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热门:唯有波澜壮阔的盛唐，才能孕育出豪迈雄浑的边塞诗派

我们这代人中的99.99%没有经历过战争，那么对于战争的最直接的认知和感受就只能来自于大小荧屏。但从那里面投射到我们视野中的战争，不能说是虚假的，但起码也是不完整的。

就像当前正在愈演愈烈的那场战争，我们从新闻报道中看到的只有遍地的废墟、损毁的装备以及狼藉的阵地。但谁见过哪怕一具看上去还算完整的尸体？更别提那些肚破肠流、肢体不全的了。

建筑、装备炸成啥样都可以看，但尸体不行，据说这是文明的底线

(相关资料图)

事实上这场战争，已经至少吞噬了几十万条生命。

而我，也不知该说有幸还是不幸的，曾经稍稍感受过战争的滋味。

那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身为军人的父亲接到命令，要上前线，目的地是距家乡3200多公里外的广西边境。

但父亲并不想让家人知道这件事，就说要去北京集训。然后提前写好了十几封信交给在北京的战友，嘱咐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往我家里寄一封。

但住在部队大院里，这种事瞒不了多久，很快母亲就知道了实情。那时候没什么了解前线的信息渠道，母亲就买来一张地图，用图钉钉在墙上，天天盯着那个叫凭祥的边境小城看。

也不知道是墙太硬，还是母亲的力气太小，反正用来固定地图的图钉总是往地上掉。而我那时候才几岁，啥也不懂，成天光着脚满地乱跑，然后就被图钉扎得哇哇大哭。

每一次母亲都一边和我一起哭着一边拿把锤子奋力的砸图钉。然后不久我又会被扎，然后母子俩继续大哭。

一枚尖锐的图钉结结实实扎进脚后跟的记忆，如今想起来还能让我起一身的鸡皮疙瘩。而这，就是战争带给我全部的感受。

这玩意整根扎进脚后跟的感觉，谁体会过？

当然以我的才疏学浅，跟别人聊起这事时只会爆出“真他奶奶的疼”之类的粗口。而同样的事情出现在那些文采风流的才子骚人笔下，呈现给我们的就不仅仅是字字珠玑的华美诗篇，还能形成一个流派名垂青史。

边塞诗派，起于汉魏六朝，到盛唐时全面成熟。又因以高适、岑参（cén shēn）成就最高，也被称为高岑诗派。

边塞诗，也唯有崇尚军功、痴迷于开疆拓土的盛唐才孕育得出，还能发扬光大。

高适，字达夫，沧州渤海（今河北景县）人，虽一生文名远播，但却是武勋后代——他的爷爷高侃为初唐名将、安东都护。

找不到高适画像，凑合一下得了

所以高适虽然无法像祖辈那样征战沙场，但骨子里流传下来的血脉却让他天然的亲近边塞、向往军旅、渴望建功立业。所以在未出仕前，高适就曾投奔朔方节及幽州节度使幕府，参与谋划军机，并写下来大量描绘边塞战争生活的诗篇。

天宝八年（公元749年），46岁的高适终于进士及第。不过唐朝的科举也就是那么回事，好不容易考下来也不会有什么前途，比如高适就仅被授予封丘县尉。

三年后，厌倦了庸碌小吏生活的高适辞官，并应邀前往凉州担任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的掌书记。又三年，安史之乱爆发，随哥舒翰还朝平叛，并辅佐其镇守潼关。

哥舒翰兵败身死后，高适入朝为官。一度担任过淮南、剑南节度使，参与平定安史之乱和永王李璘谋反，还跟吐蕃人打过仗。

尽管高适没取得什么像样的军功，但已无愧于先祖。无论何人，都不能说出自他笔下的那些洋溢着慷慨激昂之气的边塞诗，是无病呻吟。

岑参的出身比高适还要高些——曾祖是贞观年间的名相岑文本，伯祖岑长倩在武周年间也曾拜相，哪怕到了岑参父亲岑植这一代，也把官做到了仙州（今河南叶县）、晋州（今山西临汾）刺史这一级别。

在唐朝祖宗不够强大的人，很难混出头，岑参也不例外

岑参本人也争气，天保三年（公元744年）26岁时参加科举就高中了第二名的好成绩。话说这要放在两宋或明清，岑参就是“榜眼”，可以直进翰林院，是未来宰相候选的种子选手。可问题是科举在唐朝不能说就是个……屁吧，其实也好不到哪儿去——像岑参这样的学霸，也得无所事事的熬过为期3年的守选期，然后才被授了个右内率府兵曹参军的小官，从八品。

问题在于这还是个武官，掌军防、烽驿门禁、田猎仪仗等事，难道小岑考的是武状元？这种事要是发生在两宋明清，估计岑参不找根绳子吊死自己，都对不起他士人的身份。

可这在大唐朝不过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岑参除了嫌弃官小了点、忙了点，没法再隐居钓鱼外，心情还是很不错的，并赋诗一首以为纪念：

“三十始一命，宦情多欲阑。

自怜无旧业，不敢耻微官。

涧水吞樵路，山花醉药栏。

只缘五斗米，辜负一渔竿。”（《全唐诗·卷二百·初授官题高冠草堂》）

不过小岑在右内率府刚干了一年，就被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看上了，把他要过去担任幕府掌书记。这是岑参第一次出塞，历时两年多，在高仙芝兵败怛罗斯后随之还朝。

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的时候，新任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征辟岑参再度出塞，担任安西北庭节度判官。很快老封就因自己的慧眼识珠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他率军于播仙镇（今新疆且末）大破吐蕃，凯旋归来后岑参献上著名的《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从而使这一战留名青史：

“暮雨旌旗湿未干，胡烟白草日光寒。

昨夜将军连晓战，蕃军只见马空鞍。”（《全唐诗·卷二百一·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其六》）

边将热衷于招募知名文人入幕府，就是想用后者的笔给自己歌功颂德

边将

随后不久，封常清奉调还朝平定安史之乱，并被宦官边令诚献谗言害死。而岑参则留守安西，直至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才重返内地，先后在李亨、李豫治下为官，但仕途一直不畅。因最高时曾官至嘉州（今四川乐山）刺史，因此他也被称为岑嘉州。

高适和岑参是盛唐灿若繁星的边塞诗人中成就最高的，也是诸多边塞诗人中唯二有过较长时间从军出塞经历的。其余如王昌龄、崔颢曾以私人身份出塞游历，或如王之涣、王翰出身于边塞，或如李颀、张谓、卢纶等并无边塞经历，只是与有人诗词唱和，也能写出一些不错的边塞诗。

没有长期与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为伴的经历，是写不好边塞诗的

不同的经历、体验和感悟，使得不同的边塞诗人的笔下，流淌出的是截然不同的边塞风光、战争景象。

典型如高适。他出塞时早过了少年意气的年纪，但却仍有马上封侯之志向所在。高适深信大唐兵锋无往不利，哪怕是遭遇了挫折失利，亦不改初衷。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尚未出仕的高适北上，投奔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幕府。时值唐军两次出击契丹均遭失败，使得他颇为感慨，遂作《燕歌行》：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兒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旗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凌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衰，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风飘飘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乐府诗集·卷三十二·相和歌辞第七》）

在这首高适的代表作中，他一方面抨击边将（其实就是在指责安禄山）恃宠而骄、轻敌受挫，另一方面以浓墨重彩之笔歌颂了唐军将士虽面临绝境仍酣战不休、以死殉国的决心。全篇诗作洋溢着慷慨悲壮的气概，主旨深刻含蓄，又充满了雄浑磅礴的美感，实为边塞诗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而要提到盛唐边塞诗的封神之作，就不得不提到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然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著。瀚海阑干百丈冰，

愁云黪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

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全唐诗·卷一百九十九·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这首诗堪称是盛唐边塞诗派的抗鼎之作了

全诗从塞外八月飞雪这个对于中原人而言颇为不可思议的壮观景象开篇，抒发了诗人塞外送别、雪中送客的离情。通常这类表现离愁和乡思的作品，宣泄的都是悲伤、凄楚的情绪。尤其是此时的岑参已经两度出塞、久佐戎幕，前后在边关生活了六年，一般人难免对鞍马风尘的征战生活与冰天雪地的艰苦环境产生厌倦和急欲摆脱的渴望，即便写出像“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样反战、厌战的诗句，也绝不为怪。

可在岑参的这一千古名篇中，类似的情绪或字眼一个都找不到。而有的，唯有充满了乐观和昂扬气息的奇思异想，是浪漫的理想和壮逸的情怀。在他的笔下，塞外暴虐的风雪就是可与友人欣赏赞叹的景色而已，不过是他瑰丽浪漫又浑然磅礴的军旅生涯中的一个小点缀而已。就像“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千古名句一般，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唯有温暖、美好，而毫无冰冷、悲伤。

因此这篇盛世大唐边塞诗的压卷之作，才被历代诗评家所推崇。比如清人方东树：

“岑嘉州《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奇峭。起飒爽，‘忽如’六句，奇气奇情逸发，令人心神一快。须日诵一过，心摹而力追之。”（《昭昧詹言·卷十二》）

王维，字摩诘，出身世家豪门太原王氏，曾官至尚书右丞，故世人亦称其为王右丞。

王维在诗歌艺术的整体成就上，远高于高适和岑参

再加上王维参禅悟理，诗书音画皆为人间绝品，又尤以诗名最盛——甚至有人认为，其水准堪与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相提并论：

“唐无李、杜，摩诘便应首推……三人相较，正犹留侯（张良）无收城转饷之功，襟袖带烟霞之气，自非平阳（曹参）、曲逆（陈平）可伍。”（《载酒园诗话·又编·盛唐》）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王维曾远赴边塞，到河西节度使崔希逸麾下担任监察御史兼节度判官，期间创作了一批反应军旅和边塞生活的诗篇，如《从军行》《陇西行》《燕支行》等，其中不乏佳作华章。但与他驰名遐迩的田园山水诗相比，出自王维笔下的边塞诗就稍显逊色了。起码在有唐一朝诗人的整体艺术水准和地位上，高适和岑参是比不上王维的，但在边塞诗这个局部，王维却无法取代高、岑。

为啥？仅从王维边塞诗的代表作《使至塞上》一诗中，我们就能找出问题的答案：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全唐诗·卷一百二十六·使至塞上》）

王维之所以会出塞，是因为在朝堂中受到了排挤。恰巧此时崔希逸在河西大破吐蕃军，于是就把他打发去劳军宣慰，顺道留在原地当官。

以诗的方式记流水账，还能记得如此大气磅礴，让人不服不行

结果等老王见识了大漠孤烟和长河落日，千里迢迢的好不容易跑到了地方，结果发现老崔压根就没回来过，而是追着吐蕃人的屁股不知道跑到哪里撒野去了。

于是疲惫、沮丧又失落的老王就写下了这首诗。

说是诗，当成诗人的日记或流水账亦可，就是平铺直叙的记录了自己的所行、所见、所遇。至于所思、所感以及因为这段经历所要抒发的情绪，对不起，统统没有。

哪怕“‘大漠’、‘长河’一联，独绝千古”（《而庵说唐诗》明·徐增），亦是如此。

这倒不是因为王维无感可发或发不出来，大概是性情使然——诗佛嘛，整个王家都虔信佛法，王维更是常年素食，持戒安禅。人家都心如止水，不为外欲所侵了，自然没法像高适、岑参那样动不动就跳脚、动不动就激动，那样不就是着相了嘛。

而边塞诗要是没了雄浑、磅礴、豪放、浪漫、悲壮、瑰丽这些复杂的、同时又是积极进取的乐观情绪和英雄气概，而是秉持着佛家简单、消极、退却的人生观，那基本就完蛋了。即便是王维，也无法摆脱这一桎梏。

所以在后世说起边塞诗，提到王维的不多，哪怕他的诗才能与李杜齐名。

终究是性情使然。

而能在边塞诗这一领域与高、岑掰掰手腕的重任，就落在了后两者的共同好友王昌龄身上。

王昌龄成名于开元盛世，惨死于安史之乱，他的一生与边塞诗盛衰何其相似

王昌龄，字少伯，大概出生在山西太原，盛唐诗人。其诗以七绝见长，尤以边塞诗最为著名，有“诗家天子”、“七绝圣手”之称。

而王昌龄的边塞诗代表作，就是被明代才子杨慎誉为“此诗可入神品”（《升庵诗话·卷二》）、但凡国人近乎无人不知的那首《出塞》：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全唐诗·卷一百四十三·出塞二首其一》）

这首诗的经典、精妙之处无须我多言。此外像《从军行》、《塞下曲》、《闺怨》等作品，均是边塞诗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可为啥就是没法跟高、岑比肩？

纵观被列入边塞诗派的绝大多数诗人和绝大多数杰出作品，都活跃和诞生于唐开元年间至安史之乱前（公元713~755年）。此时的大唐，一方面是“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盛世景象以及对外战争中“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的无敌战绩，另一方面权贵王公日益奢靡腐化、阶层日益固化，导致大批的青年才俊晋身无门。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们只好效仿班定远投笔从戎，远赴塞外求个马上封侯。

一大票文人书生扎堆挤进了边塞，见识了一大票以前做梦都想不到的场景，怎么会不诗兴大发、佳作频传？于是就有了所谓的边塞诗派。

边塞诗兴起的大背景，是安史之乱前唐军横扫四夷如卷席

而在诸多边塞诗人中，高适、岑参混得最好，名望和成就最高，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他俩不但在边塞呆的时间最长，而且是官职、地位最高者。而余者，要么在边塞混得碌碌无为不得不稍留即去，要么仅在出仕前西出游历后就无功而返，要么干脆连边关都没去过，诗中的大漠风沙、疆场征战全靠脑补……

比如王昌龄，他仅有的出塞经历发生在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此时的小王27岁，还没参加科举出仕，赴河陇、出玉门的主要目的是长长见识，顺便试试能否入得哪位边将慧眼加入幕府。毕竟唐时科举并非唯一的入仕渠道，甚至有些鸡肋。相反要是获得哪位重臣、边将的青睐而得到举荐，未来的前途反而会更好些、更顺些。

只可惜没人瞧上这个毛头小伙，王昌龄在西北呆了半年左右就怏怏而归，唯一的收获就是写了一大把的边塞诗。

所以哪怕王昌龄的才华不输于高、岑，但无论是在边关的沉淀积累、眼界高度以及感悟心得等方面，都是要略逊一筹的。

其余人等，怕是连王昌龄都不如了。

而安史之乱一起，大唐征战百五十年才夺下来的边地尽失，国都长安都动辄变成了边塞，曾经百战百胜的唐军连小小的南诏一度都拿捏不住，在国内却搞起了藩镇割据。在这种情况下，文人从军不再是荣耀和风潮，反而成了为虎作伥，谁还去扯这个淡？

于是边塞诗派就迅速土崩瓦解，再也未成气候。

但并非说安史之乱后，就没有边塞诗了。

一场安史之乱毁了盛唐，也毁掉了边塞诗生存的根基

晚唐诗人陈陶，主要活跃于唐宣、唐懿宗执政期间。此时的唐朝，正面临着国力衰退、内乱频发、民生艰困等诸多难题而无法解决，再过几十年就要彻底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