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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的时期，出现了不少汉奸。只是有名称的被公布的还是少数，更多的是那些没有被公布的为数着实不少。那么，为什么汉奸那么多？

国人给外国人卖命，出卖本国情报和同胞的被称为汉奸。二战期间，德国攻入法国之后，法国人给的德国人卖命的，出卖本国情报和同胞的叫法奸。日本攻入朝鲜半岛，给日本人当奸细的朝鲜人或者韩国人被称为韩奸。看来，各国都有奸细，尤其是交战的时候，奸细很多。有热衷于当奸细的，主动请求为敌对国搜集情报，出卖同胞，甚至卖国。或许，他们在国内就想着做官发财，获得巨额利益，但是一直等不到机会，好不容易等来了机会，就要抓住。可是，这个机会是被千夫所指的机会，一般人不会去接受，而奸细们却抢着接受。甚至敌对国的领袖已经许诺给他们，要攻占他们国家之后让他们获得什么高级的职位。于是，他们抛弃礼义廉耻，就要为敌对国卖命。他们以为看透了世道，那些做官的也不是凭着真本事上位的，很多都是官员的子孙，也就没有什么公平公正可言了。而汉奸们却没有什么官场的人脉，就只能凭借出卖祖国和人民获得利益了，而且他们早就失去了善恶评判标准，不再以善恶评价人性和战争，而是以利益来评价人性和战争，当然会变成赤裸裸的功利之徒，也会对祖国和人民丧失了希望。

汉奸们还有官僚，被敌人收买，为敌人办事。当然，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有底线的，不会屠杀中国人，也不会说出八路军在哪里。但是，随着敌人的威逼利诱，他们表现出了立场摇摆不定的趋势，渐渐地竟然出现了一边倒的趋势，最终从了敌人。也就是说，从他们为敌人办事开始，就已经在心底沦陷了。即便不用敌人威逼利诱，他们也会越陷越深，在背叛国家和民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或许为了保护家人不受敌人伤害，就挺身而出，做了汉奸。但这种挺身而出是不被提倡的，应该英勇就义，“宁死不食周粟”。只是，他们没有那么刚烈，活动了一下心眼儿，就知道该怎么办了。于是，他们要保护家人，就跟着敌人走了。要为敌人有限度地办事，却忽略了自己身份的转变。

可以说，他们是很聪明的一群人，不过，聪明用错了地方。在敌人面前沦陷了，成了敌人雇佣的汉奸，可以保全家庭，保全家人不受伤害，但这种保全并非长久之策，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或者像押宝一样押了注，等待日后形势的变化。若是敌人胜了，汉奸们就真的成了开国的有功之臣，要是敌人败了，再及时转向，成为自己阵营的人。在社会形势复杂的情况下，文化人脚踩两只船、脚踩三只船的现象经常出现。他们会投机，会看准了形势，选择势力最强的一方。转向转对了的就成了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受到褒扬，而转向转错了的，就会成为人们唾骂的汉奸，走狗，卖国贼。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谁胜利了谁就有权力改写历史。汉奸们似乎都知道，权力可以改写历史，暴力也可以改写历史，于是，他们就屈从了权力和暴力组织，成了卖国贼。只是图一时的保全性命，却落得千古骂名。古人云：“人或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人总是要死的，还不如为了民族大义而牺牲，为什么非要苟且偷生还要做汉奸呢？做了汉奸，即便死了也被人唾骂，连“鸿毛”都不算了。但是，汉奸们并不那么想，而是看不到民族解放的希望，看不到国家发展的前途，就会做出错误的选择。

为自己还是为国家和民族？汉奸们选择了为自己。“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想不到成了后世汉奸的楷模，他为了家庭，私自放清军入关，成了典型的汉奸。只是，抢夺陈圆圆和他家人的是李自成的军队，不是大明的军队。吴三桂管不了那么多，要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投机，放了清军入关，献关降清，还带着清军诛杀李自成的军队。只是，后来他又反悔了，提出“兴明讨虏”，起兵造反。后来，吴三桂病死，没有被诛杀。在那个时代，吴三桂成了为自己的典型。到了后代，很多汉奸也成了为自己的典型。战争年代，他们为了自己和家人的性命，甘愿为敌人效力；和平年代，他们羡慕外国人，要做外国人，还要诋毁本国的同胞，甚至要做外国的间谍，刺探本国的军事情报，结果触犯了法律。

可以说，和平时期的汉奸很难被发现。他们和普通人一样，只是满嘴的外国文化，满嘴的西洋文明，却否定本国一切的文化传统，甚至认为古代就没有什么好的文化，外国的空气比中国的空气新鲜，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月亮圆，外国的技术永远都是世界第一。其实，他们忽略了同胞们的努力。或者说，他们被外国文化洗脑了，也就在关键时刻倾向于外国人了，甚至早就加入外国国籍，人却在国内捞金。

抗日战争中的汉奸被清算了，而法奸和韩奸却没有被完全清算。很多韩奸已经成了大财团的董事长，通过资本干预政治选举，也成了不争的事实。或许，存在汉奸产生的土壤，尤其是权力和资本合谋之后，攻陷一个人是很容易的，不得不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