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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苏轼“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从诗文风格特别是词的风格来说，唯有秦观与苏轼差异较大，其余几人则能看出比较明显的传承关系。“山谷、无咎皆工倚声，体格与长公为近，惟少游自辟蹊径，卓然名家。盖其天分高，故能抽秘骋妍于寻常濡染之外。”（《蕙风词话》）

词可分为婉约派与豪放派已是一种共识，今人需从词的用字、意境、风格等方面一一甄别体悟，但在词与乐并未分离的年代，这种区别显然更为直观可感。《吹剑续录》中记载了一则流传甚广的逸闻：苏轼曾问“我词比柳词何如？”答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岁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需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红衣少女的温柔与关西大汉的粗犷极为形象地说明了两派词风的差异，苏轼与柳永也由此成了豪放与婉约的代表。

其实更能作为婉约派代表的恰恰是秦观，因为与柳永相比，秦观的词更为雅正，更加符合文人士大夫的文学审美趣味。现代戏曲理论家吴梅曾评价苏词“如怒澜飞空，不可狎视”，秦词则“如幽花媚春，自成馨逸”。另有《迦陵词全集序》引用清代顾咸三之语评价豪放派与婉约派：“苏辛之雄放豪宕，秦柳之妩媚风流，判然分途，各极其妙。”可见苏轼与秦观一直是作为两种不同风格的代表性人物被比较的。

风格即人，苏秦二人在词的创作方面皆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同时词这种文体又是最能体现性情的，在对词的解读当中我们能感受词人的哀乐爱憎，触碰到词人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古语云：“观人于揖让，不若观人于游戏。”过去说“诗言志”，而词则是“诗余”，诗的内容有点类似于宏大叙事，也就是“揖让”，词的表现则类似于个人叙事，也就是“游戏”。在游戏当中流露出的情绪、性格、心性往往比在揖让当中更为真实而无遮掩。“宋熙丰间，词学称极盛。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斗山。”这个阶段正是词学发展、转型的重要时期，秦观成了婉约派的集大成者，苏轼则成了开拓了词学豪迈一路的改革派。在词学传统观念中婉约派才是词的“正调”，豪放派只能算是“变调”，不过婉约并不是吞吞吐吐或自怜自怨，豪放也不是毫无法度地放荡不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