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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F县事件，
在与友人的交流中，私以为，
黄河泛滥是塑造当地人性格的根源，至少是之一
。
地理位置
如果我们愿意仔细看一下地图，就会发现这个地方，正好位于江苏省的最西北角，与鲁西南的济宁市、菏泽市相邻。江苏省的散装世人皆知，江南江北的民风迥异，那么我们也就该理解这个地方
只有在行政区划上与江苏有关系
，
民风上应该是与鲁西南、淮北更为接近
。本文仅取鲁西南淮北一带，因为该地区非常的具有代表性，
历史上就是以盛产盗匪而闻名。而当黄河泛滥时，该地区可以说是首当其冲，是最主要的黄泛区。
黄河泛滥如何塑造鲁西南淮北性格
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我们的文明。同时它也是一位性情暴躁的“母亲”，历史上的黄河常常发生泛滥，也多次发生大规模的改道，对
整个华北平原的水文、土壤、气候、社会价值观等层面施加了根本且不可逆的影响，
客观上造就了如今的华北平原。而朝廷在治理水患的过程中尽管稳定了局势，但淮北地区成为了“牺牲品”而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到了近代，随着漕运的腐败与衰落，更加剧了这片地区的贫穷与混乱。
1.黄河泛滥带来的灾难
九地黄流乱注，黄河历史上
决口泛滥多达1593次，较大的改道也有26次，其中影响深远的7次，这里只做一个基本介绍，不赘述全部：
汉武帝同光三年（公元前132），
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
到了五代两宋时期，黄河决口重新频繁起来，而且由于战乱频仍，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军阀也好、朝廷也好，
还将黄河水作为抵挡敌人的策略，多次人为决堤。
后晋开运元年（公元944），
黄河在滑州决口，波及汴、曹、濮、单、郓五州
。其中，除汴州位于开封外，其余四州均位于鲁西南一带。曹、单、郓隶属于今
山东菏泽市
（曹县、单县、郓城），而濮州尽管如今属于河南濮阳，但古代它的治所位于
菏泽市鄄城县
。
到了靖康二年（公元1127），女真人南下消灭了北宋。
残存的南宋为抵御金国继续南下，次年，东京留守杜充在李固渡人为造成决口。失控的黄河水夺泗入淮，再由淮河汇入黄海
。决出的河水流经
濮阳、东明（菏泽市东明县）
、
鄄城、巨野（菏泽市巨野县）、嘉祥（济宁市嘉祥县）、金乡（济宁市金乡县）。
金大定八年（公元1168），黄河在李固渡再次决口，出现了河道南北分流的局面，新河水六分，旧河水四分。不过金国对治理并不积极，金世宗完颜雍仅在“李固南筑堤以防决溢”，任由河道不断南摆。
新河道由李固渡向东南流经长垣（新乡市长垣县）、东明、定陶（菏泽市定陶县）、曹县、虞城（商丘市虞城县）、砀山（宿州市砀山县）、萧县（宿州市萧县），经邳县（徐州市邳县）汇入淮河。
经淮河入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晚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黄河又在河南兰阳（今兰考县境）铜瓦厢决口改道，再次北流入渤海。到了民国时代，我们就更为熟悉了。那就是在1938年，为了抵御日军侵略，蒋介石下令炸毁花园口。
花费如此笔墨介绍黄河的泛滥与改道，鄙人首先是要说黄河的泛滥与改道
，鲁西南淮北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首当其冲。像鲁西南的菏泽、济宁，淮北的徐州、宿州等地，在整个黄泛区内可以说是遭受灾害最严重的地区。
我们有些时候还是
低估
了黄河泛滥带来的灾害，
它绝不是普通的洪灾
。它不仅会带来人们生命与财产的损失，带来贫困，
更会带来社会秩序的混乱、更会扭曲幸存者的价值观
。
社会秩序混乱，是指黄河的洪灾，是将所到之处
彻底淹没
。无论是农田、民居还是官府均不能幸免，原有的秩序就被摧毁了。黄泛区更大的问题是，黄河是
多次
泛滥，
好不容易重建的秩序再次被摧毁，人们好不容易能安居乐业一会儿，就又要面临泛滥
。而且，黄河历史上重要的决口事件，有不少次是
人为决口
。人们面对自然决口，尚有发现征兆、规律然后规避的可能；
面对毫无征兆的人为决口，人们就只能等死
。
那么黄河泛滥又是如何扭曲幸存者的价值观呢？其实也好理解。当人们发现，辛辛苦苦种地的结局是要被黄河屡次淹没，要断送身家性命时，就会
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再耕种，而是选择抢劫、偷盗这种来钱更快的非法行为
，哪怕是泛滥过后的土地更为肥沃。1716年的《曹县县志》对这种变化记载得言简意赅：“
士醇民良，曹邑旧风俗也。明季黄河屡决，盗贼猖狂，兼以连年大祲，饿殍载道。人无家室之乐，而风俗一变。
”
2.朝廷治水下的“牺牲品”
黄河的泛滥关系到国本，治理黄河在历朝历代几乎都是头等大事。不过朝廷治理水患目的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冀朝鼎先生就指出：“
灌溉的运河、陂塘、排泄设施和水灾控制工程，以及人工开挖的河道，大多是作为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公共工程来修筑的。它们被好几个朝代作为社会和政治斗争中重要的政治筹码和强大的武器来运用。这些公共工程的目的和发展基本不是出于人道的考虑，而是出于自然和历史的条件，以及出于统治阶级的政治目的。
”
此言不虚。统治者对待治河到底是个什么态度，怎么去治河，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需要的制约。比如有一个很重要的诉求就是
优先保护宗庙
。在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黄河在魏郡决口（河北临漳县），王莽认为自家在元城（河北大名县）的祖坟可因此避免水患，所以根本不去堵口，造成了黄河第2次改道。如此作为毫无疑问是恶化了形势，直到东汉王景治河时，才算稳定下来。
明朝潘季驯治水也没有脱离这个思路。淮北泗州（宿州市泗县）是明祖陵之所在，王气所钟，命脉所系。
所以潘季驯首先考虑的就是祖陵的安全，其次才是漕运的安全，
工部在奏疏中还特别强调：“
祖陵水患为第一义，次之运道，又次之民生。
”但我们知道资源是有限的，朝廷治水不可能面面俱到，侧重一方，就必然会有另一方被牺牲。万历三年（公元1575），黄河崔镇等处北决，淮水又从高家堰东决，致使“
徐邳以下，至淮南北，漂没千里。
”满清入关后，就不需要像明朝那般保护祖陵了，治水只需专注于保护漕运即可，泗州最终还是被泥沙淹没：“
自明末清口久淤，旧黄河堤决，黄流夺淮，水倒灌入泗，州境时有水患。至清康熙十九年，城遂圮陷于湖。
”
治水的另一大核心就是
泄洪
，洪水是无法消灭的，
只能引导它排泄到损失相对较小的地区
。鲁西南淮北越是因为久经水患而积贫，这片地方就
越容易成为朝廷的泄洪区
。位于鲁西南的
梁山泊
曾经是个绝佳选项，北宋熙宁十年七月（公元1077），
黄河在澶州曹村决口，澶渊绝流，河南徙，又东汇于梁山、张泽泺，凡坏郡县四十五，官亭、民舍数万，田三十万顷
。当时的徐州知州苏轼，就是组织民力将洪水引入梁山泊中，历经多次泄洪，梁山泊一度发展成了《水浒传》中描述的
“八百里水泊梁山”
。梁山泊的扩大，导致周边城镇被水淹没，居民们不得不迁居新城。
在1855年的改道中，新河道迟迟没能固定下来而任其在鲁西南泛滥成灾，除了正值太平天国起义，朝廷分身乏术外，还与南北方地主的矛盾相关。
用辛德勇先生在《黄河史话》的论述则是
：“
黄河北流，要冲毁山东、河北等北方地区的土地，而且洪水的灾害是长期的，等于是在北方地主的头上悬上了一把利剑，因此朝廷中的北方官僚如山东巡抚丁宝桢等人坚决要求堵住决口，恢复南行的河道，由淮入海。然而对于安徽、江苏等地的南方地主来说，黄河决而北流，恰似天赐良机，送走了缠绕七百多年的瘟神，又怎愿把它再招惹回来呢?安徽合肥人李鸿章代表着这些南方地主的利益，针锋相对地主张因势利导，维持北流的新河。争执的双方互不相让，朝廷也就迟迟没有能做出决策。
”
直到光绪元年（公元1875），朝廷还是采纳了南方的观点，鲁西南还要继续充当着“冤大头”。
淮北同样如此。清初人张洪烈作为淮南人，都在痛陈：“
台臣只知淮南以南七邑之害，而不知淮安以北八邑之害，其苦一也。只知七邑之民田
昔受决口之水，今受滚坝之水，而不知八邑之民田在黄河两岸以内者，其苦尤甚也。
”
我们不能否定泄洪的正面作用，但它给泄洪区居民的伤害，也是不容我们忽视的。久而久之，居民们就会有一种
被抛弃
的感觉，
为了生存，他们不择手段
也是情理之中了。
3.漕运的腐败与衰落
运河漕运是京师的命脉，要为京师运送粮食、食盐、税赋等重要物资。自元朝开始，北京就一直是我国的首都，鲁西南作为运河的必经之地，总算是在农业之外有了经济发展的动力。
但漕运又是
容易高度腐败
的衙门。南方的税赋、朝廷拨下来的维护运河的经费，都是滋生腐败的温床。而且这个问题一旦到了王朝后期就会显得非常扎眼，由于各种统治危机的出现，朝廷难以全力维持运河的畅通，有司官吏又不愿意放弃利益，加上黄河泛滥，致使运河河道堵塞，
反过来威胁朝廷的安全
。到了晚清，维护河道的耗费更是让朝廷难承其重，而且随着国门的打开，海运与铁路成为了更好的选择，依靠漕运为生的鲁西南就不可避免地再度衰落。
在民生凋敝中，秘密结社也在迅速发展。究其原因，学者们普遍认为：“
第一，开港后与世界市场联系逐渐加强，导致农村经济发生变动；第二，大运河阻塞及1872年开始由蒸汽船运送漕米以来，沿大运河蔓延的失业及不景气；第三，为对抗外国鸦片，山东西南部、徐州府变为低质鸦片栽种地。
”最终，在光绪二十年前后（公元1894），义和团的前身之一“
大刀会
”为朝廷所知，遍布鲁西南淮北地区，总数竟多达
十余万人
，仅曹州就有五万多人，徐州府也有二三万人。
历史上鲁西南淮北的“匪气”
美国汉学家周锡瑞总括了近代鲁西南淮北的
乱象
：“
”具体来说，私以为可分为两大主要方面。
1.盗匪遍地
鲁西南淮北盗匪的猖獗，正是受到五代以来黄河频繁决堤的影响。当地百姓的生活环境要恶劣许多，
民风也普遍彪悍
。北宋诗人陈师道提到过
乡村里的青壮年很多都不从事农业生产，热衷于饮酒作乐，喜好拦路抢劫。
所以朝廷常常派遣武官治理，监狱里人满为患，曹州濮州被称为“
盗区
”。
但盗匪也好，农民起义也好，向来都是被逼上梁山。北宋末年，徽宗昏庸而不理政事，大权旁落，奸臣杨戬将梁山泊绵亘数百里的水域全部收归于掌管公田的“西城所”，
百姓凡捕鱼、割蒲草都要依船只大小课税，违反者按盗贼论处
，哪怕有水旱灾害也不进行豁免。当地本就民不聊生，杨戬这种与民争利的举措无异于雪上加霜。梁山泊内河道纵横、港汊交错，无法维持生计的农民、渔民还有本来就是盗匪的逃犯遂藏匿于此，
逐渐形成了对抗朝廷的武装力量
，宋江起义就是最为有名的那个。这正是《水浒传》中水泊梁山所处的背景。
到了晚清，盗匪已经成为鲁西南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盗匪们大多数都是
农民佃户
出身，而非职业盗匪。
家乡有农活或者逢年过节要与家人团聚的时候，盗匪活动相对偏少，但到了农闲的时候，那就是盗匪猖獗的时间
。在贫富差距极大的古代，盗匪这种劫富行为当然会受到周围人的欢迎和羡慕，
因为他们可以从盗匪手中以相对低价购买赃物来满足生活需要，还可以为盗匪充当眼线来分一杯羹
。
那么，盗匪猖獗到了什么程度呢？我们可以从毓贤毓屠夫的血腥手腕了解一二。他对于自己的治匪业绩似乎是既自得、也头痛：“
予到任两月，站（木笼）三百七十余人矣。然盗风仍未绝迹，曹人诚强项哉。
”站木笼是毓贤针对盗匪的特殊刑罚，即便如此曹州人都是群冥顽不灵的硬骨头，要想真正禁绝盗匪之风，还得动用比站木笼更残酷的手段。如果我们
姑且为毓贤开解
的话，那就是盗匪/农民的双重身份与底层的庇护，增加了官府治匪的难度，毓贤也
不确定嫌疑人到底是农民还是盗匪
，为了杀鸡儆猴，也为了向皇帝交差，
毋如错杀三千，因为甄别太浪费时间了
。
2.地主的封建领主化
局部繁荣并不是全部繁荣，而这些繁荣可能会给不法之徒提供诱饵。通俗点儿说就是贫富两极分化，富人是盗匪的主要目标。富人地主当然也不会坐以待毙，地主们会组织团练，而
佃户们自然就是承担着武装保护地主、维护当地秩序的任务
。以近代淮北农村为例，普遍存在着特殊组织——
圩（xū）寨
。
部分出于防匪（例如捻军）的目的，部分出于防洪的需要，村庄总是围着土墙和壕沟
。据不完全统计，丰县等8县在民国前期共有圩寨1003座。
圩寨可以认作是
准军事组织
。由当地地主士绅牵头组织，而佃户们
平时为农，战时为兵
，类似于魏晋时期的坞堡。圩寨们往往深沟高垒，戒备森严，甚至还有炮楼，宛如要塞一般。特别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淮北的捻军也发动了起义，占据了一部分圩寨，为了对付捻军，地主们掀起了新一轮修建圩寨的高潮，还受到了朝廷的支持。直到1928年，经调查，江北地主的武装势力非常雄厚。
徐州海州（连云港）12个县，地主阶级拥枪达20万支以上，这个数字还是被低估了的
。
地主对圩寨内的佃户，同样
掌握着生杀大权
。在战乱年间，地主会对佃户们进行严明的组织，有自己一套相对独立的军纪和法度。在承平年代，地主可以对佃户任意作威作福，侮辱打骂，也可以处理佃户之间的经济与道德纠纷，对佃户动用私刑的地主不计其数。用马俊亚先生在
《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
一书中的论述，就是：“
农民与地主的关系事实上就是领主与农奴的关系。因此，圩寨的大量出现，标志着近代淮北农村基层权力的重大转型，即原来在农村发挥主导作用的单一行政权力，已被集行政、军事、经济等多种权力于一体的权力联合体取代……那些独霸一方，武断乡曲的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均是封建领主。可以说，淮北的地主事实上是领主或准领主，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土地出租者。
”
用周锡瑞先生的话说，
地主，既是盗匪活动的根源，也是防范盗匪的核心力量
。鄙人的理解是，当地混乱的秩序，客观上来说是地主农民双方在
黄河泛滥
的影响下，
共同作用
的结果。
农民，既是天灾人祸的受害者，为了生存又会变成加害者；而地主，既造成了秩序的混乱，但在战乱时又会起到维护秩序的作用，不至让它彻底崩盘
。
结语
最早的鲁西南淮北，与近代的完全是
两个世界
。在济宁曲阜，孕育了儒家文化，孕育了孔孟二圣；淮北，曾经是古宋国的腹地，“
其民犹有先王遗风，上礼义，重廉耻。
”然时过境迁，黄河泛滥的日渐频繁，给这片土地带来了贫困、混乱、与扭曲的价值观。但
传统已经积重难返
，除了治理好黄河、发展好经济，我们在批评恶性事件之外，更要理解其中的
根源
。鄙人只是业余写手，不是做正经研究的，这只是一篇“
野狐禅
”，因此必然有众多疏漏、不严谨的地方，望读者诸君宽容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