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1368—1644年）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除汉朝、唐朝和清朝之外，立国时间超过二百年的四个大一统王朝之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和其它三个朝代不同，明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却极为腐朽。永乐（1403—1424年）之后，宦官专权、后妃干政、吏治腐败、军备废弛是明朝留给人们的典型印象。永乐后的明朝怎么看都像一个病入膏肓、行将就木的重病之人，奇怪的是就是这样一个重病之人，竟然又生存了220年之久！究竟是哪些因素使腐朽的明王朝享祚如此长久？不妨从历史留给我们的线索中去找寻可能的答案。
明朝的政治绝症这一是宦官当国。从宣宗开始至崇祯继位，表面上是大学士、尚书、总督、巡抚、布政使等而下之主政；而实际上的大官，在中央是司礼太监、御马太监、东厂西厂和内厂的提督太监，在各省各重要地点则是所谓的“镇守中官”。尤其是军队中所谓的“监军太监”，他们没有任何军事才能，却极为擅长收钱敛财。
开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根据历史的经验，深知宦官干政之祸危及江山。他说：“古时此辈所治，止于酒浆酰醢，司服守祧数事”，意思是说从古到今太监所干的活就是端茶倒水，伺候服侍而已，其它的事一概不能沾边，对太监的工作性质作了规定；并立下“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违者斩”的铁牌，供后人遵守，以防太监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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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料事与愿违，燕王朱棣发动了“靖难之役”，夺了建文帝的皇位，在此过程中，宫内太监出力甚大。朱棣即位后，便大大提高了太监的地位，如设立特务机构东厂由太监掌管；派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等等，就是太监地位得到提高和重用的标志。按照朱元璋的规定，太监是不能读书识字的。但在永乐朝，就给太监聘用临时性的老师教太监读书识字；而在仁宗朱高炽时，太监读书竟成制度，太监地位自此开始提升，并最终有明一朝竟能同当朝大臣宰辅相颉颃。
宣宗时，司礼太监王振虽已作威作福，但仍有收敛；到英宗时，王振在皇帝的庇佑下，权倾朝野，成为明朝第一个连宰相都要听命于他的超级大太监。1449年，瓦刺部也先入侵，明英宗在王振鼓动下不做周密准备轻率出征，遂酿“土木之变”大祸——英宗被俘，王振死于乱军之中。瓦刺后以俘获之英宗为质要挟，乘势进攻北京数次，终因实力不济，加之于谦组织防御得法，明王朝江山才得以保全。后查得王振大肆受贿，聚敛巨额财富，计有金银六十余库，皆为外官所献。
英宗之后，宪宗时的汪直同样是一位权势炙手可热的超级大太监。宪宗在东厂之外又设立西厂，由汪直掌管，权力更在东厂之上。汪直利用职权屡兴大狱，残害忠良，任意捕杀臣民，被冤死者不计其数，百姓的生杀大权操之于一个太监手中，皇帝好像并不存在一样。
宪宗之孙武宗时，又出了一批权势极大的太监。武宗信任宦官刘瑾、马永成、顾大用等八人，时人谓之八虎。其中尤以刘瑾最为跋扈，他仿效宪宗时的太监汪直，矫旨新设内厂，由他亲自掌管，比之东、西厂更为残酷，干了不少祸国殃民的事。刘瑾最得意的政绩是他专权五年里竟完全剥夺了当朝内阁的权力，朝政全出自刘瑾之手。刘瑾被处死后查没巨额家产：有黄金1200余万两、白银2亿5000万两。仅其银一项就抵得上当时大明王朝60年的国税收入，可见当时朝政之腐败到了何等程度。
武宗之后，权力最大的太监当属熹宗时的魏忠贤。由于明熹宗痴迷木工活，甚至到了“朝夕营造，每营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的地步，魏忠贤便侍宠专权，专门挑选熹宗做木工活时奏事，不耐烦的熹宗均言“朕已悉矣，汝辈好自为之”，把皇帝的大权拱手让给了魏忠贤。于是魏忠贤获得了空前无上的大权，并被封为“九千岁”，成为政治地位仅次于皇帝的“钻石级”太监。有了如此权势显赫的太监，举国上下谁不巴结？于是大明王朝又为太监们上演了一场亘古未有的闹剧：为魏忠贤在全国各地大建祠堂。在这一点上，魏忠贤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明朝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培养出了如此众多“杰出”的太监，可见其朝政之腐朽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为太监本身具有身理上的缺陷，绝大多数在心理上都是变态和扭曲的，所以，太监做起恶来要比普通人严重得多。再加上太监身处的环境，注定了他们不可能对国家和社会现实有比较全面客观的认识，指望他们对国家大政方针做出正确的决策同样也是不可能的。明朝任用如此众多的太监作为国家的重臣，结果只能是祸国殃民。
明朝腐朽的另一个特点是皇帝的懒政。相较于清朝皇帝的勤政，明朝的皇帝们实在是太懒惰了。有明一代，除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外，其后各代皇帝基本上懒于政事。
实际上，明朝的国运从英宗朱祁镇开始就已急转直下。英宗宠信太监王振，造成“土木之变”，差点使明王朝国本颠覆，原因就在于皇帝自已不履行职责，而假手于太监。
到了宪宗时，宪宗皇帝竟然甘愿受万贵妃控制，朝政全由旁人把持。万贵妃以太监为爪牙，太监以万贵妃为后台，大肆干预朝政。在万贵妃的影响下，宪宗只肯花钱建庙宇，只对搜罗古玩字画感兴趣，而对于江山社稷、百姓生活却不闻不问。
到了武宗时，宠信太监刘瑾、奸臣江彬，不理国政沉迷于游玩享乐。武宗有一次微服出居庸关，畅游塞外征选美色，竟与北元入侵之军相遇，差点做了俘虏。后来宁王朱宸濠造反，武宗为了借此机会到江南游玩选美，竟然自封“威武大将军、镇国公”，率领大批人马浩浩荡荡向江南进发。幸亏王阳明发兵剿灭叛军，生擒朱宸濠。宁王反叛被平定后，武宗竟和亲信的奸臣太监在外游荡八月有余，方北返京城。北返途中，武宗兴致所至，竟然独自架船下河捕鱼，结果惊吓受寒而死。
武宗之后的世宗皇帝，在位时间长达45年，其心思同样不在江山社稷和万千百姓身上，而只在乎求仙问道、长生不老。他一边宠信道士为其“炼丹招鹤”，一边任用奸臣严嵩父子把持朝政。几十年下来，边患四起，国政日非，明朝一步步走向了没落。
世宗后是穆宗，只在位六年，亦无甚作为。
穆宗之后便是神宗万历皇帝，其在位时间长达48年，创了明朝皇帝之最。同时，他的懒政也创了中国历代皇帝之最：在位期间竟然有28年不上朝理政。后人总结他的懒政为“六不”：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所谓不郊就是不亲自去郊外祭拜天地。在古代祭拜天地是皇帝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对号称天子的皇帝来讲，祭天是绝对重要的头等大事，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假手于人的。不朝，就是不上朝理政，有28年的时间不上朝。不庙，就是不祭拜祖宗。他连天地都不敬，更遑论祖宗了。不批，就是不批阅大臣奏章。不讲，是不参加经筳讲席，也就是对治国理论的学习。不见，就是不接见大臣，只顾自已玩乐。就这样，明朝经过万历48年的折腾，家底几乎全被败光。
万历后，光宗即位一个月便亡，由熹宗天启皇帝即位。熹宗天生痴迷木工活，把朝政大权交给大太监魏忠贤全权处理，并封魏忠贤为“九千岁”。就这样熹宗的木匠手艺是日益精湛了，明朝的江山却每况愈下。
熹宗之后，崇祯即位。只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煤山吊死，明朝灭亡。
我们看到，从永乐、仁宣之后，明朝的政治是腐败到了如此不堪的地步。然而，在如此腐朽的朝廷统治之下，明王朝为什么没有过早灭亡，反而延祚长达277年之久呢？答案或许有很多，但是我认为下面几点应该是的主要历史机缘。
一是成祖朱棣不顾群臣反对力主迁都北京。朱棣当年决定迁都北京对明王朝的皇祚绵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中国历史上，建都东南或南方的政权成为大一统王朝者实无前例。明朝虽然崛起于东南，但是因为北元力量的瓦解，明朝才可以轻松地席卷大江南北。对任何政权来讲，建都东南或南方，使国家力量中心南移，等于把北方的防卫阵地拱手让于敌人，南方政权的战略空间和回旋余地也就大为缩小。从历史经验来看，任何政权在南方建政，都是自身力不济时无耐的选择。在南方建政，始终存在北方游牧民族军事威胁的问题，这是中国历代政权包括建政中原的政权都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尽管明朝开国之时北元势力四分五裂，但假如明朝主要力量集中在江南一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北元势力如果整合成一股力量，明朝再作应对就为时已晚。而这一点恰好为精明的永乐帝朱棣所发现，他及时决定迁都北京，把明朝的主要力量北移，不给北元残余势力以喘息之机，抹杀了其加以整合的任何可能性。迁都北京，既给北元以强大的军事压力，又大大地扩张了明朝的战略生存空间，对明朝的国家安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设想，如果不是朱棣力主迁都北京，并几度对北元势力进行军事打击，虽然没有取得巨大的军事胜利，但这些行动对北元势力在心理上的打击和影响效果是十分明显的。至少在有明一朝，北元在明朝的巨大军事压力下，始终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没有条件和机会形成一支足以威胁明王朝安全的力量。这一点，在“土木之变”后瓦刺挟持被浮的英宗多次进攻北京城无果而返，便是明证。假如明王朝只是循朱元璋之旧规，仍然以南京为都，国家力量集中于江南一隅，面对北元势力的重行整合要么是鞭长莫及，要么是错失良机，待北元势力形成气候再来应对时，以仁宣之后明室诸皇帝的能力，势必成为南宋第二。
二是草原少数民族的四分五裂，没有形成威胁明王朝安全的力量。我们以“土木之变”为例，来说明北方少数民族力量的弱小，无法对明王朝构成现实的威胁。当时明英宗在太监王振的鼓动下，仓猝出征瓦刺，由于没有计划准备，五十多万大军甚至连吃喝问题都没得到解决，惨败于瓦刺自在意料之中。但没想到的是英宗竟然被俘，对明王朝带来了极大的危险。瓦刺大军借着大败朝军、俘获英宗的威风，大举向宣化、大同发起进攻。但瓦刺铁骑在两城守军的严密防守下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转而进攻北京。在北京和守城明军相持五天五夜、付出万余人的代价后，瓦刺不得不仓皇撤离。面对这样一个彻底打败明军、占领北京的良机，由于瓦刺本身实力的不济，在获得“土木之变”空前大捷、俘获英宗之后，进攻宣化、大同和北京无一成功。这说明不管此时的明王朝是多么的腐朽和不堪一击，瓦刺实在没有足够的实力吞并明王朝的江山。也正是对中原王朝能构成唯一威胁的草原力量还没有出现，如瓦刺之辈实不足以撼动明朝之江山，因而既使明王朝再腐朽，只要内部不出现致命问题，仍然会继续它的统治。
历史的发展也正是这样，腐朽衰败、摇摇欲坠的明王朝最后的灭亡，不是像北宋、南宋一样，由外部力量打垮，而是祸起萧墙，由内部的农民起义结束了统治。李自成的农民军于1644年攻占北京，崇祯帝煤山吊死，明朝灭亡。至于吴三桂勾结清军打败李自成，可以完全看成是一个意外情况。因为关外清军抢攘几十年，始终在白山黑水之间徘徊，如果不是明王朝内部出了状况，清八旗军能不能打进北京、占领中原还是个大大的问号。
三是明王朝虽君昏于上，但多有能臣志士在国家存危之要紧处挺身而出，维系了明朝江山的代代传承。有明一代，虽然君昏于上加之太监专权、后妃干政，但每至国家危难存亡之际，总有能臣志士挺身而出，力挽国家之狂澜，以保明祚之延续。最典型的是“土木之变”后临危不乱的于谦。“当时，明朝上下慌乱无主，面对瓦刺锋芒，有不少大臣主张迁都南京以避其势。独有于谦坚决反对，力主坚守北京，并立新君以应不测。事实证明于谦主张非常高明。瓦刺于当年十月初七日，来到大同城下，以英宗为奇货要挟大同城守将开门，妄图占领大同，守城将领郭登以中国已有新皇帝为由，加以拒绝。瓦刺军施计不成只有悻悻而去。假如不是于谦力主坚守，而是南迁南京，把中原留给瓦刺，此时的明朝必然是又一个南宋。由此可见，于谦对于明王朝皇祚延续可以说立下了不世之功，可惜后来英宗复辟，挟私忿冤杀于谦，让后人为之嘘唏不已。
明武宗时宁王朱宸濠反，昏庸的武宗宠信奸臣太监，率大军南下平叛。幸有一代大儒王阳明及时出兵，灭叛军、擒朱宸濠。否则其结局恐怕又是一个“土木之变”。
神宗时的大臣张居正，执政期间“十年来海内肃清，力筹国富，太仓之粟可支十年”，一时治绩炳然。张居正是在明王朝国内矛盾最深重的时候，出掌国柄，力挽狂澜，使国家给用充足，化弱为强。如果没有张居正这十年的功劳，国库空空的明王朝，根本经不起神宗万历皇帝四十八年的瞎折腾。
崇祯朝的边关大将袁崇焕，使关外的努尔哈赤八旗军闻风丧胆。有袁崇焕在辽东防守，后金的入侵大军不得不改道绕行，以避袁之锋芒。后皇太极用反间计让崇祯帝杀了袁崇焕，明朝自毁长城，就此灭亡。
整个明王朝，除了前期的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加上其后的仁宣二帝外，其他十二个皇帝的历史简直是一部昏庸皇帝的荒唐史。然而就是这群昏庸无能的皇帝，也能占据中国政治舞台长达二百多年！从上文的分析里我们看到，这里面没有奇迹，有的只是历史的机缘。正是历史的机缘巧合，使明王朝的皇祚延续了277年之久。否则，“土木之变”时，明朝就已完结；武宗荒唐时，明朝也已瓦解；万历怠政时，明朝更应结束。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直至崇祯十七年，才给明王朝打上了休止符，这也应是历史的机缘所造就。历史就是如此，留给后人的只有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