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关于角色不涉及演员本人地谈一谈个人感想。

(资料图片)

《孤注一掷》将“诈骗”分成了两个阶段进行解读。第一阶段拍的很好，展现了人物开始涉足诈骗与赌博等取巧捷径的内心动机与“被害到加害”的状态变化，但进入诈骗状态后的第二阶段，更加重头的“对自身向加害者转变的合理化”，即促进状态转变与自我接受的内心驱动力，则有些单薄了。

对于第二阶段，影片在配角的身上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终究没能完全成型。这让它足够激活感官，但停留在了对“基础骗术”与“行为暴力”的表层上，刺激而不深入。

开场的数学公式强调了一种对于潜规则的“捷径取巧”，用逻辑去计算并压制博彩中的运气逻辑。投机取巧对应着受害人们最初面对骗术时的侥幸心理，想要绕开社会的潜规则压制去获得成功。

在电影的序幕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表达，作为“捷径”的公式被给出，而拥有公式同等数学能力的张艺兴则展示了结果：当他只有“程式“技术时，终究落入了诈骗团伙。这其实也对应了社会规则与被害人反应，由此表现了人们从正常走向赌博诈骗等“捷径”手段的心理变化过程，也在这种幻象的引导下从外部世界进入了诈骗世界，从而完成了状态的变化，这一层的呈现是影片做得不错的部分。

压制众人并让他们倒入捷径骗术的“高级规则”，是外部社会中的潜规则，这带来了他们对诈骗的进入。张艺兴面对的升职不平等，金晨面对的职场欺凌。电影几乎事无巨细地展现了每一个受害人，将他们的故事从头讲到尾，每个人是如何在社会的种种潜规则中受压迫，随之而来的便是对其“规则”的压制尝试。他们试图找到另一种绕开外部社会与其“潜规则”的方式，快速获得取胜的资源。

金晨的线索就是最明显的表现，她感受到了职场中的性别歧视与女性被动，因此在开着保时捷并口称“工作独立”的女骗子面前大上其当，误以为自己可以忽略掉职场奋斗的过程，快速获得足够强大的职场地位与财富资源。而她面对的则是另一种形式的“黑暗规则”与地下社会，“绕开黑幕而获胜”的想法只是进入了又一层的黑幕之中。

可见，电影其实并没有只是在拍摄诈骗的术，而是现实社会中人的状态变化，从正常走向赌博与诈骗的犯罪，而他们的结果也必然是失败的。

然而，外部社会与诈骗世界其实并无本质区别，反而存在着高度的对应。它们各自都有完备的运行系统，也各其黑暗的规则，绕过前者的捷径通向的不过是更残酷的后者。在电影的展开阶段，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对应，外部社会里的996打工人们被上司压榨，就像另一边受害人们被王传君和阿才殴打着工作，而张艺兴和金晨所处的职场环境，虽然没有具体表现，但我们都能联想到其背后的pua和萝卜大棒式管理，一切目的只是为了压榨，而这也对应了诈骗集团中王传君的pua演讲与怀柔政策，二者的“职场”并无不同，甚至连后续段落里的诈骗团伙团建都是如此。

由此可见，“绕过社会黑暗规则捷径”其实是不存在的，外部社会里的人们只是接收到了诈骗世界营造出的“可绕开之假象”，实际上则是进入了毫无区别的对方环境之中，接受只会更甚于外部世界的极端黑暗规则盘剥。两个世界相比起来，外部社会的暴力程度更弱一些，也拥有正统道路下成功的可能性，而给出“捷径”的诈骗世界则是彻头彻尾的虚妄幻影 毫无成功的机会，沉浸于其“捷径”幻影的人只会完全堕落，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加害人”。

金晨的“主动性”是最强的，而王大陆的线索则更全面地表现了这一点。他先是沉浸于外部社会里的“捷径”，用数学公式——以微观的形式高度对应序幕里的公式---计算赌博盈利的概率，失败后则又沉浸于诈骗世界的更极端“捷径”：作为幻象的假内幕消息。渐渐地，他也成为了加害人，从向别人借钱到偷家人的钱。他既是无奈的，始终被欠债与“搏回本钱”的压力推动着，却也是主动地做出了各种行为。

这也是片中很多被害人的状态，电影虽然没有空间进行详细的展开，也做了概念性的表达。张艺兴的同期们都是被迫加入团伙，却在一开始就无视了阿才口头上讨取信任的“别理骗子”，而是在站街女们的讨好之下忘乎所以，这种对男性虚荣的虚假满足便是“幻象”，而在工作开始后的快速剪辑之中，他们也都自如地投入了工作，并在张艺兴升职后的段落中齐念口号，亢奋不已。而在张艺兴和金晨的计划败露后，更是没有人响应王传君的建议而离开。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表达其实也辐射到了王传君和阿才的身上，构成了他们倒向诈骗加害者之前的“原点”，在最后也未曾完全消弭的本性。电影展现了王传君的父女亲情，给属下们做饭的画面也被抒情的慢镜头呈现，后续与张艺兴一起带女儿功课的片段也说明了他对张艺兴的真情实感，阿才对金晨的爱情也始终存在，甚至在结尾处超越了诈骗组织的黑暗规则。在王传君的言谈中显示，他其实也有上级。这种情感化的形象与王大陆等人形成了对应，后者为了给女友提供物质条件而走险，在真情的动摇纠结之间愈发成为了积极的罪犯。隐约之间，这两个人也成为了王大陆的同路人，特别是王传君的一句“刚把女儿接过来”，似乎说明他此前也是被弄到这里，随着彻底接受犯罪才变成了如今的状态。

显而易见的是，比起外部世界，诈骗世界的黑暗规则更为极端，这和它的“幻象”高度对应，提供的“绕开规则之捷径诱惑”越大，也就意味着背后规则的极端黑暗。因此，外部现实里尚可以拥有一步一个脚印的机会，而诈骗世界能给的则只有无期限的沉沦。王大陆以为已经洗净，却马上陷入了新一轮的骗术，金晨以为已经够数上岸，却马上迎来了王传君“再赚两千万”的暴力，张艺兴以为自己的编程帮其他人获得了回家的机会，实际上却只是被王传君转卖到了另一个工厂。诈骗世界的“成功”与“和谐“只是幻觉，真实则是彻底的暴力法则，这也是电影花费大力气去强调的东西——先事无巨细地展示了“捷径之骗术幻觉”的部分，给玩家和拐卖来的被害人们带来金钱与上岸错判的各种骗术细节，随后则是大胆直接的“暴力”部分，用各种特写强化这个世界的真正统御之法。

更重要的是，在两个世界的对等关系中，电影其实暗示了诈骗世界的一种日常性，以及其中带有的“幻觉”属性，这也是电影将外部与诈骗世界进行对应的又一个潜在用意。它的一切都显得非常日常性，其中的人们不乏情谊，而其封闭独立的环境让它自成一个运行完善的小社会，又与外面的被害人无法接触，从而杜绝了人们对自身犯罪的认知。于是，他们便陷入了又一种更高层的“幻觉”：自己所做之事并无不可的幻觉，这让他们开解了自己，在这种极端的世界中找到了自处的方式，既不用被施加暴力，又可以在下层的“成功”幻觉中继续努力。从被害人走向加害人的内心合理化过程，便是由此完成。

而这最高层的“幻觉”破除，则发生在了两个世界的交集时刻，王大陆的线索便达到了这个效果。首先是王大陆跳楼与诈骗集团“庆功宴”的平行剪辑，这戳破了后者表面上的职场日常状态，随后则是王大陆与金晨的交汇，后者从彼世界营造的“头像幻觉”变成了真人，也看到了自己工作的真实结果，前者的家破人亡。这种“幻觉破除”构成了“被害人遭遇暴力与失败”的升级，而这种“幻觉”其实也正是对“骗术”的对应，是最高级的“诈骗”。

如果将这一点做扎实，那么它其实是影片非常宝贵的上升点。它揭示了诈骗世界中人的深度真相，也是更深度的内心呈现内容，从此前的“展现状态变化”扩到“展现促成状态变化的内心驱动力“，即犯罪的合理化开解，更是最高级的“骗术“，即大环境带来的幻觉。

在这封闭独立的“犯罪日常性世界”中，一切都看上去与习以为常的社会没有区别，大家也都在一个公司里上班，甚至连被pua都是如出一辙，这就消解了“犯罪”的特异性，让它似乎成了一份普通的工作。这是对被害人们最高级的骗术与幻象，也足以让他们找到自处的办法：不做工作，便会被暴力对待，反之则可以获得下层骗术幻象里的“捷径下的成功”，因此一旦获得了良心上的自我开解，认可“做了也可以”，才会愈发主动地投入于此，成为黑暗程度越来越强的加害人，这也吻合外部世界里王大陆这样赌狗沉沦于此的状态曲线。

在结尾的部分中，电影给到了两个远景，先是众人在王传君的命令下毁坏电脑里的证据，随后则是胖子一声“开枪了跑啊”之下的众人脱逃，这在隐约之间说明了张艺兴同期，也是更广大被害人群体的状态：在“绕过外部社会潜规则的成功”与“犯罪日常性”的双重骗术幻觉中，他们已经逐渐走上了王传君和阿才的道路，成为了下意识之间便会想要对抗法律与脱罪自保的犯人，甚至连“毁灭证据”的行为都已经与王传君一般无二。

这也延伸到了最后众人戴上头套的画面中，所有人排成一列，王传君戴上头套位列其中，本应存在的“加害人”与“被害人”之区别已经彻底模糊——胖子等人也是加害人，而王传君不过也只是与他们拥有同样转变过程的“老被害人”。到了结尾，当最高级的幻术破灭，人们接触到对面的世界，包括王传君也不再处于封闭的“独立王国“，他们看到了自己犯罪的恶果与“并非日常”后，他们才能获得一种如梦方醒与“终于不必自欺欺人“的如释重负---王传君戴上头套时的表情即是如此，远远超出了恶毒罪犯应有的凶暴。

作为结尾，这一幕本身非常精彩，足以点睛。但就像上面所说的一样，必须有引导状态转变的“沉浸于世界骗术”之心理基础，外部的王大陆，内部的王传君、阿才、金晨，乃至于胖子等配角，各人或明或暗的“堕落于骗术幻觉的过程”，才能更加复杂深入。由此，电影才可以展开更多的讨论空间，接触到诈骗事件的核心，也吻合电影创作需要的人物剖析。

对此，电影做出了上文所述的一些表达努力，但其实还远远不足。从总体上看，上述的内容占比并不高，电影给出更多的依旧是配角们的状态转变，从完全被动到有所主动，却较少涉及到这种转变的内在原因，作为内驱力的“自我开解与犯罪合理化”，即对整个犯罪世界的日常化错觉，从而陷入最高级的“世界骗术”之中。其实王传君说了“是他们贪不关我们事”，这是最传统的开解说法，但终究只敢点出一句而已。少了内心支撑，状态转变的说服力和丰满度也就大大降低，甚至会变得模糊起来，不容易被捕捉理解。上面提到了相关的一些表达，但显然远远不够，只是在“敲边鼓”。

“走入诈骗与为何走入诈骗赌博”的状态变化与第一层内心描述是好的，但走入诈骗后后“对赌博诈骗之犯罪的合理化开解”的内心表现却不够，“升级”的内容明显不足，上述的设计并没能占据后半部的主导地位。电影只是在非常有限的空间里提供了“犯罪日常性“的最高级骗术幻觉，即“诈骗世界“本身的幻觉，以此激发人们对“捷径引领成功”之下层幻觉的执行，随之进入灰色异化状态。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破除幻觉”的最高级形式，即对幻觉世界之封闭的打破，两个世界的交汇，让其中各人看到自己的恶果。这完全可以作为下层“幻觉”与“破除”的升级，却没能完全展开。

以成片的整体效果来说，在前半部分，下层的一组要素有着比较充分的表现，在各种纸币与和善掩映下的“一起发财”幻觉，以及各种不加掩饰的“行为与态度暴力”带来的破除。但在后半部分中，表达却更多地停留在了这里，人物的灰色状态便是一带即过的，甚至不敢过于展开王传君的父女情，阿才对金晨的感情也只是“不忍直视暴力”的短暂镜头，下一场便直接给到了“放走金晨”的终局情节，更不用说戏份少之又少的胖子等人。举例而言，王传君给大家团建做饭玩“物质成功”的金钱游戏，并给了金晨护照，马上就要变成暴力虐待金晨，王传君和张艺兴给女儿辅导作业，马上就要计划败露而暴打张艺兴，王传君和阿才夹杂着利用与友情的复杂关系也直到结尾才有了一点的展开：阿才想杀死王传君立功，王传君却不计较地让他销毁证据，既是一起脱困也是互相利用。

也只有王传君在最后与张艺兴围绕着女儿这一“唯一真情存在”的利益交换与护女共情之混合，才算一个不错的瞬间，这种复杂性正对应了人们在犯罪世界中的“犯罪不可”之本能道德观与“犯罪亦可”之日常化幻觉中矛盾的复杂状态，其亲情形象也是对“犯罪头目王传君”其人的柔化，让他的凶恶罪犯成为了“真情拥有者”的并立，其以后者为原点的内心人格进入此日常犯罪世界而逐渐诞生了前者，又可以作为“王传君领导的犯罪世界”之幻象本身的表现。但是，父女要素在此前太少，在这里的高光瞬间也是无济于事。

如此一来，“处于犯罪日常化幻觉”的人物灰色状态便不够扎实了，一个有情有义的正常人心理中逐渐加入“犯罪者”人格的异化过程也就无从得见。同时，作为合理化内驱力的“犯罪日常世界之呈现”也并不足够。电影很吝啬于对“诈骗集团虚假和谐”一面的表现，基本都是一瞬而过---张艺兴等人初入集团，一层是看上去不错的工作场地，马上就要去到殴打人的二层。

同样地，“破除”也基本停留在了“暴力”的阶段，导演依然在不厌其烦地展现着金晨等人的被打，升级的只是“程度”，从打嘴巴变成了打断腿和淹死人。本质上的升级应该来自于对浅层动作语言暴力的脱离，转而进入“对犯罪恶果的展示”，是金晨离开封闭独立的诈骗幻象世界而接触到王大陆惨状的部分。电影给出了一点点内容，却没有拿出更多的篇幅，王大陆的作用也就停留在了“受骗于捷径之下层骗术幻觉”与“自身恶果展示”的阶段，没有对金晨产生更高级别的幻觉戳破之影响。

取而代之的则是“暴力”带来的束缚，人们似乎更多地是被暴力强迫着犯罪。这让上述的一些异化状态描写失去了延续，也无法解释王传君和阿才的黑化过程，他们二人又变回到了样板式的魔鬼罪犯，甚至让些许的温情一面变得像是无意义的闲笔。

事实上，对于灰色状态的涉案人内心异化过程的分析，才应该是这类题材的重点。在现实的很多案件中，罪犯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害人，这正是非常值得展开的“极端环境下的极端心理”，也符合电影创作人物时的逻辑。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由此展开现实层面的讨论，这也同样是判决该类案件时的关键点。而在成片中，上述的内容几乎就已经是相关表达的全部了。

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作为主角的张艺兴完全没有进入到“灰色异化状态”的表达语境之中，电影反而将他设立成了完全清醒的状态。从一开始，他就不停地想要脱身，更是得到了几段甚至有点刻意的“清醒展示段落”，在王传君和众人组成和谐庆功的氛围中说出虚与委蛇的麻痹敌人之言，对王传君提供系统的帮助也是为了放出消息。他的对抗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毫无动摇的对抗”，这让他与金晨等所有人都完全区别开来，不像是一个世界与共同环境下的共立场者。事实上，在影片展现“堕落于成功幻象”的前半部中，需要“保持坚定“的张艺兴几乎失去了戏份，让位于一个个出场的配角经历线，这也让他最开始对职场潜规则的痛感失去了意义。

电影必然以主角的视角展开叙述，当张艺兴处在了“始终清醒”的状态时，所有的“灰色异化、环境骗术的合理化幻觉与破除”便无法得到很多表现了，即使电影给出再多的配角表现也必然无济于事，因为视角终究要回到张艺兴的身上，整体也要服务于他的“清醒”，为其提供合理的佐证，合理化的对象从“犯罪“反变成了“不犯罪”，其视角出发的大部分信息也就只能进行相应的调整，如上所述地停留在浅层。我们跟随着他的视线前进，看到之物都服务于他的“清醒”，因此他必然地快速上二楼去看殴打画面，也必然看到王传君等人的种种暴力。主角如此，那么上述的“二级幻象与破除”也就自然地浅尝辄止了。

事实上，张艺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正能量的“喇叭”，他的作用便是展示“诈骗害人犯罪”这一确定性的结果，海报主角一样的宣传意义更大于电影主角对应的塑造表达。这也解释了最高级幻象无法展开的客观原因，正能量不应该有太多的“犯罪亦可”之表现。如此一来，哪怕电影给出再多的配角表现，甚至不惜资源地一个个去逐本溯源，效果也必然不够有力，反而让张艺兴被分走了前半部里的表现空间，到了后半部“破除”时的“从未动摇”姿态随之变得更加生硬。

并且，如果我们再去想电影的开头，它以警察的宣讲而展开了全片的回溯，已经确立了正能量需要的“官方存在感”，而这其实是不利于对该题材的电影创作的。而在金晨被警察解救的时候，镜头也给到了高空中的视角，暗示着更高维度上的“法网恢恢”。而在结尾，张艺兴戴上警察给的头套，与开头处被罪犯戴上头套形成对比，以“回归光明”取代了“陷入黑暗”，又是一个官方力量的彰显。不是说官方在诈骗解决中不应该有作用，这也不符合现实，而是“它占据了人物的呈现资源“，出现在了点睛升华的关键节点上，而相比官方不那么绝对正义的人物才是有挖掘空间，也符合电影逻辑下重点的。

然而，比起官方力量，对于电影逻辑而言，既是加害人也是被害人的人物们的灰色心理状态，极端环境下受困于犯罪世界幻象的异化，这种从“术”升级为“心灵”，从“个体“升级为“集群“，并随之辐射到王大陆等所有赌狗与骗子的“诈骗相关的社会性“，才应该是“诈骗”这一社会顽固且沉重现象的内里，也对应着电影里做出的一些群像展示，同时还引导出了现实里必然存在的法理矛盾，即“犯案”后续环节的“判决”。

对于“诈骗”来说，这两环都很重要，无论是对涉案人的心理本身，还是对其人其心的裁决研判。面对这种极端环境下的主动犯罪，法律要如何评定这些人，法当然不容，但理上是否可以讨论，事实上“犯罪合理化的世界骗术”也正是将法律意识与道德感模糊化了。法与理、道德底线和求生本性的两组对错关系，先由对人物的灰色异化驱动力的表现而得出，随后再将之放入法律审判的思考与决断中，而后者的时点又正好提供了灰色犯人的回溯平台，完善叙事结构。

因此，如果张艺兴可以处在灰色异化状态，并站上被告人的位置，电影以他的回溯开始全片，上述的一切都水到渠成，既有了细化的灰色人心，也有了高级的“犯罪日常之欺骗性幻觉”，也有了“判决”的环节。但对一部命题作品来说，这无疑是要求过高了。

不可否认的是，电影还是有一些平衡上的努力。非常有趣的是，张艺兴在电影中多次使用了“程序”。第一次，他以此来讨好诈骗集团并解放其他人，这其实对应了开头的“压制黑幕规则之公式”，是一条捷径，因此也就必然失败——序幕的公式连接了张艺兴“也曾经被骗”的介绍文案，他掌握公式而被骗，也无法通过程式获得解放。

而到了影片结尾，“公式”则来到了第二重，电影也借此巧妙地处理了主旋律诉求与个人表达的平衡。解决问题的必然是警察，而这就无法凸显人物的力量，不符合电影创作的逻辑。因此，电影先用上述的“公式”否定了个人英雄主义的效果，张艺兴的程式，与金晨合力的纸币传信，都没有解救自己和其他人，这是诈骗世界里的“个人无为”，也暗合了外部世界里的“取巧失败”。警察一方随之入场，而他们也必须与主角合作，自己的力量只能受限于各种“规则”——外部社会的“签证期限”，犯罪世界的“买通当地黑警”与“平民打手雇佣”。在结尾，张艺兴破局的关键依然是“公式”，先是同学通过公式而回想起张艺兴发微信中的暗示，随后则是他设计的系统漏洞提供证据，这也完成了人物与警察在创作与主旋律的平衡，“个人提供证据，警察使用证据”。

重要的是，在电影结尾的“公式”不同于此前的纯粹，而加入了很多的真情成分，先是朋友与张艺兴的友情开启了中国警方的回返，随后则是张艺兴与王传君围绕着女孩真情的纠缠。同样地，最开始带来中国警察入局的金晨，也是由阿才的爱情流露才能逃出。这显然才是最真理的“公式”，也隐约之间引导出了外部社会的光明出路：以出人头地的真情实义，踏踏实实地奋斗，自然胜过一切捷径，更不用去进入“捷径”幻象构成的犯罪世界。电影开头与中段的“公式“是理性的数学与计划，而最终有用的“公式”则带有了情感的意味，这又是另一种正能量了——诈骗世界必然失败，外部社会还是有机会成功的，这也消解了影片第一段中对我国当代社会中不光明的潜规则一面的表现，哪怕它其实只是浮光掠影的水平。

很多人说这部电影完成了“尺度的突破”，其实它更多是表层尺度的突破，是对于血腥、暴力、色情画面的审查尺度突破，而在内容表达的层面上则依然“保守”，更多停留在了“对犯罪不可多面化表现”的传统尺度上。这并不利于这个题材的拍摄，因为诈骗本身便是“灰色与复杂”的，就像除了张艺兴的所有人物一样，因某种真切情绪而逐渐堕为主动的犯罪者，并由其内心的“求生本能”、“成功愿望”、“自我开解”而共同推动。考虑到它的命题背景，这一点倒也不能多加苛求了。

只是，哪怕是画面的“突破”，恐怕也是不具备广泛意义的。它更多是为了警醒世人，意识到诈骗背后的残忍，一旦失去了“提供命题说服力”这一作用前提，仅仅只是为了一个普通的创作需要，那么尺度很可能又会弹回去。

《孤注一掷》是一部够“浅”的作品，骗术幻象、破除方式、尺度突破，都是如此。它真正的主场或许是在抖音上，那一个个的“浅层小段”完美适配于其短视频的模式。对于反赌反诈而言，短视频或许也是比电影更好的宣传途径。就像影片结尾“一个拿着筹码的人旁听演讲”所表现的那样，集团犯罪还没取缔，反赌反诈任重道远，需要更多受众对更多内容的更持续接收，拍的“浅”可能也会有助于更广大人群的理解吸收。

从这个角度上讲，这部电影的意义也就呼之欲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