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六年（1521年
）
三月十四日明武宗驾崩后，因为无子可继皇位，皇太后张氏命太监张永、谷大用等到内阁与大学士们议所当立。首辅杨廷和早有准备，从袖中摸出《皇明祖训》说：“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大学士梁储等也赞成这个意见。
皇太后张氏听到汇报后，予以批准。由杨廷和提议而取得皇位继承权的这个人物，名叫朱厚熜，其父为宪宗之子兴献王朱祐杬，封国在安陆。
正德十四年
（
1519年
）
朱祐杬薨，朱厚熜十三岁，以世子理国事，正德十六年
（1521年
）
未除服，特命袭封。
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至京师
，
在奉天殿即皇帝位
，
以下一年为嘉靖元年
（
1522年
）
。这便是在位长达四十五年的明世宗。
在通常的情况下
，
新掌权的统治者为了笼络人心
，
总要做些兴利除弊的表示。而正统、景泰、成化、正德年间的多次农民起义虽然都失败了
，
但也留给统治者一些教训
，
迫使其不得不讲求统治术。
明世宗至京即位后
，
求治之心甚切
，
史称“求治锐甚”
，
“御极之初
，
力除一切弊政
，
天下翕然称治”。他推行了一系列善政。其中主要的
，
按照发布推行的先后
，
计有：
第一
，
正德十六年
（1521年
）
五月，逮捕武宗年间为恶尤甚的宦官。
其中包括张锐、张雄、张忠、于经、孙和、刘养等。明武宗在世时
，
张锐“居东厂”
，
张雄“入司礼监
，
招权纳贿
，
势行中外
，
宸濠前后馈送各万计”；张忠“屡以提督军务
，
冒功受赏”；于经“首开皇店
，
又于张家湾、宣大等处税商榷利
，
怨声载路
，
额进之外皆为己有”；孙和“谋领团营
，
挟势取赂”；刘养“营造侵欺
，
公私蠹耗”。
这些为害人民无异于洪水猛兽的家伙被逮捕惩治
，
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第二
，
正德十六年
（1521年
）
六月十五日
，
“纵内苑禽兽
，
令天下毋得进献”。
第三
，
正德十六年
（1521年
）
六月二十二日
，
革传陞官。第四
，
正德十六年
（1521年
）
六月二十九日
，
停陕西织造绒服。第五
，
正德十六年
（1521年
）
十一月
，
罢广西贡香，并“谕各镇巡守备官
，
凡额外之征悉罢之”。第六
，
嘉靖元年
（
1522年
）
十月
，
刑科给事中张翀上疏：中官出镇不足恃
，
“时平则坐享尊荣
，
肆毒百姓
，
遇变则心怀顾望
，
不恤封疆
，
不可不亟罢之”。明世宗不久就尽罢“诸镇守内官”
，
且“终四十余年不复设”。整个明中叶
，
宦官的势力一直很大
，
只有嘉靖朝少有降杀。第七
，
清理庄田。嘉靖元年
（
1522年
）
，
外戚邵喜乞庄田
，
户部左侍郎秦金“述祖制
，
请按治。帝宥喜
，
命都察院禁如制。中旨各宫仍置皇庄
，
遣官校分督”。秦金于是上言：“西汉盛时以苑囿赋贫民
，
今奈何剥民以益上！乞勘正德间额外侵占者
，
悉归其主而尽撤管庄之人。”明世宗认为秦金的意见很好
，
“即从其请”。第八
，
注意救荒。嘉靖元年
（
1522年
）
七月
，
因为南直、浙江、江西、湖广、四川发生旱灾
，
明世宗下令“抚按官讲求荒政”。庐州知府龙诰注意备荒赈济
，
实行了修义仓、置义田、行和籴贷赈等一系列办法
，
明世宗很赏识
，
嘉靖四年（1525年
）
五月特赐其“加秩级”
，
并号召各地抚按官“勘其便利者
，
通行各府州县仿诰所行
，
有成效者具奏如例”。第九
，
开放言路。嘉靖六年（1527年）正月
，
命群臣陈民间利病。
朱厚熜
明世宗的上述政令措施都是应该肯定的。但很可惜
，
它们没能长久执行
，
而是很快就被一一抛弃了。早在嘉靖元年
（
1522年
）
刑科给事中张逵就上疏说：“陛下临御之初
，
国是大定。今举动渐乖
，
弊端旋复。”同年七月初四
，
御史汪珊疏陈十渐
，
指出：
“
上初即位
，
天下忻然
，
庶几复见唐虞之治
，
迩乃渐不如初。初事每独断
，
今戚里左右或得潜移阴假
，
一渐也。初每事咨访大臣
，
今礼貌虽隆
，
而日疏远
，
二渐也。初罢诸不经淫祠
，
今乃稍稍议复
，
三渐也。初屏绝玩好
，
今教坊诸司
，
或得以新声巧技进
，
四渐也。初日览章奏
，
今或忽而不亲
，
辄凭左右可否
，
五渐也。冗食冗费初诏痛革
，
今腾骧勇士不行核实
，
是谓冗食
，
御马实数不得稽察
，
是谓冗费
，
六渐也。初裁革锦衣冒滥
，
今大臣近侍以迎立
，
封爵锦衣世荫
，
藩邸旗校尽补亲军
，
冒滥如此
，
七渐也。初中官有罪
，
一切惩以正法
，
今一二犯法举朝论之
，
卒贷死而罚金
，
何奖何惩
，
八渐也。中官有过者
，
初皆不得任用
，
今镇守守备稍稍营换
，
倖门复启
，
九渐也。初纳谏如流
，
今政事不便者
，
言官论之
，
直批曰‘不准’
，
奸罪未正者
，
直答曰
‘
有旨’
，
所谓拒人
，
十渐也。”
明世宗见到汪珊的这个奏疏后
，
似乎有所触动
，
史称“颇纳其说”。但实际上并没引起足够的注意
，
以后他仍在沿着原来的路子滑下去。
嘉靖二年
（
1523年
）
南京礼部尚书秦金上疏指出
，
明世宗有八不如初：诏令不能如初
，
任贤不能如初
，
听纳不能如初
，
慎名器不能如初
，
谨国法不能如初
，
恤民瘼不能如初
，
崇正道不能如初
，
啬精神不能如初。
嘉靖四年
（
1525年
）
二月
，
四川副使余珊应诏谈时事
，
认为有“渐不克终者十”
，
即:纪纲渐颓
，
风俗渐坏
，
国势渐轻
，
夷狄渐强
，
邦本渐摇
，
人才渐凋
，
言路渐塞
，
邪正渐淆
，
君臣渐暌
，
灾异渐臻等十个方面。
这些都说明
，
明世宗即位初的善政在一天天丧失。
随着对善政的抛弃
，
明世宗的政治一天天腐败起来。他热衷于“议大礼”、改祀典
，
追求精神上的自我满足；迷信于方士巫术
，
妄想成仙长生
，
永享荣华富贵
；
对臣下则察察为明
，
刚愎自用
，
爱好虚荣
，
果于刑戮
，
从而培植了阿谀奉承的歪风
，
败坏了吏治
，
搞得朝政一团槽。这些腐朽的东西
，
早在其即位之初“锐意求治”时
，
即有在
，
但其弥漫开来
，
则在“锐意求治”的“昙花”现过之后。
大礼议后的昏庸无道
明世宗是个很爱虚荣的人。他由藩王而入承皇位之后
，
由个人的虚荣又发展到尊崇其生身父母
，
于是引起了嘉靖前期有名的“大礼议”
，
吵吵嚷嚷地搞了很多年
，
对于当时的政局发生了很大影响。
关于朱祐杬的尊崇典礼
，
明世宗君臣前前后后争论了一二十年。这件事情本身意义并不重大
，
不过是礼文末节。
但其背后却隐藏着大臣们的争权夺利
，
对于明朝嘉靖年间的政治有不小的影响。
杨廷和
杨廷和坚持让明世宗“考孝宗”的原因史无明言
，
但分析当时的情势并不难寻觅。他是武宗临终的顾命大臣
，
尊崇孝宗、武宗系统的地位
，
对他显然大有好处。而相反
，
朱祐杬的地位抬高起来
，
对他来说则具有抵消或掩盖其顾命大臣作用的不利影响。
可见
，
杨廷和与明世宗关于“大礼”的意见分歧
，
实包含有首辅与皇帝争权力的内容。
明世宗之力主给予其父以最高的尊崇
，
除了人情的原因外
，
也是为了压一压杨廷和这个在当时身居首辅、居于顾命大臣地位、因而权力极大的人物。
那些依附明世宗的意见、与杨廷和相抗的人物
，
都是一些地位不高的中下级官吏
，
有的甚至是被罢官或其他失职之徒。
他们参与这场争论
，
大体说来
，
就是要乘机改变自己的地位。这在史书中有明确记载
，
《明史》称之为“诸希宠干进之徒
，
纷然而起”。
爱方术，好祥瑞
1、崇信方士，追求长生不老
明世宗威福任情
，
锦衣玉食
，
迷信方士
，
幻想通过方术得到长生、成为神仙。大概是纵欲过度的缘故
，
明世宗身体欠佳
，
早在嘉靖初年即有“帝数不豫”的记载
，
大理卿郑岳为此曾劝说他
，
“遵圣祖寡欲勤治之训
，
宫寝有制
，
进御以时
，
而退朝即御文华
，
裁决章奏
，
日暮还宫
，
以养寿命之源”。这样的身体状况
，
使他对于求长生、成神仙的方术比一般皇帝更为迷信。
他在去世时发布的遗诏中曾说：“只缘多病
，
过求长生
，
遂至奸人诳惑。”这当是他的由衷之言。明世宗信用方术
，
耗费了大量财物。为了进行斋醮活动
，
明世宗还搞了不少土木建筑
，
如陶仲文“请建雷坛于乡县
，
祝圣寿
，
以其徒臧宗仁为左至灵
，
驰驿往
，
督黄州同知郭显文监之。工稍稽
，
谪显文典史
，
遣工部郎何成代
，
督趋甚急
，
公私骚然
”
。
最可恶的是，为了炼出长生不老药
，
明世宗竟听信方士的话
，
通过虐待童女获得炼药的原料。
这种炼药法称为“先天丹铅”。明人王世贞的词中
，
有“灵犀一点未曾通”和“只缘身作延年药”两句
，
说的就是这种惨无人道的炼药法。
孝烈皇后
嘉靖二十一年
（
1542年）
，
皇宫里发生了一起宫婢造反的事件
，
杨金英等十六名宫婢联合起来
，
趁明世宗熟睡的时候意图勒死明世宗。她们有的用绳子系脖子
，
有的用抹布堵嘴
，
有的骑在身上用力勒绳子
，
明世宗被搞得几乎断气。可惜她们“不谙绾结之法
，
绳股缓不收”。结果有人慌了神，认为真龙天子杀不死，就跑到皇后那自首，皇后方氏带人赶到
，
十六个造反的宫婢被处死。这次造反的起因
，
史无明言
，
但从当时明世宗经常通过虐待童女而获得炼药原料来分析
，
这十六个弱女铤而走险
，
很可能与此有关。
宫婢造反为明世宗敲了一通警钟
，
但他并未觉悟
，
反而变本加厉。此后他移居西内
，
日求长生
，
郊庙不亲
，
朝讲尽废
，
不见大臣
，
独见陶仲文
，
而且“见辄赐坐
，
称之为师而不名”。
以方术行骗的无锡人顾可学、饶平人端明、昆山人朱隆禧皆因之而进。
2、好祥瑞，粉饰太平
早在嘉靖七年（1528年
）
，
明世宗就已有喜爱祥瑞的表现。史载这年三月“灵宝县黄河清”
，
明世宗遣使祭河神
，
内阁大臣请庆贺
，
御史周相极力反对
，
上疏说：“河未清
，
不足亏陛下德。今好谀喜事之臣张大文饰之
，
佞风一开
，
献媚者将接踵。愿罢祭告
，
止称贺
，
诏天下臣民毋奏祥瑞
，
水旱蝗蝻即时以闻。”
听了这样的实事求是的诤谏
，
明世宗竟“大怒”
，
把周相下“诏狱拷掠之
，
复杖于廷
，
谪韶州经历”。不出周相所料
，
此后阿谀奉承之徒
，
投明世宗之好
，
踵至献瑞。
嘉靖九年
（
1530年
）
，
“河南、四川等处皆献瑞麦”。嘉靖十年（1531年）七月
，
“郑王厚烷献白雀
，
荐之宗庙”。同年八月
，
总制三边王琼等奏甘露降于固原。嘉靖十二年（1533年）正月
，
河南巡抚都御史吴山献白鹿
，
“群臣表贺。自后
，
诸瑞异表贺以为常”。
与祥瑞相对立的另一种迷信是相信“灾异”。按照历代王朝的惯例
，
遇到灾异之日
，
正是统治者“修省”、求直言之时。而明世宗在遇到这类情形时
，
表面上虽循例办事
，
实际上却千方百计掩盖灾异、宣扬祥瑞。
朱厚熜
如嘉靖十一年
（
1532年
）
，
“彗星连月不灭”
，
在当时这被认为是了不得的“灾异”
，
而明世宗“虽循故事敕群臣言时政
，
然实不乐闻谠言”
，
凡劝他黜虚文、崇实政者
，
皆受打击。于是四川巡抚都御史宋沧希旨献白兔
，
诡称祥瑞
，
明世宗因而大喜
，
大臣们也跟着“表贺”。
嘉靖二十年（1541年）元旦微雪
，
内阁大臣等作颂称贺。而实际上头一年“自夏入秋
，
恒旸不雨
，
畿辅千里
，
已无秋禾
，
既而一冬无雪”
，
这一天“微雪即止”
，
旱情远未解除
，
“民失所望
，
忧旱之心
，
远近相同”。这样的时刻
，
正应“撤乐减膳
，
忧惧不宁”
，
而明世宗君臣却“以为符瑞”
，
加以称颂
，
真是“欺天欺人
，
不已甚乎！”
嘉靖中年以后
，
明世宗更喜欢谈祥瑞
，
献祥瑞者因而更多。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
）
七月
，
明世宗说：“鹿瑞龟祥
，
呈去岁。今朕辰日近
，
醴泉复出承华
，
虽圣贤不恃以怠也
，
而不可不敬谢。其自二十五日至八月望举谢。”
一谢就是二十天
，
其时间不可谓不长。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四月
，
总督浙直胡宗宪因平倭不见大效又在上疏中违背实际称“贼可指日灭”
，
引起明世宗的不满
，
受到指斥
，
因而不安；恰好这时他得白鹿于舟山
，
“为自媚于上”
，
遂献出。”这一招真灵
，
本来不高兴的明世宗立刻转怒为喜
，
“行告庙礼
，
厚赉银币。
与好方术一样
，
明世宗之好祥瑞也是至死不悟。他喜欢祥瑞
，
目的是为了粉饰太平。这表明
，
明世宗不仅很迷信
，
而且是个非常爱虚荣的人。
刚愎自用的性格注定昏君
明世宗即位之初“求治锐甚”时
，
即“性刚
，
好自用”
，
后来“虽修玄西内
，
而权纲总揽
，
夜分至五鼓
，
犹览决章奏”。
，
明世宗对于臣下的意见不肯虚心采纳。刚即位时
，
虽曾“言路大开”
，
但嘉靖二、三年以后即“厌薄言官
，
废黜相继
，
纳谏之风微矣”。
朱厚熜
嘉靖四年（1525年
）
十一月
，
刑科给事中张逵在奏疏中指出：“近廷臣所上封事
，
陛下批答必曰‘已有旨处置’
，
是已行者不可言也。
曰
‘尚议处未定’
，
是未行者不可言也。二者不言
，
则是终无可言也。”嘉靖中年
，
明世宗“益恶言者
，
中外相戒无敢触忌讳”。
嘉靖三十三年
（
1554年
）
元旦
，
为了摧抑言官
，
竟以贺表中失抬“万寿”字作借口
，
在朝廷上杖打六科给事中张思静等人,
，
使节日大煞风景。嘉靖末年
，
明世宗对言官深恶痛绝
，
“以廷杖遣戍未足遏其言
，
乃长系以困之。而日令狱卒奏其语言食息
，
谓之监帖。或无所得
，
虽谐语亦以闻”。
为了防止臣下危害其专制独裁
，
明世宗千方百计广其耳目、搞清百官情伪
，
对于大臣的互相告讦极力鼓励。发现令其不满意的事情
，
即予严厉惩罚
，
即使事主是其原来信任的人
，
也不随便放过。当时人因而普遍感到他“恩威不测”。
明世宗之所以如此对待政事和大臣
，
主观想法自然是要搞好朝政
，
巩固其朱家王朝。但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嘉靖朝宦官势力不大
，
而明世宗的专制暴虐却使正直的大臣难以容身，有那些谄媚逢迎之徒才能长久在位
，
另外也为谗佞者倾陷他人提供了机会。
这样
，
嘉靖朝大臣之间的互相倾轧层出不穷
，
奸佞在位经常出现。
奸佞之臣窃权、营私
，
使当时的政治混乱不堪
，
与宦官掌权用事的时期无甚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