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描述：

做城市研究、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就是要把优秀的作品“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我认为学者不仅要进行理论研究，著书立传，传承后世，更要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加速文化资本化的过程，让每一个人都能从中受益。

城市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跨学科和综合性，杂糅城市文化学、城市经济学、规划学等学科为一体。单一学科是无法解决城市问题的，因为城市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综合体。如果研究者没有综合的知识背景，对城市的认知就会出现偏差。所以必须要对城市整体进行把握，对城市发展规律进行把握，对城市所具有的发展动力要素进行把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40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100多年的城镇化发展历程，进入城市社会时代。同时，这40年也是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有6-7亿农民进入城市，他们改变了生活场景，改变了生活方式，改变了价值取向。如马克思所言，城市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发展的中心。城市带动了社会的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主体,我们规划发展城市，实际上就是在建构中国社会的新型发展动力和地域生产力结构。

研究城市，要博文广识，为后世立新说

一位好的学者应该有三多，即看读多、著述多、立论多，而三多当中唯立论为大难也。那如何才能成为一位有立论的学者呢？一定要博览群书，一定要有跨专业的知识储备，一定要有广泛的社会实践基础。

1998年，结合自身多年从事城市、经济、历史、文化研究的实践经验，将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移植到城市研究领域中，首创了“城市文化资本”概念与范畴。该理论强调资源是可以创造的，特别是文化资源，同时城市的文化资源可以产生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因为文化具有包容性，所以“城市文化资本”理论的应用范围是非常广泛的，涉及众多学科，比如城市规划、旅游规划、文化创意、经济学等。

2006年，在进行国家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中国城市化理论重构与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时，针对中国城市的环境压力和世界范围的能源短缺,我提出了“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试图在中国的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过程中寻找一条有本土化特色的发展道路。理论提出后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秘书长李迅在《关于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的若干思考》一文中，对国内外的城市发展模式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和研究，将“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与世界一流的城市发展模式置于同等地位。

另外，我还提出了“中国本土化城市形态”理论，如何建构、发展、强化自己民族的符号是很重要的。比如中国棋盘形、中轴对称的城市格局，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符号，也是被世界认可的一种符号。我们这代人做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要能够成为100年以后的城市记忆，这是一个学者的担当，更是一个民族的担当。

一个有价值的理论可以成为城市顶层战略的要素，可以表明城市的发展方向。而一个好的研究作品，可以强化提升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也就构成了文化创新的土壤。创新的土壤，比创新本身更重要，发展的方式比发展的本身更重要。

研究城市，要经世致用，为人民谋幸福

城市研究要解决社会问题，尤其要解决社会发展中最紧迫的问题。我认为一个好的城市规划方案要能从宏观上指明城市的总体发展方向，在中观上能有效系统处理问题，在微观上能够从社区层面解决具体问题。

2010年，我带领团队到湖北蕲春县做县域规划，当时的蕲春县还是一个贫困县，村落分散，人口外流。我们针对蕲春县是李时珍的家乡以及当地已有基础的中药材种植业，提出“药旅联动”发展战略，而后我们进行了详细的方案编制。我们做了千亿产值分解，将生产任务分解到每个部门，甚至是每户农家。十多年来，蕲春一直在践行当初的规划，我们也一直在跟踪服务，现在蕲春的“蕲艾”“艾都”形象已经深入人心。“蕲艾”产业直接带来了这个区域整体的进步，直接推进了这个县城的国际化，直接给人民带来了就业机会，让这里的人民更有幸福感。

高淳“国际慢城”是我们创造的一个“就地城镇化”的样板，乡村的人民不再需要向城市迁移，因为我们为乡村建构了一个城市生活场景，这里甚至比城市更好。如孟德拉斯当年所写的法国乡村一样，这里的冰箱比城里大，这里的房子比城里大。而且我们还策划了节庆活动，现在每年春天高淳都会举行“国际慢城节”。当地的年度旅游人次高达1171.5万（2019年），给地方带来的收益也是可想而知的。

这样的村镇我们改造了很多，进行了村落的景观化和产业化。更重要的是，在规划中我们把发展地方文化和复兴民族文化融合在一起。作为社会未来的规划者，应该抱着“能改变一个村庄就改变一个村庄，能改变一个城市就改变城市”的心态，去研究城市，去规划城市，更重要的是时刻惦念为群众谋幸福、为地方谋未来，用生命赞美城市。

城乡即吾乡，城市研究即生活，研究城市已然成了我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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