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时代的社会环境都是建立在其具体的物质条件上的。如果说古代的皇帝觉得受困于门阀就可以乱杀的话，那为什么西周在建立之初要大封诸侯，而不是周天子直接管理四方？

因为以西周当时的技术条件来说，从关中到四方差不多需要一年多的时间，根本无法对如此庞大的国土实现有效管理，所以只能是大封诸侯。

后来，随着铁制工具的使用和其他技术条件的进步，包括驰道等在内的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起来，秦国才有了“车同轨，书同文”的基础。但此时的中国，只是在技术条件下有了统一管理的可能，所以到了秦末群雄并起，直到西汉时期依然是群国并行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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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到两汉以后，郡县制成为了绝对主流，诸侯也基本只是有爵位而没有封地，但皇帝依然没有办法对如此广大的地域实现垂直到基层的治理。这种情况下，地方门阀大族的存在也就成为必然。

皇帝有没有办法杀门阀全家？当然有办法，但问题在于，杀了门阀之后该怎么办？在不可能对地方进行垂直管理的前提下，地方大族的坐大是不可避免的。

从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来看，中国秦汉以后2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一个帝制逐渐成熟的历史。在秦汉时期，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初创，皇帝无法获得任何其他势力的支撑，能够依靠的势力只有子嗣、外戚和宦官。后来，随着政治体制的成熟，外戚、宦官的影响逐渐减小，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逐步建立。

但在此时，皇帝依然无法独立于世家大族而获得对地方的垂直管理权。直到隋唐时期，科举制诞生并趋于成熟，皇权在门阀政治的大幕上撕了一个大口子。而两宋以后，科举制成为选官的主流，门阀与皇权对抗的现象才逐渐消亡。

在看到政治进步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技术手段的革新和长期经济开发的影响。唐宋以后，交通技术不断进步，人口流动更为频繁，印刷术等的普及也让国家意识逐渐统一。在这个基础上，中央打破门阀对地方权力的垄断才成为可能。

而在数千年的政治实践中，中国也摸索出了一套减少门阀出现概率的办法。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避籍制度，也就是本省、本市的正职官员不可以由本地人担任（民族自治区除外）。但这也只有中央集权的政府才可以做得到，如果是在选举制下，那么本地人的优势显然要比外地人大的多的多。

到了明清时期，虽然“黄四郎”遍地都是，但此时的“黄四郎”们要作威作福，前提是要承认中央而不可能对抗中央。

在另一方面，明清时期更具有代表性的消除“门阀”的动作就是“改土归流”。如果说此前的各种门阀是汉族的士大夫阶层的话，那么到唐宋以后，以汉族为主的“门阀”就逐渐消亡。但是在西南、西北等地区，少数民族内的各种土司，也可以被看做是实质性的“门阀”。而在此之前，中央也并没有很好的消除他们的办法。后来，也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中央控制能力的增强，中央可以对地方更好的垂直管理的情况下，改土归流也成为了必然。

如果把视角放大一点的话，其实直到近代，欧洲也依然是“门阀”政治，只不过在没有中央集权的时代，欧洲的“门阀”是以贵族形式体现出来的。虽然，近代的民族国家建立终结了老欧洲的贵族政治，但在此之前的上千年里，欧洲也一样存在这些问题，而且直到今天，欧美国家也有事实上的“门阀政治”。

比如说，如果你经常关注一些欧美国家的省、市一级的选举的话，也会发现这些政府的管理者，就是本地几个大家族的轮流坐庄。而在东南亚，这个趋势就更明显。像是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基本上每个省、每个市都有一个大家族在管理，前些年知名度颇高的杜特尔特，大本营就是达沃市。在杜特尔特成为菲律宾总统后，他的女儿就接任了达沃市市长。

而在另一方面，杜特尔特之所以在上台后折腾了那么久，却依然没办法改变菲律宾的现状，也是因为菲律宾本身就被大大小小数百个“门阀”瓜分，政令不出马尼拉也是常态。

所以，即便是在现代社会，“门阀”也依然是普遍存在的。甚至可以说，大概只有中国人才能问出“皇帝为什么不杀了门阀”这种问题——因为在近千年的大一统历史中，门阀的确被逐渐清除干净了。但对于世界上大多数从未经历过中央集权和大一统的地区——也包括发达国家——来说，门阀政治才是他们理解的常态。

杀人看起来是容易的，但是杀人不等于解决问题。更何况，在大多数时候，皇帝能实际掌控的权力，并未见得比其他门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