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本来是想回复山小的《我们和西方文明的根本性不同在哪?》,不小心写得太多了,不能在评论区发出,就单独发一篇文章吧。

关于东西方文明的根本区别,肯定要讨论东西方文化在本源上的区别,也就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出发点。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演绎,但不能说是本源。

东西方文化的本源,可以从中国汉族和目前最具西方代表性的盎克鲁撒克逊人的历史中寻找。


【资料图】

汉族作为数千年来在中华大地上的主体民族,历朝历代的外来文明基本以融入汉文化为主,所以汉文化的本源可以上溯至周朝和春秋时代,春秋时代,诸子百家哲学流传至今,仍然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诸子百家哲学的源头,则是周朝的哲学。周朝哲学传到现在的不多,最出名的应该是《周礼》,有很多关于《周礼》成书时间的争论,但考古证据证明该书应该确实是西周时期的著作。从孔子到儒家,也都承认尊崇周礼实行仁政是儒家的中心思想。所以可以把《周礼》作为研究汉文化本源的依据。

《周礼》的名字虽然是“礼”,但实际上以“礼”覆盖了方方面面,包括天文地理、国家制度和法规,文化教育,财政军事,还有和自然科学有关的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等。《周礼》最核心的内容是官员制度,所有内容都是以从高到低各级官员的名称,级别、职责、工作内容、专业知识的形式表达的.

全书开篇: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治官之属: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以《周礼》来研究汉文化本源,其实最大的本源就是这本书的组织形式,以官制来传承哲学,意味着社会秩序和管理效率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最终追求。而春秋时期诸子百家都推崇的尧舜之治,其实也就是希望实现的社会秩序和管理效率。

从追求社会秩序和管理效率来倒推哲学的出发点,也就是资源总额是有限的,必须更有效的运用,并且必须让每个人都得到足以生存的资源。这就是中国文化一直强调善治仁政的本源。按照现代的观念来说,这是守成者的观点,而不是创业者的观点。所以这样的文化本源确实也约束了中国的对外掠夺,因为中国文化认为总资源有限,只能通过秩序和效率来更有效使用,而无法通过对外掠夺来获得更多资源。

盎克鲁撒克逊人本身是罗马帝国时期的蛮族,属于日耳曼人的一支分支。在公元7世纪前除了参加各种侵略和战争,没有文明的记录。7世纪时盎克鲁撒克逊人已经在不列颠岛上占据主体,并接受了罗马天主教,而西方后世纪的哲学思想,在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时期才会诞生。所以西方文化的本源,需要从西方人人皆知的圣经中去探究了。

据说《圣经》由很多人在世界各地和多种语言编写,历经1600多年。

最早是公元前15世纪摩西所写的《摩西五经》即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最晚的是公元1世纪的《新约圣经》。

《圣经》用宗教观念解答了人生和宇宙的本源、发展、以及归宿,也为西方哲学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打下了基础,

圣经的开篇为: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圣经》中的哲学思想很丰富,也反映了不同文化时代的积淀和凝聚。三大古代西方文明,即古希腊,古希伯来,古罗马的观念,在《圣经》中都可以看到其核心要素,即古希腊的哲学、科学、理性,古希伯来的宗教、伦理、人际关系,古罗马的法制、法律、议会。

从《圣经》中可以看出最重要的两点,一个是契约和信仰。旧约和新约本身就代表神与人的约定,所以信仰、契约、法律在西方主流社会的地位非常高。但反过来说,法律和契约没有禁止的事都可以做。第二是平等,每个人都是上帝按照自己为原型塑造的,这就排除了人世间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即君主的权力是上帝给予的,君王与平民百姓同属于上帝的选民,在上帝面前,无论君王还是平民都是平等的。

《圣经》中虽然有很多戒律,但和《周礼》最大的区别是,《周礼》告诉人们该做什么,《圣经》告诉人们不该做什么。所以西方人只要不违反戒律,什么都可以做。东方人则需要循规蹈矩,遵守秩序。相对来说,西方人可以更多的发挥主观能动性。

从资源约束来看,《圣经》由于强调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只要存在上帝,资源可以无限。这可能也是西方更具侵略性,更加喜欢掠夺的原因。

《周礼》和《圣经》都是博大精深的文明著作,关于东西方文明的区别,很难一语概之。以上是个人的一点心得,希望能抛砖引玉,欢迎大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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