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台儿庄战役，第五战区李宗仁手下可以动用的中央军（汤恩伯第20军团）、杂牌军不下20万之众，而在战场上狼奔豕突的日军，只是第五和第十师团的各一个加强支队（坂本和濑谷），满打满算顶上一个常设师团的兵力，最终被歼灭的大约10000来人，对我方来说这已经确实是“大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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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豫东战役，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手握20万嫡系部队，包括胡宗南第1军、俞济时第74军、桂永清第27军、宋希濂第71军等王牌部队，围歼土肥原第14师团20000来人，居然未竞全功。后在日军增援部队的合围下，不得不撤出战场退向豫南，于是才有了“花园口之殇”。

这时候日军还没有“甲级师团”的概念，只有常设师团和特设师团两种类型，最多可以细化为挽马师团或者驮马师团。而三个步兵联队编制的警备师团，也是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晚些时候出现，主要用于占领区维持治安所用，比如第15、第17师团等。

这两个战例的兵力对比大约都是10：1，占尽优势的抗日军队也未能全歼当面之敌，除了作战指挥上存在不足以外，步兵的攻击能力较弱是主要因素。反过来也说明，抗战初期的日军，确实战斗力很强不那么好打。当然，这种情况也是随着时间在变化的，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节点大致出现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民国三十年（1941年）和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

长城抗战

这其实跟日本陆军部队的兵员结构有关，在日本的动员顺序中，现役兵和一部分预备役兵作战能力最强。现役兵容易理解，就是战争爆发时正在服役的士兵，而“一部分”预备役士兵，是指在东北、热河、长城抗战期间，以及淞沪抗战期间，参与侵略战争具备了实战经验之后退伍的士兵。

但是随着现役兵和这部分预备役士兵伤亡增大，同时日本又不断扩军，所以武汉会战结束后，日本陆军的预备役士兵已经动员完毕，开始征召后备役、第一补充兵这两个群体了，因此战斗力下降很明显。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冬，第三、第五、第九等战区甚至还发动了“冬季攻势”，就是欺负日军青黄不接，尽管打得不怎么样。

所谓的后备役、第一补充兵和第二补充兵，其实就是身体条件和年龄结构还过得去的男子，素质训练和军事教育都不充分，这批日军不多的战斗经验大多是来到战场后，在实战中取得的，战斗力参差不齐。

所以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到民国三十年（1941年）底，日军只在局部战场做有限攻势，一是国力有点跟不上，一是幻想以打逼和，另外一个就是单兵素质的下降，一个常设第6师团敢从江北撕破十几万桂军、中央军防线的事，不复存在了。但是也别小瞧他们，只是相比自身下降了，对依靠抓壮丁来补充的中国军队而言，仍然保持优势。

太平洋战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陆军的绝大部分常设师团南调，中国战场的部队平均素质进一步下降，这才有了“甲级师团”的内部称谓，就是矬子里拔大个，优先补充一批战场表现还不错的特设师团、警备师团（留下来的常设师团当然自动入选，比如第3、第13师团等），作为各战略区的战力核心和机动部队。

所以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初到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日军发动大规模会战的次数并不多，主要是第11军还在折腾，因为精锐师团都在它的编成内。其任务就是寻机歼灭或者重创蒋系部队，保持对重庆政权的军事压力，比如常德会战、鄂西会战等。但对于进攻川陕、图谋西南始终底气不足，无它，部队战斗力确实远低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并且部队数量又不足。

正因为兵员素质的下降，在这一期间罗卓英取得上高大捷（1941年春），薛岳取得长沙大捷（1942年初），以及石牌保卫战胜利等等。这也就意味着，在日军素质下行阶段，如果指挥得当和集中优势兵力，抗日军队还是能够取得局部胜利的，当然，代价也必然惨重，各方面都还有差距。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大败情况比较特殊，一方面是日本人疯了，集结了空前的兵力数量，一方面是重庆政权和军队的腐败，并且对日军的战略目的判断也是错误得一塌糊涂。而到了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初的湘西会战时，情况已有明显改观，王耀武第四方面军也是20万兵力，对抗的是日寇第20军8万余人的进攻。结果是中方完胜，并且第一次在大型会战中伤亡少于日军。这就什么日本陆军确实日薄西山了，虽然兵力规模看起来很大，然而单兵素质下降得很厉害。所以得到美械加强并且掌握制空权的第四方面军部队，在心理上已经占了很大优势，光俘虏就抓了300多，细一看都是十四五岁的孩子，当然就比较好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