退出中亚地区，他们先是西迁至康居，之后又离开康居，绕过咸海，一直向西迁徙到伏尔加河流域定居下来，相传这些人遂成为公元4世纪时伏尔加河流域匈人的祖先。

以河南、河西、尤其是漠北三大战役为中心的汉军反击匈奴之战，在战略指导与战术运用上有颇多值得称道之处：第一，进行充分的战争准备，做到了“先为不可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孙子·军形篇》，《中国兵书集成》影印本1，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7，第8页。），即根据对匈奴作战的需要，抓住重点，把握关键，大规模建设骑兵，善于指挥大集团骑兵作战的优秀青年将领，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一支战斗力很强的汉军骑兵终于建立了起来，从而使汉匈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此汉军便能够以机动对付敌之机动，可以远程奔袭，能够实施迂回、包围、分割、围歼，赢得战场上的主动地位。同时，军事与外交密切配合，双管齐下，相辅相成，以孤立匈奴；实施战时经济体制，保障对匈奴作战的后勤供应。第二，高明运用骑兵战术，采取积极进攻的方针。骑兵作战的特点是“急疾捷先”，“驰骤便捷，利于邀击奔趋”。汉军在几次重大战役中都充分发挥了骑兵这一快速机动的特点，实施远距离迂回、包抄、奔袭，连续进攻，不给敌手以喘息的机会，既能出其不意，又能威加于敌，给匈奴军以大创聚歼，取得了巨大的战果，此所谓“胜兵以镒称铢”，“战胜不忒，胜于易胜者也”！第三，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汉军在打击敌手时，能够分清主次先后，轻重缓急，做到先弱后强，循序推进，切断匈奴各部之间的联系，分而制之，“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战争主动权。同时，还能注意主力与偏师之间的配合，以偏师牵制对手，以主力重创对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汉匈战争所体现的重大军事学术意义：即这场战争比较彻底的改变了传统的中原作战方式。这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原来只是作为军之“耳目”的骑兵部队，现在已成为作战的主力，一跃而成为冷兵器时代军队四大军种中的第一军种；其次，在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军事冲突背景之下，当时步兵的作战对象已不再是敌方的步兵，所以必须具备抗击敌之骑兵密集攻击的能力，于是弓弩兵的配置受到了更大的重视，如武帝时的名将李陵任骑都尉时，曾受命在酒泉、张掖训练5000名步兵弓箭手，他在以步兵抗击敌优势骑兵的进攻时，便是令步兵利用地形以弓弩给敌骑兵以重大杀伤的。其三，车战基本上已趋于没落了，当时的战车更多地是用来防御，而不是攻击，如漠北战略决战中，汉军主力与匈奴主力相遭遇后，便将武刚车环绕为营，以防范敌骑的突袭。其四，军队的部署与展开，也与时俱进，有了合适逻辑的调整与完善。当时，由于匈奴骑兵，“险道倾仄，且驰且射”，出没无常，汉军塞外行军也相应地采取了疏散的队形，而且把侦察部队派出很远，以便掌握敌情动态，及时报警。总而言之，正是这样长期的汉匈战争作战环境，迫使汉朝军队逐渐地摆脱了楚汉战争时期以步兵为主力兵种的作战方式，而开始全面进入骑兵时代。——本文已刊发于《文史天地》2022年第11期（《喋血大漠：汉匈竞逐的关键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