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之所以被追捧，是因为他们这种人历史上从未消失过。
李鸿章在近代中国是一个代表，代表亲西方、掌握地方实权、个人和小团体利益至上的官僚资本。
这一类人不在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也不在乎人民的利益，只在乎他们自己是不是能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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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一想，作为一个国家的实权派领袖，主管军事、外交、经济的一把手，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为个人谋私利，个人资产达到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二分之一；对内残酷镇压人民，杀良冒功，压制主战派，把江浙当作自己的私人领地，截留财赋，对抗中央；对外向帝国主义妥协，割地、赔款、签卖国条约，把“西方人喜欢”，当作最大的荣耀.......你觉得这样的人，该得到什么评价？
总有一些自私贪婪的人，会把他奉为自己的偶像，同样会有一些愚蠢、幼稚、不学无术、不知道自己归属的人，人云亦云拜错了祠堂——关键还认错了人（那是张之洞，不是李鸿章）。
很多人为他洗白的时候，都讲：“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
但李鸿章这一生，是造完他这一代人的孽，让后人无路可走。
教科书其实对李鸿章的评价很客气，并没有追究他的人品和私德，只说他签订了《马关条约》等卖国条约，让中国半殖民地程度更深了。其实，教科书并没有讲他贪腐成性、结党营私、盘剥百姓、杀良冒功、借洋务运动大发横财、侵吞国家资产、私下和俄国签订《中俄密约》、把优质煤矿卖给日本从中牟取暴利、消极避战导致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阻碍左中堂收复新疆....这些烂事。
很多人都在夸奖李鸿章的“洋务运动”，说他是“知洋派”，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实际上，他并没有那么高的觉悟，而是借洋务运动，垄断对外的商业贸易，甚至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出卖国家利益，牟取自身利益和在列强那里的地位。
在洋务运动中，李鸿章和淮军集团，已经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官僚资本和经济毒瘤，他创办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电报局、漠河金矿及天津铁路公司等等。这些企业大多由李鸿章凭借自己的权力，腾挪各种官款，再吸收商股兴办，属于所谓官督商办性质。所有企业的总办、督办、协办、会办，都由李鸿章挑选的亲信担任，李鸿章事实上是这些企业的太上皇。每办一个企业，循例这些亲信们都要向有关官员奉送干股，李鸿章应是最大受益者。至于李鸿章收受了多少干股，亲信们要保持地位又要额外奉上多少孝敬，是查不出来的。但这些钱，都是从国库中拿出来的国有资产，用的都是官款，吃的都是国家补贴，挣来利润，却又都是李鸿章自己的。
正因为强大的经济实力，所以李鸿章淮军军饷的充足为当时各军之冠，按惯例，各营统带都有截旷、扣建之权，除留作聘用幕僚、来往迎送之资及各营营官中饱之外，还要上缴若干。淮军最盛时达百余营，这个截留，为数就不会少。据甲午时暂时接替李鸿章任北洋大臣的王文韶说，仅留在北洋账上的淮军钱银就有八百万两，这时淮军早已裁撤。这笔巨款也是后来袁世凯小站练兵的主要经费来源。（《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留在账上的尚有如此巨大的数字，李鸿章个人分润自不在少数。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平素有一种看法，认为淮军将领多为安徽子弟，随他出征，东奔西跑，战事过后，理应享受荣华富贵，这是淮军将领贪污成风、军纪败坏的根由。李鸿章对此一味回护，以至淮军宿将如刘铭传、周盛传、张树声、卫汝贵、周馥、唐殿奎、涂宗瀛等个个都腰缠万贯。
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创办了很多“工业”，但生产的都是劣质产品，1890年李鸿章江南制造局购买了奥地利曼利夏步枪与英国新利步枪，结合起来制造了江南快利步枪，质量奇差，故障率极高，各省防军都不愿意使用，很快就成了垃圾产品，无人问津。跟他一起搞洋务的张之洞，开了汉阳兵工厂之后，起码造出了“汉阳造”步枪，这把枪，为中国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生产了100万支，一直用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可见张之洞是真正搞工业的。
李鸿章组建的北洋水师，花了清朝上亿两白银，买来的都是落后于时代的军舰，黄海海战中日舰平均中弹11.17发，而北洋各舰平均中弹107.71发，北洋舰队火炮命中率不及日本联合舰队九分之一。北洋水师当时的航速大概在15节左右，而在实战中连10节都开不到，这是因为军舰锅炉的煤矿品质太差。为什么不用优质煤？因为优质煤被李鸿章卖给了日本赚钱。
北洋水师用煤来自于开滦煤矿，开滦煤矿最好的煤叫“五槽煤”，烟少火白，质量极好，但是当时的开滦煤矿总办张翼将五槽煤远销海外，将开采下来的次煤给北洋水师，因为北洋水师用煤属于调拨，无论给什么质量的价钱是固定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为这个事几次打报告给李鸿章，要求调拨五槽煤，张翼赚取了海外的巨额利润后，将其中大部分的钱都分给了李鸿章，所以丁汝昌几次报告最终都不了了之。
李鸿章的外甥、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为牟取暴利卖军火给日军，得银数十万两。事败后被革职。李鸿章的另一个外甥、军械局书办刘芬，被日本间谍石川伍一收买，出卖大量清军情报，事败后“斩首处决”。甲午战争时，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通过上海候补道张鸿禄向日本军队出售大米等粮食，从中牟利。李鸿章还让儿子和盛宣怀出面与小日本合股做买卖，向日本出口战略物资，甚至在甲午战争期间都没有停止出口。日本打中国所需的军火就是由盛宣怀提供的铁矿石来制造的。
1895年，翰林院张謇等联名向朝廷奏参李鸿章：“……倭来船则放之，倭运开平煤则听之，倭谍被获，非明纵则私放……军械所历年所储枪炮多被监守盗卖。……有银数百万，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伊子又在日各岛开设洋行之所…”。
甲午战争期间，御史们相继弹劾李鸿章主和误国，便涉及了李鸿章在日本财产的问题。御史安维峻说，李鸿章把一千五百余万两交由某日商经营，盛宣怀代为经理，所以不愿与日失和。又有洪良品上疏说，李鸿章有数百万两银子交日商经营，所以主和。
所以说，李鸿章的利益、地位，都和他“通洋务”（卖国）有关。
只要卖国卖得好，在列强那里的地位当然就越来越高，然后就有什么“东方俾斯麦”的美誉。
李鸿章把国家卖了个干净，自己却富可敌国，据容闳《西学东渐记》估计，约合白银四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年财政收入的近二分之一。“
李氏六兄弟，仅在家乡合肥，“每人平均有十万亩”，合计共六十万亩土地，“其在外县更无论矣”。李鸿章本人所置田产，每年可收租五万石。直到1936年，“李文忠享堂每年收租稻仍有三万余石”，统计者不禁感慨万分：“则是一个骷髅地主仍有田地三万余亩矣！”（《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 除此之外，现银和其他不动产的数额也十分惊人。有人称，李氏兄弟六人，“一、二、四房，约皆数百万，而不得其详”，分家时“析为五，每房见银三十五万两，田产典铺在外。六房早卒，遗寡妻幼子，兄弟五人，合银二百万两与之，而五房极富，家中田园、典当、钱庄值数万元不算，就芜湖而论，为长江一大市镇，与汉口、九江、镇江相埒，其街长十里，市铺十之七八皆五房创造，贸易则十居四五。合六房之富，几可敌国”。（同上）这里记的自然是属于李家在安徽老家的公产部分，在外置的私产并不在内，而私产所置如上海、天津、青岛的洋房，各大公司的股票，外国银行的存款，更是不计其数。他的家产是当时整个中国一年财政收入的一半，拥有六十万亩土地，死了之后，还享有三万亩土地，在饿殍遍野的清末，李鸿章这个死人每年还要吃三万石的租子。
李鸿章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没有丝毫的怜悯之心，出尔反尔，大肆屠杀，连洋人都看不下去。太平天国战争中，李鸿章买通苏州城内郜永宽等八名太平军叛将，许以二品武官诱降。并由常胜军首领英人戈登作保，折箭为盟。这八人果然杀了主将，开城投降。李鸿章设下鸿门宴，将这八人骗去，全部杀了，又令清兵将投降的太平军俘虏几万人都杀了。戈登极为震惊，认为这是背信弃义，拒绝了清廷赏赐他的黄马褂、花翎。李鸿章拿出白银七万两赏常胜军，一万两赏戈登。在英国公使劝说下，戈登接受了清廷赏赐，拒收李鸿章赏他个人的一万两。
对于朝堂中那些真正爱国、抗击侵略的同僚，李鸿章从未伸出援手，而是百般打压。
新疆阿古柏叛乱，左宗棠要收复新疆，李鸿章却对慈禧说：
“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
左宗棠怒而反驳道：“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牧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
后来左宗棠出兵陕甘，收复新疆，李中堂不但不支持，还在后方捣乱，左宗棠西征后，李鸿章全力阻挠他收复新疆的行动，最为典型的就是将东南沿海关税截留不上缴朝廷。为了筹集粮饷，左宗棠只得通过胡雪岩向国外银行融资，慈禧从皇家内库拨款，才勉强保证了西征军的军费，但左宗棠的钱袋子胡雪岩却被李鸿章所记恨，最终被盛宣怀联合国外洋行给整垮。
中法战争中，张之洞力主抗争，担任两广总督，与黑旗军刘永福联手，合击法军；法军侵占中越边境重镇镇南关，形势危急。张之洞奏请调前任广西提督冯子材、总兵王孝祺等援桂，驻镇南关。70岁的老将冯子材率军，奋力殊死抵抗，大败法军，扭转了整个战局。法国茹费理内阁因此倒台。
这一战，原本可以一洗火烧圆明园的耻辱。但李鸿章却胜而求和，导致了中国“不败而败”，丧失了西南藩属国越南，华南、西南屏障洞开，法国势力长驱直入到中国腹地。
你看那段历史，会惊奇地发现，你搞不清楚李中堂到底是站哪边的？
他不爱国，也不爱朝廷，更不爱人民，他其实只爱他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