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淳化五年(994年),惠安置县(一说太平兴国六年)后,“析晋江东北十六里领以三乡,其后复增至二十里。至庆历八年(1048年),乃定为十八里,仍三乡领之”,其三乡十八里为“西南曰崇武乡(领太康、守节、礼兴、民安,长安);东南曰崇善乡(领平康、归化、祥兴、安仁、同信、尊贤、延寿);东北曰城山乡(领崇德、德音、先德、待贤、民苏)。时崇武地属崇武乡守节里。

之后,随着泉州港海外交通的发展,熙宁间(1068一1077年)在守节里建置小兜水寨,负责巡檄晋、南、惠、同四地沿海。此为有记年的崇武置军寨的开始。元丰二年(1079年),因“海寇猖獗,拨禁军一百人置寨弹压”。时泉州西门外九日山由地方官员主持的海交祈风典礼已开始举行,泉州港海外贸易有长足的发展,小兜寨的地位地进一步提高。后撤回禁军,改招土军戍守小兜寨,增额为一百一十人。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设立市舶司,小兜寨的防御地位显得更为重要。

宋室南渡,一切倚办海舶,“泉及为州,控临大海,实闽陬要会之地。国家南渡初,盗贼屡作,上勤忧顾,置兵立戍,所以为不虞之备者,至详且密。小兜寨为重点设防之水寨。绍兴十八年(1148年),增拨禁军巡檄泉州沿海制度再次恢复。乾道七年(1171年)夏四月,因毗舍耶人入寇澎湖列岛,“种植皆为所获”又以澎湖为跳板,寇掠泉州府晋江县的围头、水沃(永定)和漳州府漳浦县的流鹅砦。毗舍耶人“俘乡民为导”,“恣行凶暴,戕人无数,淫妇女,已而杀之”。毗舍耶人的侵犯,严重威胁泉州府治的安全,又破坏了泉州港的海外贸易。其时,小兜寨的国防地位尤显重要,泉州郡太守汪大猷在小兜寨增兵额为二百人,加强了防守。淳熙十二年(1185年),“海寇又作,小兜、大岞俱遭劫掠”。嘉定十一年(1218年),泉州郡太守真德秀见“开禧军兴之后,戍卒生还者鲜,舟楫荡不复存,于是武备空虚,军政废坏”,又见浙江“温(州)、明(州)群盗窥见单弱,辄萌侵轶之志”。于是派遣推官李子方,晋江知县徐叔用与左翼军副将丘童,遍行海滨,审视形势”。真德秀提出“ 海列戍,要在控扼得所,布置得宜,士卒精练,器械整齐,舟楫便利,而又习熟风涛”的主张。并指出,“本州(泉州) 海四寨,其紧切者二,在晋江曰石湖,在惠安曰小兜”,因小兜寨地处“海道自北洋入本州界首,为控扼之所,又为海沃荒僻之处,日前常有贼徒,公然到此,劫船而去”。

按旧额,小兜寨戍军额为三百一十人。但嘉定十一年,仅有土军、水军一百七十七人。军营原额一百间,嘉定十一年仅存三十八间,真德秀下令添盖。真德秀还画海上巡檄界限,自岱屿以北,至兴化军寨蓼寨止,由小兜寨、石湖寨主之;水沃(永宁)以南至漳州中栅寨止,由永宁寨、围头寨主之,岱屿门内外,直至东洋,由法石寨主之”。

入元朝之后,“仍置巡司”于小兜寨,设“巡检一员,监税一员”。

明初,小兜水寨仍置巡检司。洪武初,倭寇登岸杀略,明朝政府令民“三丁抽一以防倭”。洪武二十年(1387年),江夏侯、周德兴入福建,在福建沿海要害处建立城池以防倭,“三丁抽一”始成定制。二十年,周德兴移小兜巡检司于小岞,而置千户所于小兜寨。同时,以永宁寨为永宁卫,领守御千户所五(即福全千户所、中左千户所、金门千户所、高浦千户所和崇武千户所)。时崇武隶永宁卫,筑城“周围七百三十七丈,基厚一丈三尺,高连女墙二丈一尺,为窝舍甫二十有六,城四方各辟一门,建楼其上”。周德兴又于惠安县沿海置峰尾、黄崎、濑窟、小岞四巡检司,与崇武千户所皆控制大海,其巡警守备各画地为界。并规定每巡检司“城垣周围一百五十丈,厚一丈二尺,高连女墙二丈;为窝铺凡八,南北辟门六,建楼其上,城中各有营房三十间”。组成一个沿海防御系统。

洪武二十年(1392年),因“军士恋土,不便防守”,乃令卫所军与诸郡互调,“而崇武移之玄钟(诏安)”。按旧制,崇武千户所驻编制如下:“十人为队,队有小旗一人;五队则有总旗一人;十队为百户所,有百户一人;十百户为千户所,则有正、副千户统之,凡为军一千”。崇武千户所,旧制“有正千户一员,副千户二员,百千户十员,镇抚一员”。崇武千户所耗费惠安县财力甚巨,仅“正副千户、镇抚、吏旗军及贴守官军,岁食米七千八百三十六石六斗”。“又岁拨永宁米二千一百五十石,金门千户所米一千二百九十七石,以为其官军之月两”。实为惠安县的超负荷负担。后崇武千户所编制颇有增损。崇武城亦经数次修筑,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崇武所“千户钱忠重修门楼。永乐十五年(1417年),都指挥谷祥等增旧城高四尺。及砌东、西二月城,各高二丈五尺”。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四月,“倭攻崇武,千户郭怀仁、朱紫贵失守,贼据城四十余日,燔军民居,大掠而去”。

清顺治十二年六月(1655年),郑成功破惠安、崇武、安平、同安、南安等地。顺治十六年八月,清军李光第等由安溪出同安,巡抚朱兴祚由仙游出永春,提督杨捷出兴化下惠安、崇武,郑军退出惠安、泉州。

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二月,清水师提督万正色率水师至泉州,会合巡抚吴兴祚陆军,夹击郑经所部朱天贵等于南日、湄洲。朱天贵会合右武卫将军林陛,左抚卫江钦,镇字黄应、黄德等,会船三百余艘,并力坚守崇武。二月十七日,清陆军抬运红农火炮直抵崇武,沿岸设伏炮击。清水师自平海南下,朱天贵所部郑军分列战舰数股于崇武洋面迎战。终因陆上炮击,战舰游移不安和寡不敌众,损失战舰十二艘,崇武城失陷。二十一日,朱天贵组织反击。企图夺回崇武城,激战两昼夜,因遭清军猛烈炮击,损失战舰二十六艘,总兵吴丙,骁翼营副将林勋、副领薛春、翼将林熊、俞硕筹、方国发等阵亡,伤亡士兵二百余人、被俘五十二人。因船被沉,死士兵二百五十余人。郑经所部受挫后退守澎湖,清军乘胜攻占臭涂(秀涂)” 。

明末清初,崇武的商业活动也相当频繁。崇武商人“挟鬻资货,西贾荆、襄,北走燕、赵,或水行广之高琼,浙之温、台、处等郡……富商巨贾几遍崇中” 。其时,崇武与台湾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据《崇武所城志》记载,崇武“为商船渡台捷径” 。又有诗云,“海接东海一夜舟” ,又诗云,“击楫日通彰化来,敲针钓坎门鱼” 。以上反映了从崇武至台湾的距离,以及商业,渔业之繁盛。

台湾中部商船欲往大陆北方,多取道崇武,然后北上。《彰化县志》记载,“鹿港泉、厦郊,船户欲北上者” ,必由崇武北上。则知清末崇武已为大陆通往台湾的交通枢纽。台湾鹿港的“泉郊”,势力最盛,其中有许多是崇武、獭窟的“殷户之人”。台北的“泉郊”,经济实力雄厚,、据台湾的学者考证,乾隆间崇武水头鉴湖张氏支裔张鹏移居台湾,经营“泉郊”,创“张德宝行”,生意兴隆,大购田地,仅租赋一项,年入租谷万担。因此,台北有谚语云:“第一好,张德宝行”。这表明崇武港与台湾是何等的密切呵。

崇武的渔业历来也是相当发达。据《崇武所城志·渔课》云,“惠安东南海地,分为八沃”,崇武为一沃。《闽大纪》载,崇武港渔汛一到,“市者如云,上四府皆截去” ,则知崇武鱼产供应闽北四府。《崇武所城志》又云,“崇武滨海军民人等,以渔为生” ,一年四季,“大要边海捕鱼之鲜者,可贩而走惠安、晋江二处。其腊者可舟载而之三山、兴、漳等处,俱可殖焉”。道光间,崇武一地,“大利归鱼,商人皆贩鱼营生,渡船亦载鱼糊口” 。则知崇武渔业源远流长。

鸦片战争前后,崇武港及其附近的惠安属诸水沃,均成为英国殖民者窥视的对象。道光十九年(1840年)十二月,英军在大坠山下登陆,“废冢十余堆,被夷人发掘。头骨均被取去,乡人袖手不敢与抗,该地方官亦竟若罔闻” 。道光二十年四月,有夷船一艘“驶到崇武海面……小夷乘坐杉板,欲行上岸洗衣,即被拿获” 。道光二十年三月,黄爵滋等复奏《闽省海口烟贩情形》,记载“福建夷船所携带者,并无他货,只带鸦片一物,其情更为可恶”。在列举各地查处鸦片情况时记云,“惠安县之濑窟、埕边、下垵、芸头、白奇等乡,均属大姓,多以通夷贩烟为业” 。由于广东、福建地方官吏不能同心协力一致和政治的败坏,鸦片走私在福建日益严重,惠安(包括崇武、秀涂诸沃)遂卷入鸦片走私旋涡中。

一九零八年,厦门的日本《三五公司》曾派员到福建各地调查,编印《福建情况实查报告》,其中有关泉州交通记云,“秀涂东二十里,有濑窟港,常有帆船百余艘辐辏港内,与台湾的交通很盛。濑窟东二十里,有称为崇武的重要港口,人口二万,有船与厦门、台湾、福州、浙江通航” 。则知鸦片战争后,崇武已转变为地方性经济港口。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为阻断英国商船在泉州湾诸港沃卸货,扼杀福建的抗日救亡运动,一九四零年七月十六日,出动军舰多艘,飞机四架,海军陆战队五、六百人,对泉州湾北口的崇武和南口的永宁等两个港沃进行突然的袭击。登陆日军从凌晨到下午四时,把崇武、永宁及其附近水沃的大小商船、渔船数百艘,泼上汽油尽行烧毁,沿海各渔村顿成火海。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崇武港在经济上的重要地位。

概观崇武港城的沿革史,不难发现,在宋元时代,直到明代建城防倭寇,崇武港的军事地位重于经济地位。至清朝末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航海事业的发展和政治形势的变化,崇武港的经济作用逐步突出。乃至今日,崇武港成为沟通海峡两岸经济、文化的前沿港口。相信通过这次崇武古城学术会,将对崇武古城的进一步深入研究,特别是对崇武港口的经济开发和未来的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和提供现实的可取宝贵意见。崇武港为两岸的“三通”服务已为现实问题了。

注释:

嘉靖《惠安县志》卷1·图里。

乾隆《泉州府志》卷25·海防。

嘉靖《惠安县志》卷7·兵役。

宋真德秀撰《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8·《申枢密院乞节制措置讼海事宜状》。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8·《申枢密院乞节制左翼军状》。又见乾隆《泉州府志》卷25·海防·宋。

宋周必大撰《周文忠公全集》卷67·汪大猷神道碑,转引施联珠《台湾史略》。或见《汪大猷家训·汪公神道碑》。

宋赵汝适《诸蕃志》卷上·毗舍耶国。

宋叶适撰《水心先生文集》卷19·周鼎臣墓志铭。

嘉靖《惠安县志》卷10·典祀·凤山通灵庙。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8·《申枢密院措置浍海事宜状》。

嘉定十一年,惠安小兜寨的戍军人数和军营房屋数与乾隆《泉州府志·海防》、嘉靖《惠安县志·兵役》的记载有出入,应以《真西山文集》所载为准。

明朝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卷99·附见·泉州卫·守御崇武千户所。

嘉靖《惠安县志》卷11·秩官·职制。

嘉靖《惠安县志》卷8·公宇·崇武千户所。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99,记崇武“城周四里有奇”。

嘉靖《惠安县志》卷11·职制。

嘉靖《惠安县志》卷7·支费。

嘉靖《惠安县志》卷8·公宇。

乾隆《泉州府志》卷73·纪兵。

清杨陆荣撰《三藩纪事本末》,引《万正色疏》。

乾隆《泉州府志》卷73·纪兵。

《崇武所城志·生业》。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

《崇武所城志》·碑记《募修崇武所城序》。

《崇武所城志》·碑记·附诗·形胜。

同注 ,碑记·风土。

《彰化县志》卷1·封城志·海道。

王应山《闽大纪》卷11·食货。

《崇武所城志》·碑记·奉宪禁示:《腥鱼渡植沼一概免其贴课》。

《筹办夷务始末》,杜彦士奏:《英商在漳、泉港口勾结官吏豪绅偷运鸦片》,道光朝卷9,叶九上。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1,闽浙总督邓廷祯等奏,道光二十年六月,叶2下一3下。

《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又见《黄爵滋奏议》,页102-106。又见《黄少

司寇奏疏》卷13。

王连茂、庄景辉编译《一九0八年泉州社会调查资料辑录》,载《泉州文史资料》第

十五辑,泉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3年8月。

(原载《泉州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

本文选自泉州历史文化中心丛书《吴幼雄文史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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