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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聊聊卢沙野大使的事情，以下为纯个人观点：

今年年初，我采访过卢沙野大使一次，当时他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他对媒体和舆论的态度非常开放——不要小看这一点，即使在2023年的今年，在我国的官员哪怕是负责对外事务的外交官中，这种态度也不算常见，因为在体制里，舆论和关注往往意味着“争议和风险”。

在那次采访中，卢大使在还没有看到我们的问题前，就答应了我们的采访请求；采访期间，我们问了好几个其实还有点尖锐或敏感的问题，他也一一作答，没有回避其中任何一个；在采访结束后，他和使馆也没有要求我们在刊发报道之前，把稿件或者大使回答的内容提前给他们审稿，我们自行走完了内部编审程序就刊发了。

外人可能并不了解，但体制内和媒体行业内的人士应该知道，以上的态度是多么难得——从法国媒体披露的情况来看，“不审稿”这个事儿就连爱丽舍宫和马克龙办公室都还没做到。

卢大使对法国媒体也同样开放，他愿意并经常接受法国电视台的直播采访和辩论。直播本身就意味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更何况西方媒体还习惯于在节目中展现“对抗性”，这意味着他们的提问一定是更加尖锐和敏感的。

然而，就像我刚才说的，对舆论的开放态度就一定、确定以及肯定意味着不可控性和风险。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又确实需要我们的官员，无论是对外部的世界还是对国内的公众，展现出更大的开放性，有更多的交流、互动、信息披露、以及观点释放。

所以，此时此刻，我最大的希望，一是公众不要对敢于冒风险同舆论以及公众“面对面”的外交官和其他官员过于苛责，要求他们在不确定的环境下，每一句话都四平八稳、百分百绝对正确——这一点在实操中真的做不到，强行要求的话，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官员更少面对媒体和公众，更少披露信息；

二是希望我们的体制，不要因此更加认定，“要加强规避风险”，甚至出台种种规定，比如让我们的外交官或其他部门，不得随便发表言论，接受采访必须背稿子，发言前必须经过怎样怎样的审核等等，那样的实际效果一定是适得其反；

三是希望我们的环境有更大的“容错性”，不要最后形成“说多错多，做多错多，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局面。愿我们能包容更多有个性的言论，一些在某个语境下不得不这样或那样表达的言论，甚至一些可能不那么符合国内“互联网上政治正确”的言论。

毕竟，在我看来，无论是什么失误、偏差、风险，都不如“封闭”来得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