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披澜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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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阵法是古代军队作战时的排布方法，合理的排兵布阵可以提高军队的作战效率，达到以弱胜强的效果。历史上，有不少广为人知的阵法，比如《绩效新书》中记载的鸳鸯阵，《孙膑兵法》中的锥形阵、雁形阵等等，而鱼鳞阵同样也是一个出镜率极高的阵法。相传日本战国名将武田信玄在武侯八阵的基础上，融合本土经验创立“武田八阵”，这八阵中就有“鱼鳞阵”。有意思的是，虽然传言中这一阵法源自武侯八阵，但实际上“武侯八阵”具体是哪八种阵法，或者说，“八阵”是否特指某些特定阵法仍有争议。相反，在先秦时代却有一种名叫“鱼丽阵”的战阵存在，那么日本战国时期的鱼鳞阵与先秦的鱼丽阵究竟有没有关系呢？鱼丽阵究竟是一种什么阵法呢？
【资料图】
根据《左传》记载，鱼丽阵的发明者是郑国的公子元，当时周桓王为削弱郑国对周王室的控制，剥夺郑庄公卿士之职，而郑庄公随即以不朝贡作为反击，周桓王于是联合蔡、卫、陈等诸侯国讨伐郑国，双方在繻葛爆发军事冲突，史称繻葛之战。
这一战中，军队数量处于劣势的郑庄公采纳了公子元的建议，以“鱼丽阵”应敌，最终获得大胜。《左传·桓公五年》：“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阵。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战于儒葛。”
春秋时期，各国已经出现了“卒伍”和“什伍”两种不同属性的军队编制方式，其中“卒伍”是典型的车战编制，后者则为步兵编制。以周天子的六军为例，他们是以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其中“一两”就是一个单位的战车编制，即一乘。但由于习惯的关系，在很多时候，无论是“卒伍”还是“什伍”，“伍”都可以指代步兵。
而《司马法》里面对“偏”的记载也有很多：“二十五乘为偏”、“车九乘为小偏，二十九乘为大偏”，因此，从郑军“先偏后伍，伍承弥缝”的布阵方式可知，此时的鱼丽阵是一种用于春秋车战的新式阵法。
之所以说这种阵法是一种创新，是因为在此之前，关于车战的记载中从未出现过“先偏后伍”的情况，甚至“偏”这一军事单元也鲜有在先秦战争记载中出现的例子。一般情况下记叙者都是以“乘”来代表战车。
因此，《中国军事史:五千年的征战》的作者蓝永蔚先生认为，“偏”和“伍”在这里都是实指，前者是由数辆或数十辆战车组成的军事单元，后者则是归属于它们的步兵编制“卒伍”。因此，鱼丽阵中，战车以“偏”为单位组成间隙宽大的横阵，一部分步兵在其身后列阵，而另一部分的步兵则填充到战车之间的间隙中，即“伍承弥缝”。
如果从鱼丽阵的上方俯视军阵，战车就仿佛被周遭步兵重重包裹在渔网之中一样，这也是该阵名称的由来：“鱼丽于罶，鰋鲤。君子有酒，旨且有。”（《小雅·鱼丽》）
“鱼丽”是“鱼丽于罶”的简称，罶（liǔ）是捕鱼的工具，又称笱，用竹编成，编绳为底，鱼入而不能出。在步兵的保护下，战车只需要从预留的前方通路出击既可以对敌方的步兵防线进行冲击，而在左后右三方环绕的步兵也可以在车兵冲击时予以配合，相较于原先车兵在后，步兵在前的布阵方式，鱼丽阵加强了车兵、步兵间的配合，同时，也给与车兵作战不力时的后退选择。
一旦车兵的冲击作战陷入劣势，他们也可以在步兵的掩护下回转掉头，在重整旗鼓后发动第二次攻击。值得一提的是，以中军精锐作为破局点也是春秋时期相当成熟的一种布阵方式，即将军队最精锐的三分之一布置在中部，以左右“拒”（通“矩”，指方阵）加以保护，即所谓的“斗一，守二”。《孙膑兵法》中的“钩行之阵”要求布阵时“前列必方，左右之和必钩”，也是这种思路。
正是依靠这种新式战阵，郑庄公才能在兵力明显不敌周天子联军的情况下，以弱胜强地击败对手。
当然，鱼丽阵的出现并非只依赖公子元的脑洞大开，就像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出现的散兵战术，需要火枪在稳定性、准确性等多方面的技术积累到达临界值。春秋时期的战车制造技术，和商代已然不同，而这才是鱼丽阵这一构想可以实现的原因。
从传世文献记载和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的二里头遗址发掘所见的车辙痕迹来看，商代早期可能已经有了可以用于载重的车子，但这种载重工具很可能是人推或者牛拉驱动，绝非我们如今所见的战车。再加上商代晚期战车实物与两河流域、高加索、埃及等地战车实物或遗迹的相似性，我们很难忽略商代战车起源的外源性。
正因如此，我国古代战车的功用演化在方向和节奏上也很大程度上受到两河流域、高加索等地区的影响。公元前2600年两河流域的乌尔王陵的考古复原图中，显示了一辆可以搭乘6-8人，以牛为畜力的巨型战车，战车前站立着数量可观的长矛手，从复原图中可以看出，这辆战车就是搭载这些步兵的载具。可以想见，以载人为主要功用是早期战车的通常情况。
从安阳殷墟发掘成果来看，殷商战车主要分为大小两种。大型战车的车厢宽度在130-170厘米左右，进深为80-100厘米，这样的进深和宽度可以勉强乘坐3名甲士，但即使是这种“3人座”的战车在当时似乎依旧是非主流，考古挖掘出来的更多是宽度在100厘米以下的小型战车，这种战车最多只能承载2人，作战时自然很难如春秋时代的战车那样依靠左右甲士配合对敌人进行冲击作战。
更重要的是，无论车厢是大是小，商代战车最典型的特点是车舆围栏极为矮小，按照学者郭物先生对战车结构的分析来看，这种围栏的设计意味着乘坐者几乎只能以跪坐姿势乘车。这种姿势不方便用力，更不便于挥舞武器，士兵们只能以远程武器参与战斗，或者待战车运抵战场后下车作战。
这也是能解释，为何商代晚期出土的戈、酋矛、夷矛、戟、殳等车战兵器，在长度上远远小于春秋时期同类车具武器。
相比之下，春秋时期战车更强调甲士在乘车时近距离作战的能力，与商代战车轴长、轨宽、轮大、辐少的情况不同，这一时期的战车对于灵活性有着很明显的强化。为了减少冲击作战时车辆的摆动，人们会在车毂的外侧轴上固定车舌，并以铜轴饰物对车毂加以保护，而为了保证车兵们不因为使用长兵器刺击时不会因为反作用力摔落马车，此时的战车有着高至腰部的围栏，同时，车辕也更加短小，辐条增多，以提高车辆的机动性。
由于商代战车在作战效能上的短板，导致战车虽然已经出现，但真正应用于军事上的情况并不算多，按照《殷墟甲骨刻辞类篆》的统计，与这次相关的22条卜辞中，除去无法分别的三分之一外，剩余的三分之二中，与作战或者战利品有关的记载各只有1条，加起来只有田猎活动的三分之一，甚至以车为地名、人名的卜辞也有4条。这意味着，在商代战车只能算是作战时的辅助工具。
到了春秋时期，随着战车制造技术的愈发成熟，与车战相关的作战方式才能被逐渐开发出来，这一时期的战车更加适应冲击战术，虽然车兵在作战时依旧会以远程射击作为开端，但此时的车兵已经不像原先那样，只能依靠远程武器作战或者下车步战，利用相对稳定的战车作为作战平台，车兵可以使用戈、矛、戟等长兵器对敌人进行杀伤，对于步兵阵型的破坏效果也更加明显，正因如此，以车兵为先导，打开敌阵的缺口，也成了一种相当成熟的思路。
然而，话虽如此，鱼丽之阵毕竟只是用于车战条件下的战术阵型，这种军事思路的形成与当时战争区域狭小、周期短、缺乏战略机动的原始性有关。它的施展也受限于战车，必须要在足够宽阔的地区才能使用，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在《孙膑兵法》等兵书中，并未记载春秋时期的鱼丽之阵。
相反，更加强调复杂变化的“十阵”、“八阵”才是当时的主流。而随着战车的地位逐渐被骑兵、步兵所取代，兵家们的阵法、阵图中也再难一睹这一古典军事装备的风采了。
参考文献：
1、邢成才《商代后期中原地区的战车研究》
2、廉震《鱼丽阵法：先秦步兵与战车合作的新战术》
3、王焕文《我国先秦时期车战研究概论》
4、李严冬《
5、金玉国《古代战车考究》
6、李元《论春秋时期的车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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