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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韩信迷案之五：谋反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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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看《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与陈豨联手谋反的“铁证”似乎无懈可击，就算想“洗冤”韩信也无从着手。

但如果视野放开，考察当时历史的整体局势与走势，似乎也不难发现个中的玄机。

前197年9月，陈豨造反。

前196年1月，和陈豨造反“密切相关”的韩信和韩王信几乎同时身死，只是一个死在长安的长乐宫，另一个死在代地的参合。

前196年3月，彭越死于洛阳。

前196年7月，英布造反，死于同年。

前195年1月，卢绾造反，死于下一年。

前195年4月，刘邦驾崩。

显然，在这一两年中，所有“异姓诸侯王”全都“击鼓传花”般地告别历史舞台，甚至包括皇帝刘邦在内，秦末楚汉战争中诸侯王级别的顶级英雄们，一个都没幸免，大时代彻底结束。

姑且不论这究竟对谁有利，只看是谁在其中发挥了“最关键作用”！

1、韩信被吕后、萧何联手杀于长安长乐宫。

2、韩王信被刘邦部将柴武杀于代地的参合。

3、彭越被刘邦先抓后放，吕后又给带回洛阳，建议诛杀并制作肉醢，分送天下。

4、看到彭越的肉醢，英布因恐惧而造反，被灭身死。

5、异姓王只剩下卢绾和低调的长沙王，卢绾惧怕刘邦、吕后，选择造反。

毫无疑问，就算当时刘邦是皇帝，这一系列事件的“主谋”、主策划人，也非吕后不可。

首先，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刘邦实际参与了诛杀韩信事件。韩王信倒是明确被刘邦派兵包围攻杀。

其次，刘邦都释放了彭越，若非吕后“拦截”，彭越至少当时不会速死。

这个事件其实最为重要，而且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第三，正是吕后制作“彭越肉醢”的“警告”，刺激英布造反，事实上属于逼反。

第四，卢绾亲口承认，韩信、彭越都是被吕后“用计诛杀”，而“异姓诸侯王”的怀璧其罪让他也不得不造反。

卢绾这里其实缺少了一个最关键环节，即他有没有收到过“彭越肉醢”？

作为当时仅存的三大异性诸侯王（即英布、卢绾、长沙王）之一，这个问题很容易得出答案。

而卢绾事实上和英布一样，在收到“彭越肉醢”之后，就开始了自保或者谋反准备，起码他不得不产生这种心思。

只是限于时间关系，英布先造反，而按照史实，卢绾还没走到这一步，他其实是被刘邦直接定性为造反，属于“有口难辩”，这才不得不起兵自卫乃至造反。

有意思的是，前往“调查”卢绾是否造反的人，居然是吕后的头号心腹审食其！

纵观全局，吕后才是串联所有事件的核心人物，只有从她身上，才能梳理出这一系列事件“一以贯之”的整体运作精髓与目标。

退一万步讲，即使刘邦吕后“夫妻一体”、分开唱戏，吕后起码也是冲在最前面的那个人！

卢绾作为整个事件最终的幸存者与见证者，他道出了吕后的真实目标——“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

从刘邦对彭越的先抓后放可以看出，就算刘邦这段时间已经有“消灭异姓王”的整体谋划，也最多是政治消灭，剥夺他们的王位与封国也就目标达成，事情不必彻底做绝，但最终演变成“诛杀诸侯王”的直接肉体消灭，显然非吕后的“狠辣”不可。

从这一点来说，吕后与刘邦无疑是“同床异梦”，甚至，对于“异姓诸侯王”问题，刘邦多数属于懵懵懂懂、摸着石头过河，并无全盘规划，但吕后却早就一心筹谋，力争彻底解决。

这也是刘邦和吕后的根本区别所在。作为开国君主，刘邦不得不顾忌身后评价，如果是他直接诛杀了韩信、彭越等人，难免会留下诛杀功臣、盟友的历史口实，从而留下“过河拆桥”的历史骂名。

正是因此，刘邦才会展现出极为复杂的“历史级别的反应”，比如对韩信之死的“且喜且怜之”，对彭越的先抓后放，刘邦未尝不想杀掉他俩，但正如鸿门宴上项羽最终选择不杀他，都是有所顾忌，也许直接杀掉对大局尤其是未来有利，但本人挨骂是肯定躲不过去的。

但是吕后不同，刘邦的“做人留一线”其实是给她埋下的“雷”，还都是顶级大雷。

当然，此时很难说，吕后就是要为自己上位，她更多应还是给“太子”刘盈的上位铺路，刘盈无疑是相对文弱的那类皇帝，如果刘邦死了，刘盈能够驾驭住韩信、彭越、英布等一众诸侯王以及萧何、曹参、陈平为首的一众大功臣么？

吕后对此无疑心知肚明，别说刘邦一直以来不喜欢刘盈，多次酝酿将之废掉，依照吕后本人的平生性情，她也未必真喜欢刘盈，只是她没有选择，只好“老妈出马、能者多劳”！

如果确定了吕后的整体谋划，即“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所有事情从后往前推理，我们或许就可以得出韩信“谋反被杀”这一最初事件的真正真相——

前197年9月陈豨谋反的时候，吕后已经产生了相关心思，相比其它诸侯王“远在天边”，吕后暂时还够不着，那么原楚王韩信现在可是“近在眼前”。

事实上，相比其它异姓诸侯王，现在成为淮阴侯的韩信才是吕后将来最实质的威胁，一来韩信功劳最大、威望最高、能力最强，二来，韩信最年轻！

年龄这一点最为致命，要是韩信一直正常活着，哪怕他只是个“笼中鸟”，也是安置在吕后和刘盈身边的“不定时炸弹”，说不定哪天就引爆，而且爆炸效果最为难测。

那么，要怎么除掉韩信么？

显然，陈豨造反给了吕后灵感以及见缝插针的良机。

既有史料大致可以确定，陈豨确实跟随韩信打过仗，算是韩信曾经的部将之一，至于是不是嫡系，根本无所谓，对于吕后来说，韩信只要能和陈豨“攀扯”到一起，这就已经足够了。

吕后的做法是，让韩信某个舍人的弟弟主动举报，说韩信私通陈豨谋反，要在长安发动兵变，攻打吕后和刘盈。

这个做法，和稍后吕后对彭越的手段——让彭越的舍人举报彭越谋反——简直如出一辙！

看起来缺乏创意，但确实有用，以致于吕后自己都致敬自己。

接到舍人的举报后，吕后一本正经地和萧何商议，萧何以庆祝平定陈豨为借口，将韩信骗到了宫城，估计韩信进了长乐宫，都没意识到大难已经临头。

而对吕后来说，她根本不会给韩信任何辩解的机会，更不会让韩信活到刘邦回来、两人相见，她唯有果断诛杀韩信！

一旦韩信身死，他的“罪名”也就任由吕后罗织了，所谓“谋反”，跟后世的很多同类冤案一样，实质完全无差！

最有力的证据，无疑是韩信和陈豨曾经的谈话，两人相约一起造反。这个信息，显然只能是韩信身边的人，尤其是舍人所能提供的，只不过，这肯定是“编造”或者“逼供”出来的，事实上自然也就根本没有发生过。

这里还有几个佐证。

一是刘邦出征陈豨前，韩信“称病不从”。这个记载极其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好像韩信想去打陈豨就能去似的。

事实上，就算韩信想去，刘邦也不会让他去，更不会请求韩信一起去。因为韩信早就成了刘邦的“笼中鸟”，一直处于刘邦的软禁之中，刘邦也不可能再给韩信任何战场表现的机会。

这也导致了第二点的“不可能”，即韩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

一个已经处于软禁状态，自身行动自由都受限的人，如何能够做到联合外部力量举兵造反？

但是，事实上做不到的事，在“罪名”中却是必须要予以坐实的，这才有了《淮阴侯列传》中所记载的种种！

韩信必须和陈豨提前私通、商量好，一个在长安，一个在代地，这才能内外勾结谋反；韩信必须和长安城内的某些军事力量勾结，这才能发兵攻打吕后与太子，正规军肯定不能牵扯，那就只好“刑徒家奴”来背这个锅，估计这些人都和韩信一样，刀架到脖子上都一脸懵逼！

换到韩信的视角，自从成为淮阴侯以后，他就只能待在洛阳和长安，连淮阴都回不去，他看似可以自由行动，但身边肯定一直有刘邦的部队公开“保卫”或者秘密监视。

在这种情况下，韩信就算有心谋反，他也压根实现不了任何具体的谋反举动，不然才是见鬼了。

可以说，陈下被擒是韩信被刘邦打了个出其不意，从此失去人身自由，而前往长乐宫，则是韩信被吕后打了个出其不意，彻底失去性命。刘邦总归有所顾忌，但吕后可是斩草除根。

至于“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大致可以成立，萧何此时确实是站在了吕后那边，阴了韩信一把。

这也是之后刘邦对萧何表面封赏、私下怀疑的原因所在，具体一个表现是，刘邦给萧何身边也安排了一支“保卫”部队，这无疑是韩信之前才能够享受的“待遇”，刘邦实际就是在敲打萧何，老子还没死呢，你直接帮助吕后和太子是不是早了点？

其他人也就罢了，如此对待萧何，应该也是刘邦犯了“帝王晚年疑心”的通病，疑神疑鬼，对谁都不再信任，另一个显著表现是“卢绾果反矣”，也许只要刘邦不死，卢绾碍于交情和实力对比，总归不会公开造他的反，但刘邦这么一定性并派人进攻燕国，卢绾彻底没了选择，不反也得反。

现在来确定吕后开始布局除掉异姓诸侯王的时间，这一点其实对于之后历史非常重要。

理论上，它应该是吕后“宫斗”击败戚夫人，刘盈彻底确立太子大位之后，否则吕后此举不仅有后顾之忧，也大有为人做嫁之嫌。

张良提出的“商山四皓”之计是一个线索，可惜四个老头出山的时间实在难以确定。

周昌的时间线极具价值，他之所以出任赵相国，是刘邦为了自己死后，赵王刘如意和戚夫人的安全考虑，这说明刘邦已经事实放弃了立刘如意为太子的想法。

而周昌于担任赵相国期间举报了陈豨，那他出任赵相国当在前197年9月之前，他强烈反对刘邦更立太子的时间当更前。

史书都将上述事件记录在了前197年。

也就是说，前197年，才是刘盈彻底确保太子之位的年份，但是，仅凭张良、周昌、商山四皓等人的力争，就一定能“确保”刘盈的太子位置么？就不担心刘邦再心生变化么？

所以，我以为，发生于这一年5月的“太上皇驾崩”事件才是最具决定性的，太上皇、刘太公应该是在临死之前，以某种方式“确保”了刘盈的太子之位，让刘邦彻底无法反悔！

虽然记载不多，刘太公其人还是很有“政治意识”的，刘邦称帝之后，他无疑是处境最尴尬的人，有一次迎接刘邦，他还专门拿把笤帚，倒退着走，这是以示尊敬的礼节，刘邦当然得表示震惊和不敢当，这才给刘太公搞了个“太上皇”的尊号。

太公虽然从不干涉刘邦的政事，但对自己的家事却不得不上心。一个例证是，他的大儿子死的早，长孙刘信却一直没被刘邦分封。

原因其实是鸡毛蒜皮的家长里短，早年刘邦没少到大哥大嫂家蹭饭，大嫂就像是拒绝韩信蹭饭的那个亭长老婆，只不过这次她不是躲在被窝里自己先吃，而是故意把锅用勺子刮得叮当响，意思很明确，已经没饭了，据说刘邦当时还带了不少狐朋狗友，弄得很下不来台，这才结下的“梁子”。

所以，刘邦当皇帝后记仇，一直对大侄子刘信毫无表示，大嫂只好去求太公，毕竟是长子长孙嘛，太公也就出面为刘信争取，刘邦不得不听命，但这家伙也够恶心人的，居然给刘信故意封了个“羹颉侯”！

这个事情，反应了太公对于刘邦家事上的“压制力”，毕竟刘邦就算当皇帝，那也永远是太公的儿子，“立太子”这种最重要的大事、后事，太公的立场与意见当然极为重要。

以吕后的视野与手腕，张良等外人她都能求到，太公那里更是份内之举。

而太公和吕后曾经共过患难，被项羽囚禁的那些年，两人算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再加上刘邦一直冷落吕后，难免会让太公更偏向这个正牌儿媳，而不是戚夫人那个“小三”。

所以，太公应该是在临死之际，在所有宗室、大臣面前说出了自己对刘盈的支持，“逼迫”刘邦不得不点头同意，事后更无从反悔。

虽然史书没有记载，但刘盈对太公，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好圣孙”，也许太公这个“太上皇”名不副实，但刘邦起码要保持面上的尊重与服从。

从之后吕后就全身心投入外部政争来看，必须是类似这种落到实地的保证与保障，才会让她确信自己已宫斗获胜，并开始考虑更全面、更长远的问题。

毋庸置疑，韩信等诸侯王的最终灭亡，是吕后而不是刘邦，才是真正的决定因素，吕后似乎是承担了刘邦作为同类开国君主后半段的“诛杀功臣”的历史使命。

个中原因，无疑是刘邦自身的寿命限制，前197年，刘邦已60岁，年事已高，当时他的身体应该也出现了某些问题，就算吕后预测不到刘邦命不久矣，该干的事她也照样会启动。

有意思的一个插曲是，刘邦的身体已不足以支撑平定英布，想让刘盈代为出征，但此事无疑对刘盈没有任何好处，打赢了仍是太子，打输了却极可能位置不保，所以吕后一哭二闹，刘邦被迫出征，又意外中箭，事实上缩短了刘邦的寿命。

以上。正是吕后在“诛杀异姓诸侯王”过程中的一系列惊天运筹及狠辣手段，让她奠定了自己的实际威望，以萧何、陈平、曹参、周勃为首的一众大功臣，显然知晓个中的所有内幕，也是因此，他们都为吕后的手腕所震慑，始终不敢公开挑战吕后，直到吕后逝世，他们这才终于敢有异动。

后世两千年帝制时代普遍的“高层权力游戏”，吕后无疑“贡献”卓著，尤其是令人无语的阴谋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