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9年8月7日，山东巡抚丁宝桢在亲自验明正身后，将内廷的总管大太监安德海处斩于济南。从此，也为后世留下了一段脍炙人口的“诛杀安德海”事件。
问题来了，作为慈禧太后身边的大红人，安德海为何会落得如此结局？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辛酉政变开始说起。
1861年8月22日，昏庸无能的咸丰皇帝以31岁的“高龄”就驾崩于承德避暑山庄行宫，走完了自己毫无亮点的一生。据《清史稿》记载:
咯疾大作，令取鹿以供，仓卒不可得，遂崩。
咸丰帝在临终前，托孤于载垣、端华、肃顺、景寿、穆荫、匡源、杜翰和焦祐瀛这八人，安排了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联合辅政。表面看来，他的政治遗嘱和部署非常合理，可以达到前朝和后宫相互制衡的目的。不过，由于双方实力的极不对称，这场权力的游戏根本无法持续，甚至无法开始。
这“八大臣”长期被咸丰皇帝委以重任，平时就非常的嚣张跋扈。如今，又成为了顾命的辅政大臣，更加不把慈安、慈禧和幼帝放在眼里，甚至敢于公开顶撞和斥责。据《清史稿》记载:
声震殿陛，天子惊怖，至于啼泣，遗溺后衣。
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决心共同进退，准备联合发动政变以消灭“八大臣”。不过，二人经过仔细盘算后却发现没有任何胜算，如果贸然行动很可能会自取其辱。
必须寻找外援，这是两宫太后的一致心声！而外援的最佳人选就是恭亲王奕訢，他既有能力，又有野心。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咸丰皇帝登基以来一直都在打压和提防恭亲王，生怕弟弟危及到自己的皇位。于是，他只能从事一些出力不讨好的工作，比如镇压太平天国，比如媾和英法联军……，内心早已积蓄了太多的不满情绪。
如何与尚在北京的恭亲王取得联系，成为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的当务之急。如何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结盟”？她们只能利用身边的宫女和太监去传递消息，安德海就成为了不二人选。
安德海是河北南皮人，不仅聪敏伶俐，而且在入宫前还读过私塾，深得慈禧的信任，被亲切地唤作“小安子”。据《清史稿》记载:
能讲读《论语》、《孟子》和诸经，艺术精巧，知书能文。
眼见机会难得，安德海立即主动请缨表忠心，双方可谓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一日，他与宫女发生冲突而被两宫太后责打，更被“押回”皇宫交由内务府严厉惩处。
就这样，安德海终于“堂而皇之”地离开了承德，脱离“八大臣”的掌控后回到了北京。很快，他秘密面见了留在北京主持朝政的恭亲王，还亲自传达了两宫太后的口谕，要求立即着手准备政变事宜。
作为咸丰皇帝的弟弟，恭亲王奕訢获准赶赴承德避暑山庄叩谒大行皇帝的梓宫。期间，终于有机会和两宫太后当面商议了政变的具体细节。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记载:
奕訢在热河滞留六天，尽量在肃顺等人面前表现出平和的姿态，麻痹了顾命大臣。
根据满清的祖制，大行皇帝的灵柩回京时必须由新帝在城门外跪迎，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借此向“八大臣”施压，要求带着幼帝载淳先行回京准备。最终，载垣和端华等人护送载淳和两宫太后先行回京，而肃顺等人则亲自护送咸丰帝的灵柩随后。
利用这个时间差，奕訢联络好僧格林沁和文祥等人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只等两宫太后和载淳回京便拥立新帝登基。紧接着，还将之前拟定好的新年号“祺祥”改为了“同治”，取“一同治理”的含意。
同治帝登基后，两宫太后立即以“擅改谕旨”和“力阻垂帘”的罪名将载垣和端华等人逐出军机处并且收押。等肃顺等人护送咸丰的灵柩回京后，同样也被问罪下狱，据《清史稿·肃顺传》记载:
肃顺方护文宗梓宫在途，命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譞往逮，遇诸密云，夜就行馆捕之。咆哮不服，械系。下宗人府狱，见载垣、端华已先在。
辛酉政变后，恭亲王奕訢因为站队正确而被论功行赏，成为了议政王大臣和领军机大臣。同时，其余的“有功人员”桂良、沈兆霖、宝鋆和文祥也被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升任为军机大臣，从此开始了垂帘听政。
同样，作为辛酉政变的“有功人员”，负责通风报信的太监安德海也被犒赏，以18岁的年龄就成为了总管大太监。从此以后，他变得狂妄自大起来，眼中除了慈禧太后外，甚至连慈安太后和恭亲王也不放在眼里，终于酿成了日后的悲剧。
满清入关统治中原后，鉴于明朝宦官干政导致亡国的历史教训，对于内廷的管理非常严格。1653年，顺治帝颁布了一道上谕:
宦官非经差遣不许擅出皇城，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不许交接外官扰害民人。
1869年，也就是同治八年，宫中为了同治皇帝的成婚大典，许多事务都开始积极筹备。安德海认为这是出宫活动和趁机敛财的机会，于是自告奋勇承担了南下置办龙袍的肥差，并且还得到了慈禧太后的口头答应。
仗着慈禧太后宠信，安德海竟然忘乎所以，未经开具官方证明和文书就敢公然出宫，而且还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招摇过市。甚至于，他竟敢有意增加了马车舟船的规模，搞得跟王公出行似的，逾制之举非常明显。
等安德海耀武扬威抵达山东境内时，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因为，他碰到了“硬茬巡抚”丁宝桢。
丁宝桢是咸丰三年的进士，丁忧期满恰逢苗民教匪叛乱，积极在贵州招募民勇杀敌，被破格任命为岳州知府。此人虽然饱读诗书，但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墨守成规和胆小怕事之人，多次因为军饷问题而顶撞上司。
同治二年，丁宝桢被调任山东按察使，还得到了负责在此统兵的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赏识。到了同治五年时，山东巡抚阎敬铭致仕退休后，他顺利接任了山东巡抚一职。
1868年，也就是同治七年，西路捻军一路奔赴定州，导致京畿附近都大为震动。丁宝桢亲率一千骑兵和三千步兵星夜驰援，终于将捻军击溃，得到了同治皇帝的大力褒奖并且加封太子太保衔。
如果换成是别人的话，即便不去巴结攀附安德海，也纵然不会与他为敌，更不会斩杀这位红得发紫的太监总管。不过，丁宝桢却不管这些，除了有胆量、有能力以外，他自己也是红得发紫的地方大员。
安德海的一行人员“敲锣打鼓”和“鞭炮齐鸣”进入山东泰安境内时，巡抚丁宝桢立即下令将其统统拿获。同时，他还以“太监私自擅出”的名义上报军机处，等候朝廷的进一步指示。
当时，恭亲王已经与慈禧太后交恶，更被对方借机罢黜了议政王的头衔。不过，依然还是领军机大臣的他，立即将此事奏报给慈安太后定夺，完全不给慈禧任何补救的机会。据《清史稿》记载:
立命诛之。
接到旨意后，丁宝桢立即将安德海诛杀于济南，很快就震惊了朝野上下。据《清史稿》记载:
至泰安，宝桢先已入告，使骑捕而守之。安德海犹大言，谓：“汝辈自速辜耳！”传送济南，宝桢曰：“宦竖私出，非制。且大臣未闻有命，必诈无疑。”奏上，遂正法。
丁宝桢处死太监安德海，难道不怕慈禧太后记恨吗？或许，他怕；或许，他压根不怕。
首先，安德海实在是太过嚣张了，但凡能收敛一些都不至于没有转圜的余地。他以太监的身份违背祖制出宫，而且还要多高调有多高调，任凭谁也不敢公开进行袒护和包庇。
其次，慈禧太后在当时还远未到权倾朝野的地步，慈安太后始终都压她一头，牢牢掌握着“一把手”的大权。据《清史稿》记载:
东宫优于德，而大诛赏大举措实主之；西宫优于才，而判阅奏章，及召对时咨访利弊也。
最后，慈禧太后深知真正推动此事的并不是丁宝桢，而是恭亲王奕訢。自己尚不能完全离开对方在朝政事务方面的帮衬，因此只能选择引而不发。
诛杀安德海以后，丁宝桢非但没有被“穿小鞋”，反而得到了朝廷的嘉奖。光绪二年，他从山东巡抚升任四川总督并且受到了光绪皇帝的亲自接见，被授予了太子少保和都察院右都御史衔，同时兼任兵部尚书。
刚到四川履职时，成都城内存在着严重的盗窃抢劫等恶性案件，丁宝桢短短数月就将所有匪患扫清，甚至出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景象。而且，他还以巨大的决心和魄力整治腐败和弥补亏空，终于赢得了慈禧太后的认可，并且亲题“国之宝桢”这四个字以示褒奖。
1886年，也就是光绪十二年，丁宝桢在四川总督的任上去世，享年66岁。由于为官清廉，他非但没有巨额的家私，还将自己的俸禄都用于救济百姓，故而出现了“郊野祭吊，军民悼哭”的感人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