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有个道士叫茅安道，在庐山修行，他能书符役鬼，幻化无端。曾传授两名弟子隐身术，并一再告诫他们要守德行，不炫术，不妄为。这两名弟子某日行至润州（今江苏镇江），去拜见韩晋公，态度狂悖，傲慢无礼。晋公韩滉本就对用法术为非作歹的人很是不屑，对二子的弛慢狂诞十分恼怒，命人用绳子将二子捆的结结实实，准备好好教训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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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子欲行遁地术逃命，赫然发现，法术失灵，心下开始恐惧。韩晋公痛绝其源，问其承师，二子欲开口，怎料茅安道已立于门外。晋安不自觉离席相迎。

茅安道说道：“孽徒冒犯，应当小惩大戒”。

说罢，拿起桌上酒水饮下一口，喷向两个徒弟，瞬间二子化为老鼠，茅安道化为一只大苍鹰伏地盘旋，，攫二鼠冲天而去，用此术法救走了两个不成器的徒弟。

晋公吃惊良久，遥望云霄，摇头而叹，此事只得作罢。

道术本无罪，正用就是神术，恶用就会被误认为是妖术。

如世间万物一样，善用恶用，全凭一念。

《三国演义》开篇记载的黄巾军，在正史《三国志》中断其为窃国贼。黄巾军起乱，行至幽州，太守刘焉贴榜招募义兵，引出桃园三结义的的千古佳话。

黄巾军的首领张角不同于一般行兵打战的将军王公，他是一个术士，原本是一名落第秀才，机缘巧合，得到三卷太平要术，习得一些看符驱病的本事。

根据《三国演义》的描述，赠其天书的南华老仙一再告诫他：“此为太平要术，汝得知，当代天宣化，普善世人，若萌异心，必获恶报”。”

可惜他违背了最初的承诺，他替人消灾解难，获得信众，不是为了劝人向善，而是利用道术的神奇效果，搞起了个人崇拜，叫大众封他们三兄弟分别为“天公将军”、“地公将军”、“人公将军”。

超常的本事，道教术类的东西，必须用在正途上。发出善心的人，替他消灾解难免一时之忧，是在做好事。

反之，利用这些超常的东西，只为满足个人一己之私，是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

比如最后丧命的张角三兄弟。

利用宗教，夺取政权，违背了初心，怎能不邪变，不被称作国贼呢？

可见善用恶用，全凭个人的选择。

同是修行太平要术的道士，于吉与张角截然相反。

《三国演义》第29回讲述了小霸王孙策怒斩于吉的故事。

孙策于城楼上款待袁绍的使者陈震，共商伐曹。觥筹交错之际，座下诸将耳语，不辞下楼。孙策怪，问左右，知是于吉道人从楼下过，诸将争先恐后的去一睹风采。

孙策起身凭栏望去，百姓焚香焚香伏道而拜一位身披身披鹤氅，手携藜杖的老道。

他心想自己贵为地位最高长官，却从未得民心至此。于吉如此受爱戴，若是图谋政权，振臂一呼，百姓必将跟随。

心念急转之间，嫉妒与恐惧的情绪交织在一起，孙策对于吉起了杀心。

对左右怒喝：“速速擒来，违者斩。”

孙策见到于吉，叱责道：“狂道怎敢煽惑人心。”

于吉解释：“顺帝年间，贫道于阳曲泉水上得《太平青领道》百余卷，皆为治病的奇方异术，贫道看病救人，未曾取人毫厘之物，安得蛊惑人心？”

孙策并不相信于吉的解释，认为其与黄巾张角之流无异，执意要杀他，绝后患。

陈震、下属张昭等和孙老夫人纷纷劝谏：“于道人并无过错，不可滥杀无辜。”

政权的诡谲狡诈浸染多年，孙策并不相信世上有人会如此好心，不取分毫的治病救人，也不能认识到修行人追求的是念在方外的清净自在，对他手中的权力丝毫没有兴趣。

下属吕范说提议让于吉祈雨赎罪，孙策也想看于吉到底有几分本事。

众人安慰于吉，若是此番求雨成功，主公必然敬服，自会放他离去。

于吉叹道：“求三尺甘霖，为救万民，然我终不免一死。”

雨至，街市成河，溪涧皆满，孙策见官民皆拜服在水中，勃然大怒，更加断定于吉为妖道，谁再帮于吉求情与造反罪同处。

他手指向一名武士，命其刀起，断于吉首。

此后不久，每独坐，孙策常见于吉在左右，长此以往，颇有失常。一次见于吉立于殿门首，拔佩剑掷去，误杀一人，正是当日动手斩于吉的兵卒。

孙策认为是于吉在向他索命，形容枯槁，旧疾复发，在他二十六岁的病逝了。

诸事之者，说于吉不谓死而云尸解。

道术神迹是存在的，就看用它的人，是善用还是恶用，不能因为有人心术不正恶用，就竭力反感并否定它的存在，变得极端，变成无法无天不信因果报应的恶徒，应当对天地存有一份敬畏之心，心中明辨真假与正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