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商朝是一个奴隶制社会，也还算有点道理。但是到了周朝，还是奴隶制社会吗？
周朝确实也有奴婢的存在，乃至于汉唐，直到明清，都存在蓄养奴婢的现象，有的时候还是相当大量的人口为奴婢，一些大族，红楼梦里的贵族，也有自己的田庄，宁国府的田庄里，实际上就是乌进孝为首的奴婢，从事农业劳动。但是有奴婢存在，不等于就是奴隶制社会。至少奴隶制经济，要占到社会经济生产相当比例，才有资格称为奴隶制社会。如果把古埃及古希腊罗马称作奴隶社会，而达到能称作类似的奴隶制的经济比例，在周朝，其实是不存在的。
西罗马帝国灭亡，日耳曼蛮族入侵，之后的社会政治经济形态，形成了封建社会。法兰克王国在摧毁西罗马帝国之后，为了统治占领的广大欧洲地域，分封采邑给王子和部将们，然后这些王子和部将在自己的领地内再分封下一级的爵士骑士，形成多层次的分封等级体系，在经济上，领主直接统治治下领民，并提供武装保护，给他们分配份地，让他们在领主直辖土地劳作，并提供贡赋和劳役。领主再向自己的主君提供一定的贡赋和兵役。
(资料图片)
而西周到春秋时代，则是和欧洲中世纪封建类似的封建社会。周天子分封诸侯于四方，诸侯分封卿大夫于国内，各个领主直接治理和保护治下领邑领民，农民按“井田”方式八家耕作一井土地，每家耕作外围的八份，中间一份就是领主的公田。领民除了耕作领主公田，还提供贡赋徭役，卿大夫要向诸侯提供贡赋兵役，诸侯要向周天子提供贡赋兵役。周天子只是诸侯名义上的主君，自己的王畿是一个最大的封国。周天子对下面诸侯国的内部事务如卿大夫的任免分封，治理贡赋，是没有任何决定权力的。这样看来，西周直到春秋，分明是和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同样的，非常典型的封建社会形态。
农民，在当时，并不是你奴隶身份，而是“民”，奴仆是另外存在的身份。“民“按“井田”方式，八家耕作一井土地，每家耕作外围的八份，中间一份就是领主的公田。
领主收入，是一井中的公田的产出，《诗经》中有句：“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这句话，就是说下雨下到了公田，我也能受益，公田增产，我的“私田“也增产。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我公田“和“我私“的利益是一致的。如果遇到天灾，那么私田份地受灾减产，公田也同样减产，所以，也不存在领主灾年不减地租的情况，这是“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另一种表现。
卿大夫从领民那里获得1/9的贡赋，诸侯能从卿大夫那里获得十之一二的贡赋，君主一般只能从诸侯那里获得十之一二的贡赋，算起来君主只能从农民那里获得产出的0.44%，只有自己直属领地才能收入农民产出的1/9。
商鞅变法“除井田““民得买卖”，直接向最基层农民征收税负，而且承认土地私有，民得买卖土地，按照一些说法，商鞅变法是确立了土地地主私有制，解放了奴隶。但是商鞅变法从没有说有一个解放奴隶的榜文，也没有废除贵族，即使实行军功授爵，赏赐田宅，从很多人称许的“上升通道”上来的，也还是新贵族。军功爵位，也是降等世袭的，以武安君白起为例，其子可以袭封公乘，其孙可以袭封官大夫，曾孙可以袭封不更，玄孙袭封上造，第六代袭封士伍。。。而且，当时给有功之人，除了赏爵位和田宅之外，还有一个赏赐，就是奴隶。
无论新老贵族，虽然不能像以前井田制那样，获得公田收入，但是仍有各种特权，至少可以免税免徭役，可以兼并土地，然后用奴隶耕种，获取比“井田制”高得多的收益。
商鞅之法严苛，轻罪重刑，动不动连坐，斩趾之类的，在咸阳，很多人不穿鞋，原因是他们没有脚，甚至在一段时间呢，没有脚的人比有脚的人多，远远望去，那些蠕动的缺脚少胳膊的人，堵塞了咸阳的街道，仿佛今天城市中的堵车一样。商鞅之法如此之重，之广，之严，是中外都很罕见的，在路边倒垃圾，就要被砍手。
根据出土秦简的研究，即使轻罪，比如一个人偷牛，结果全家人被收孥，孥本身既有子女的意思，也通“奴”，也就是他偷牛之后的惩罚，就是全家人被没为奴婢。而像粮食的秤不准、在马路上伤了拉车的马、跟人打架，私自掩埋尸体等，犯了这些，都要罚款，要上交一副盾牌，两付铠甲什么的，这些对于小民而言，也属于极重的惩罚了。如果交不出，当奴隶吧。
很多人津津乐道的军功爵制，说这个制度能够给人“上升通道”，可是秦国并没有废除奴隶制。一个人上前线，如果做了俘虏，全家人连坐，去做奴隶。当时给有功之人，除了赏爵位和田宅之外，还有一个赏赐，就是奴隶。那这些奴隶从何而来？今天立功了，可以高高在上，享受人们的欢呼，带上爵位和奴隶回家，但是明天失败了，全家人连坐，到别人家当奴隶。
其实战国时期各国都在变法，商鞅并非是独此一家，各国变法均有奖励军功，废除井田，中央集权，等等内容。秦国有何不同？秦国就是把其他路都堵死了，只剩下一条路，而且这条路对于老百姓并非是能获得多大的利益，只不过是少受点苦楚而已。
商鞅变法，既没有取消贵族，也没有取消奴隶，而且秦国的贵族也并非是明清文弱士绅，军事技能身体素质和普通平民根本不是一个水准，军功爵制仍然主要是原来的贵族武士得到立功授爵的机会，你一个普通平民多半是当炮灰的命。。
要真以为一个普通平民能靠什么“上升通道”能获得幸福的结局，那也太天真的了，在秦国的考核体系中，获得爵位，实际上是很容易失去的。你想往上爬，每次都要赢，还要按照商君的要求完成KPI，比如说必须是正人头，也就是杀得人要比损失的多，比如五人小组中，只要有一个阵亡，其他四人全都有罪，除非砍人多少多少，一个不达标就要四人全拖去砍了。而你过了第一关，到了第二关，手下几十人了，那又给你增加了“不可能的任务”，就像游戏练级，每次升级难度上升。这种情况下要想爬到封侯封君，那必须是“白起“这种战神，一生七十余战全胜，砍人头200余万。最后还要避免君王瞎指挥，不然仍然是赐死的结局。
更多的情况是：今天立功了，可以高高在上，享受人们的欢呼，带上爵位和奴隶回家，但是明天失败了，全家人连坐，到别人家当奴隶。
而无论新老贵族，虽然不能像以前井田制那样，获得公田收入，但是仍有各种特权，至少可以免税免徭役，可以兼并土地，然后用奴隶耕种，获取比“井田制”高得多的收益。
秦法下，农民动辄得咎，无论是交不了国家的税，缴纳不起国家的罚款，只能卖出土地，换一副盾牌或者两付铠甲之类的上交。如果这样丧失了土地，那当然只能到贵族那里当奴仆，继续耕种贵族兼并来的土地。
甚至小有田宅家产的人，都会为了逃避徭役，或者为了免受严苛的法律，得到一定庇佑，带着田地家产愿意投献给贵族家为奴。
可这不是退步到奴隶制社会了吗？
可以说商鞅变法，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是促进了奴隶制经济发展。
本来农民在井田制下，缴纳1/9的贡赋，灾年自动减免。现在但不管是不是灾年，都要缴纳固定田赋，还有另外人头税。如果失去土地，被动或者主动投身为奴，即使带着家产投献给贵族为奴，也要缴纳相当一部分地租或者说贡赋给贵族地主，这究竟是被剥削多了还是少了？
汉代的董仲舒就称赞井田制，“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蓄妻子极爱，故民说从上‘’，说井田制可以养老，可以交税，可以养老婆孩子，人民欢乐
“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秦代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让人民可以买卖田地，结果就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按照我们熟悉的“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顺序，如果说商代是奴隶制社会，如果说西周直到春秋是封建社会，那么按道理说，接下来应该是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啊？其实就算是欧洲，封建社会晚期，也是实现中央集权，和当时战国时期，各国争相变法的很多做法是一样的。
实际上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大量资本主义萌芽，比如齐国，韩国，魏国，已经出现了发达的商品经济，但为什么没有出现欧洲封建社会后来的转变，而一直在所谓的“秦式封建社会“里延续呢？
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是城市商人阶层兴起，最终工业革命，从封建社会进步到资本主义社会。
而秦国商鞅变法，却是消灭了资本主义萌芽，在商鞅看来，老百姓活着就应该干两件事：种地和打仗。其他的事情都是坏的。商人越多，社会越乱套，把这个东西交换成那个东西，有什么用？工匠也不能多，除了做盾牌铠甲之类的，做出其他的漂亮东西有什么用？都去种地和打仗才对。喝酒，不行，饮酒作乐会让人种田怠慢。听音乐，不行，靡靡之音，忘乎所以。。。。而工匠艺人商人，就是把这些东西做出来运过来，引诱人，让人民不能安心务农。
其实当时各国都有变法，变法并非为商鞅独创，而商鞅的变法，其实是独树一帜，与其他六国有很大不同。
齐国的管仲，他的经济思想就和商鞅截然不同，管仲的变法，不仅有重视农业，奖励军功，实现中央集权，等等和商鞅变法类似的内容以外，还特别重视商业，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两千年来，国人论述商业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几乎没有一个不提及管仲的。
“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
也就是说，征收了关（卡）税，商人在市场上交易就不需要缴纳税赋了，征收了市场交易的税赋，商人就无需再缴纳关（卡）税。也就是说不要重复征税
“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
对于空车不要收税，如果是徒步负重，也就是自己背着东西，也不要收税。这样营造了轻松的商业环境，以招徕其他地方的商人来交易。
“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近者示之以忠信，远者示之以礼义。行此数年，而民归之如流水。“
这是说“关卡只查问而不征税，市场只书写合同而不征税，对近处示以忠信，对远处示以礼义。这样实行了几年，人民归附之众，竟好象流水一样”。
管仲确实分析得非常深刻，商业的繁荣，能带来人口的流通，间接地让他国的人民来归附，最终实现富国、强国的目的。
管仲在书中还多次提到人民生活要改善，不吃肉喝酒是不行的。“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备具，国之富也“
“夫好心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知万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夺于天下。夺于天下者，国之大贼也。”
管仲认为商业可以使货物流通，小则可以接济民生，大则还可以控制他国，制服敌人。管仲的商业政策，就国内商业而言，管仲对于国内商人极为体恤，力主轻税，于商人所纳之关税，认为有避免重复征税，减轻、乃至免税的必要。
而对国外的商业政策，指齐国外的各诸侯国的政策。主要是从维护本国的利益和地位，并能够对敌国起到打击作用而出发的。其核心思路，乃视他国的需求与供给，以决定本国的输出与输入，使他国陷于困难之境，通过进出口贸易，聚集其他诸侯国的财货，达到控制货币价值的目的。。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经济战文献。具体办法，这里不再多说。
齐国位于海岱，像徐福这样的方士，海外瀛洲这样的奇谈，都产生于海岱地区，而能产生管仲这样的经济思想，也是和地理环境和所在区域，导致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路径，所分不开的。能否假设一下，如果是齐国当时统一了华夏，历史会不会朝另一种可能发展？会不会产生航海向东寻找财宝的热潮呢？
《商君书》特别讨厌商人，提到商人就像提到了一群大害虫。 这背后有很多原因，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商君书》认为，商业导致社会不好控制。
“民有余粮，则薄燕于岁。”人们富了，就会偷懒，就会不听话，这肯定不行，怎么办？有好几种办法，比如说粮食管控，“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只有官府来收购，把价格压得很低，同时“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老百姓有余粮，想吃点好的，就对酒肉使劲儿收税，让销售价是成本价的十倍。
《农战》“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办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不远矣。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也。
商鞅的推论过程是这样的：某个人读书经商做工，不愿意耕田打仗，那么---境内之民人皆去读书经商做工，则无人耕田打仗——国家离灭亡不远了——所以此人有罪。
《商君书》又言：朝廷不准许音乐、杂技到各地方去，那么，农民在劳动的时候，就看不到这些，在休息的时候，就听不到这些。农民在休息的时候听不到这些，精抻气质就不浮荡，在劳动的时候看不到这些，意志欲望就能专一。意志专一，精神不浮荡，荒地就必然耕垦了。《恳令》
照《商君书》所言，一千人中若有一人，不愿意农战，而去做学问或者行商或者做工，那么只会导致一千人全都这样，去做学问或者行商或者做工，最后导致国家灭亡。因此，不让音乐技艺到各地巡回演出，农民就看不到这些，从而精神不动摇，意志必专一，就能专心种田开垦荒地了。
综而言之，《商君书》认为，不能有农民之外的人存在，哪怕有了，也绝不能让他们被农民看到，否则天下人都学他们而不专心种田了。一个人“读书经商做工”，就成了可能导致国家灭亡的危险分子。
在商鞅眼里，每一个人都必须为他的爱好、生存方式，甚至职业，而为意想不到也不可能出现的那个可怕结果负责，付出代价。这种定罪方式能为任何一个既无犯罪事实也无犯罪动机的人定罪，且罪行其大无比。
按照商鞅的思维方式，我们似乎也可以为任何一个农民或士兵定罪：对农民，我们说，都像你只知种田，谁来当兵打仗？你让国家没有了军队，毁我长城，罪莫大矣；对士兵，我们也可以说，都像你只知扛枪打仗，谁来生产？你让国家经济崩溃，罪莫大矣！
既然每个⼈的个人生存方式如此事关重⼤，就必须规定⼀种“正确”的、被允许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被外在地赋予绝对性，且有绝对的价值权威，于是，便又出现两种假设推理：
A、都像商鞅所倡导的生存方式，则天下治；
B、都像“你”（任⼀作为被告的主体），则天下乱。
A项成为指控B项的伦理依据和法律依据。
都说商鞅变法是富国强兵，其实这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按照商鞅的想法，是要“大治””，商鞅眼里的“大治”，是一个简单和稳定的理想社会。要达到“大治”这个目的，即使富国强兵了，也还要《去强》。
商鞅的理想社会，是这样的：这个社会只有农民和士兵。农民不停地生产粮食，粮食堆积多了，就通过打仗来消耗掉。没有好看的物品，没有悦耳的音乐，没有复杂的诗歌，人们像机器人一样服从法令。他们只有最简单的生物本能，想吃饱，想多活几年，想被人尊敬。这些人不用思考，没有道德，人与人之间也没有非功利性的情义，因为这些东西都会破坏社会。人们不应该太穷，但也不应该太富，积累了财富，就要用各种办法，最终大招是通过战争来消耗掉。这个社会没有犯罪，最轻微的罪过也会被严厉处罚，周围的人也会被连坐。所以官员不敢贪污，士兵不敢贪生，农民也不敢贪财（偷窃）。
富国强兵了，有了多余的财富（粮食），既不能喝酒吃肉，也不能吟诗作画听音乐。是通过打仗的方式来消耗掉。打仗不仅仅是战胜敌人的手段，更是消耗自己财富，去除“强民”，达到“大治”的手段。
按照商君的意思，财富一多，“强民”一多，什么“礼、乐、诗、书、善、修、孝、弟、廉、辩“啊！什么“岁、食、美、好、志、行“啊，都会蠢蠢欲动，不断滋生，最后十害横行，六虱滋生，国家大乱，破坏商鞅心目中的简单而又稳定的理想社会。
我们常说“饱暖思淫欲”，《商君书》的看法更悲观，认为“饱暖思孝悌”。那些十害六虱，都是国家体内的毒素。要解决的办法，只能是打仗。《去强》说：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害生，必削；国遂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害生。
战争类似于国家的排泄过程，把体内的毒素排除出去。
《商君书》对统一天下这件事情并不热心，并没有说到一旦统一天下，没有敌国了，不能打仗了，怎么排除毒素，达到“大治“的问题。
《商君书》说国家有六种坏东西，叫六虱，分别是岁、食、美、好、志、行。总的来说，就是好吃的，好喝的，漂亮东西、独立意志这些东西。除了六虱之外，它还有一个说法，叫十害，分别是礼、乐、诗、书、善、修、孝、弟、廉、辩。
在我们看来，善啊孝啊，这都是好词儿啊，可在《商君书》看来，这是国家的祸害，体内的毒素。
按照一般的想法，善良廉洁孝悌，不都是好事儿么？为什么这么厌恶呢？
这是因为《商君书》本质上是厌恶道德的。 不是厌恶具体的某种道德，而是厌恶道德本身，因为道德意味着自由意志。有道德的人会判断，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但在商鞅看来，你算老几？你还判断？每个人都去判断，社会不就乱套了么？
不光是道德，人类的亲情也是有害的。不光是亲情，人与人之间所有的非功利性的情义，也都是有害的。因为感情意味着“私”，就会妨碍“公”。 真正良好的社会应该靠严刑峻法来实现。你做这件事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因为不得不做，这才是商君眼里的完美状态。
在《画策篇》里，说：治主无忠臣，慈父无孝子。这并不是说慈父会溺爱出逆子，而是说好国君不需要忠臣，好父亲不需要孝子。
在我们看来，这真的很奇怪，忠臣孝子有什么不好？但是《商君书》认为：就是不好！忠孝牵涉到道德判断。你选择了忠，就有可能选择不忠；选择了孝，就有可能选择不孝。这都是危险的种子。你就不该自己做判断，你就应该形格势禁，不得不去顺从君主，顺从父亲。 你就不该有任何“觉得”不“觉得”。做就是了。
在我们看来，充满感情地做一件事，比别无选择的做一件事更好，但在《商君书》看来，恰恰相反。别无选择的做一件事，比你出于喜欢去做要好，你听话就行了，不需要你忠。“忠”，就已经说明你私下里考虑问题了，做出判断了，这就非常可恶。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要讨厌善修孝悌等等，那是讨厌一切的自由意志。
善良和奸恶，商鞅都不赞成，但如果一定让商鞅选择的话，宁可选择奸恶。
因为奸恶让人与人之间不团结。《商君书》里有一段读者非常困惑的话。它说：“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让坏蛋来治理好人，国家就强盛，这听上去太荒唐了，是不是有别的深意啊？其实没有别的深意，《商君书》就是这个意思。
《禁使篇》里对此有详细解释。 它说国君不能让任何人团结，团结起来就会蒙蔽上级，法令就执行不下去。所以，一定要让他们的利害不统一。你得了好处，我就吃亏，大家互相防备，互相猜忌，这样国家才能强盛。“夫利异而害不同者，先王所以为保也。故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民人不能相为隐。”
人与人之间不应该有任何情义，有情义就会团结。哪怕是一个家庭内部，也要让他们利害不统一。比如说丈夫参军了。当然，拼命往前冲，被敌人打死，对这个丈夫是很不利的。但是他如果勇敢杀敌，妻子儿女都享福；不勇敢，妻子儿女就要连坐，就要全家人去当奴隶。这样一来，妻子儿女的利益就和他不一样了。他参军的时候，老婆就会说：“不得，无返！”，不砍个敌人的首级，你就别活着回来！这样一来，他才能形格势禁，拼命打仗。
老婆这么对丈夫说，并不是因为忠君爱国。《商君书》从来不提忠君爱国，甚至也不希望人们忠君爱国。商鞅并不指望士兵为君王为国家出于热爱去作战，也没指望士兵为了“保卫变法后的幸福生活“之类的原因去拼命作战，而是让你形格势禁，不得不去拼命作战。
而如果夫妻利益一致，或者夫妻之间特别恩爱有情义，假设妻子对丈夫说，你在战场上不要那么猛冲，丈夫也时刻记挂着妻子，这就绝对不行。因此只能让他们利害不一致。丈夫不勇敢，妻子就要连坐，这就让妻子为了自己的利益，一定要催促丈夫勇敢，而丈夫也因此对妻子也没有多么特别的情义，不用时时记挂妻子，要么战死前线；要么完成商君的KPI，得到现在一些人津津乐道的“上升通道”。这样一来，他才能形格势禁，拼命打仗。商鞅就要人人的利害不一致，互相督促制衡。如果夫妻之间特别恩爱，反而会妨碍商君的法令实施。
“恃多官众吏。吏虽众，同体一也。夫同体一者相不可。“，也就是官员众多，如果他们利益一致，必然官官相护，所以必须让官员利益不一致，他们才能相互检举，制衡，这有点类似现代的权力制衡的意思。但是商鞅把这个官员从事公务活动，互相制衡的原则，或者机构之间互相制衡的原则，推广到社会一切人，乃至亲友夫妻之间，都必须这样。
他就希望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哺乳动物，想活，怕死，好逸、恶劳，不爱家族，不尊重荣誉，不理解艺术，他们的勇敢基于恐惧和贪婪，体现了爵位、金钱、刑戮的精密计算，类似于机器人，人性越简单越动物化（机器人化），容易设计出一套方法来管理他们。
爱啊恨啊的，这些感情，是非功利化的，都会导致不可预料的结果，在商鞅眼里，会妨碍他的法令实施，妨碍他提出的管理办法，就好比机器人突然有了人类感情，反而是不稳定因素。
从这一点出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要让坏人管理好人了。因为只要把规则设计好了，坏人是很容易被挑拨起来互相猜忌。而有些好人就比较麻烦。他们可能会有些非功利性的情义，不好挑拨。 世上总会有特别恩爱的夫妻，特别仗义的朋友，特别重情的父子，在《商君书》看来，这些人确实是好人。但好人是最可恶的，会妨碍法令。比如特别恩爱的夫妻，就会妨碍战士作战。所以要让坏人去治他们。这有点类似于要用那些酷吏去治理官僚，或者说，希望所有官员也都是酷吏，互相检举揭发，如果官官相护，利益一致，必然是蒙蔽君主，营私自肥。而这个逻辑，推广到全社会，好人，那些有情义的好人，也很可恶。既不能“官官相护“，更不能“民民相护”，还必须用奸人去治他们。在商君书眼里，无论还是官员还是人民，无论是从政，还是种田，还是打仗，对于君主来说，都是一回事，都是臣民在为君主服务，因此采取同样的原则同样对待，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商鞅变法，有个“立木为信“的故事，“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有的人把这个故事跟什么诚实信用联系上了。之前的秦国，难道法令颁布，人民都不相信？
“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10金。”老百姓看到这个消息后很疑惑，把一个三丈长的木头搬到北门是很轻松的事情，为什么要给这么多奖金?这是一个骗局，一定有猫腻，所以人民不敢、疑惑，一定会有这样的效果。
比如说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有乘客告诉我说，你把我从小区前门拉到后门，给你五万块。那么出租车司机敢不敢拉这个人?司机肯定会疑惑，这个人是什么意思?
商鞅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果然效果出来了，“民怪之，莫敢徙。”这么轻松，一个起步价就要给我五万块?太奇怪了。
于是商鞅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于是有人站出来搬走了木头，拿走了巨额奖金。
此人很可能是商鞅安排的“托儿”，商鞅一定有后手，万一没有人搬怎么办? 好办，找一个人作为托儿就是了，这个人搬过去，给他50金，这是商鞅在民众面前树立信誉吗?不是的。是什么? 商鞅在向老百姓说，以后只要是颁布的政令，不管怎么样违反常理，违反人类朴素的直觉，多么怪异，多么不合逻辑，你们都不可以怀疑，你听话就是了。
法令推广以后，老百姓觉得这个法令不好，反抗的人很多，商鞅要杀鸡儆猴，要立威。这时太子犯法，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所以商鞅把太子老师的鼻子割了，老百姓不敢再违抗了，于是商鞅的法令推广下去了。法令推广下去10年以后，老百姓已经适应了，而且这样的管理，让社会看起来很有秩序，而不良后果，比如更多人沦为奴隶，等等这些后果，还没有显现出来，所以当初说不好的人，又有很多人说这个政策是好的，商鞅把这些人全部流放服苦役。
商鞅从“立木为信“开始的变法故事，其实并不是树立信用，相反他有另外的目的，也就是宣示他推行的法令，不管怎么样违反常理，违反人类朴素的直觉，多么怪异，多么不合逻辑，你们都不可以怀疑，你听话就是了。而一年后，把太子老师的鼻子割了，就是告诉你们不得抗议，十年后，当初说不好的人，又有很多人说这个政策是好的，商鞅又把这些人全部流放服苦役。。那就是让你不许议论。对商鞅的法令，不管怎么样违反常理，违反人类朴素的直觉，多么怪异，多么不合逻辑，你们都不可以怀疑，不可以不反对，不可以议论，照做就行了，商鞅要的是这个效果，而不是什么树立诚实信用。
“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道不拾遗“这句话，在史记中并非什么好词，“酷吏列传“中多位酷吏治理地方都是“道不拾遗“。实际上这个词在史记中，等于是轻罪重刑恐怖治国的意思，并非指社会道德多么高尚。
有些说法，秦惠文王杀了商鞅这个人，但是没有废商鞅的法。其实并非如此。
秦惠文王很务实，他不搞一刀切，不搞“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支持”这一套。
比如，对于商鞅严刑峻法的手段他不赞同。秦惠文王时期，军法和民法之间再次做出了区分，步过六尺者罚，弃灰于道者刑这样的军法条例，不再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一日论囚七百人的严酷执法，没有再出现，秦国的法律变得柔和了许多，秦惠文王在历史上也没有留下商鞅式的苛酷名声。
秦惠文王认为商鞅的全民耕战制是异想天开，是想当然。一个国家没有了工商业就像人体没了血液流动，它的整个经济运行都会陷入瘫痪。所以，全民耕战制被他取消，为了推动工商业的发展，他在秦国历史上第一次发行货币，我们熟悉的，中国使用了2000多年的圆形方孔钱就是他选择的样式。
秦惠文王认为郡县制和商鞅没有必然联系，它是各国普遍通用的制度，秦国历史上也有一些君主推行过郡县制，前面的秦献公就设过一些县，所以他没有取消郡县制。实际上，郡县制本来就是最开始在边疆设立，后来在内地设立，与贵族领地并存，后来全部改为郡县制，这样的一个过程。
秦惠文王时期，秦国和墨家的关系很密切，至少有两个墨家派别活跃在秦国。墨家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形态；有自己的原则和主张；有自己的内部法律，他们按照内部法律自行赏罚；他们甚至有自己专属的武装力量。
法家和墨家严重对立。“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把墨家视为和儒家一样应该彻底消灭的对象。秦惠文王容纳墨家有他暗藏的战略目的（有助于交好魏国，燕国），但是，这起码说明，他的思维很灵活开放，没有变得僵化。
秦惠文王对商鞅变法有着很多修正措施，但是，他是静悄悄做这件事的。他吸取了秦孝公和商鞅的经验教训，秦孝公和商鞅的风格太高调，太张扬，秦惠文王树立起一种正好相反的，非常低调，内敛的个人风格，所以，他修正商鞅变法的时候也没有多少人注意到。
前307年-305年间，秦国发生季君之乱，通过这场政变，楚系外戚夺权成功，他们不仅成功击败了魏系外戚，还让秦国王室靠边站。秦昭王是楚系外戚扶持起来的，和傀儡差距不大，反倒是四贵权势熏天。四贵当中，穰侯封地陶，泾阳君封地宛，高陵君封地邓，他们的封地尽量是秦国控制范围内最富裕的工商业城市，这个时期，秦国肯定没有打压工商业，世界上有谁会和自己的钱过不去呢？
还有，秦昭王时期，秦国引进了赦免制度，到秦孝文王，秦庄襄王继位的时候，秦国都实行了大赦。还经常看到史书中有秦国占领一块土地后“赦罪人往迁之”的记载，也就是赦免一批罪犯然后把他们迁移到新土地上。赦免制度是一种怀柔制度，它可以部分商鞅之法的严酷性。
法家是反对赦免制度的，赦免制度，是不需要罪犯自己做什么，等到某个特定时刻或者特定理由，就可以重罪变轻罪，轻罪变没罪。而法家是主张重刑，主张轻罪重罚的。轻罪尚且要重罚，他们怎么能容忍重罪轻罚，乃至不罚的行为呢？所以法家和赦免制度是对立的，明确提出“不赦不宥“，”刑人必得”“赦死宥刑,社稷将危”
这说明，秦国仍然延续着秦惠文王路线，离商鞅路线越来越远。
到了吕不韦当政时期，商鞅路线基本上可以说被彻底抛弃。吕不韦信奉攻城为下，攻心为上的理念，他认为，只有赢得六国民心，秦国才能顺利的最终统一天下，统一天下之后也才能获得长治久安的局面。
他努力改变秦国在六国当中的形象，主张“以义兵取天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律，全面向六国学习，他塑造的秦国新形象是：秦国走上了一条通往文明社会的道路。
他要改变秦国在其他国家眼里的“虎狼之国”“不讲信义”“毫无仁心”“义不帝秦“的各种恶劣形象。
他是商人出身，不仅不会打压工商业，反而会扶持和促进工商业，在吕不韦执政下，秦国有一批大商人，比如寡妇清和乌氏倮。
吕不韦执政时期，东方各国养门客的风俗也被引进了秦国。吕不韦手下的门客数量多达三千，李斯刚来秦国的时候，也是吕不韦手下的一个门客。嫪毐的外在身份是太监，他觉得最好不要过于张扬，所以只养了一千门客。
法家认为，世界上只有两种职业对国家是有用的，耕地和作战。法家对门客的看法非常负面，门客们不仅不耕战，甚至不做任何工作，完全靠权贵供养，他们的存在就是在严重浪费国家财富，外加败坏社会风气，韩非子把门客和儒家，墨家一起列在五种社会蛀虫当中（五蠹），除之而后快。
秦国连养门客的事情都和国际接轨了，再和商鞅时期比比，有没有恍若隔世的感觉？
吕不韦执政时期，还废除了斩首授爵制。经过100年的实践，斩首授爵制暴露出很多严重问题，本来只斩首3000就能打赢的战争，最后斩首上万，本来要斩首的是作战人员，但实际上斩首大量的对方老百姓，这激起六国强烈的反抗意识。长平之役的导火索，就是韩国上党军民坚决不肯做秦国人，投奔赵国去了。到吕不韦执政时期，秦国决定把它取消，而在斩首授爵制取消之后，秦国只用30年就统一天下，前进步伐明显加快了许多，这证明此前斩首授爵制实行期间，它对秦国起到的是负面作用，而不是正面作用。
从吕不韦坐上相国位置的前250年，到秦统一天下的前221年间，长达30年时间里，秦国只有两次斩首记录，分别是前246年，麃公攻打卷城斩首3万，前234年，桓齮攻赵平阳，斩首十万。“二年，麃公将卒攻卷，斩首三万。十三年，桓齮攻赵平阳，杀赵将扈辄，斩首十万。（秦始皇本纪）“
这三十年正是秦国最后灭掉六国的三十年，国家都要被灭亡了，当然是能出动多少兵力就出动多少兵力，为什么秦国的斩首记录却变得凤毛麟角了呢？
那是因为，吕不韦下令取消了斩首授爵制。这两次斩首记录都是吕不韦的政敌创下的，一次可能是韩系外戚，一次是嬴政。这就是为什么麃公和桓齮此后都倒了霉，麃公从史书中突然消失，桓齮被全家抄斩。
吕不韦下台后，当初支持他成为相国的楚系外戚，华阳太后，昌平君，昌文君这些人还在，他们是主张继续实行吕不韦政策的，是他们逼迫嬴政认错并且处罚了桓齮，桓齮只是嬴政的替罪羊。
还有一个人也是嬴政的替罪羊，谁呢？韩非子本人，他的被杀和桓齮的被问罪处于同一时期，都是嬴政为了向楚系外戚交代做出的行为。说起来也是韩非子命不好，他的师弟李斯正好是嬴政的亲信，而且李斯正好读过他的文章。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机缘巧合，本来他不会去秦国。
如果不是因为李斯，嬴政读到韩非子文章和接触到法家思想的几率，本来是极低的。李斯为什么推荐韩非子给嬴政？他觉得嬴政应该会喜欢韩非子，他猜对了。韩非子主张君主必须把权力全部集中在自己手里，君主要时刻提防身边的人分割，抢夺，削弱自己的权力，这些身边人包括妻妾子侄，叔伯兄弟在内的全部亲戚，还包括近臣亲信，他们被韩非子统称为八奸，都是高度警惕的对象。对于受到楚系外戚钳制，长期大权旁落的嬴政来说，这种观点非常有吸引力。
对于在幕后掌权的楚系外戚来说，情况恰恰相反，这种思想真是糟透了，绝对不能容忍嬴政受到这种思想的一丁点蛊惑。可想而知，他们对韩非子其人的观感是什么。韩非子去秦国跟掉进龙潭虎穴没有任何区别，他很难活着出来。
秦孝文王能够坐上秦王位子是因为他娶了华阳夫人；吕不韦能够执政，是因为他和楚系外戚做了一个奇货可居的双赢交易，获得了楚系外戚的支持。交易过程中，双方谈好的条件包括，秦孝文王的太子将是异人，异人的太子将是他和赵姬所生的那个儿子，赵姬是吕不韦的人，这是吕不韦为他的入股争取到的保障条款。
华阳夫人可以抛开秦昭王，一个人决定连续三任秦王的人选，可以看出，楚系外戚的权力有多大。
在吕不韦执政时期楚系外戚悄悄地发挥着影响力。前237年，嫪毐叛乱爆发。这场叛乱针对的目标是楚系外戚，把它镇压下去的也是楚系外戚，它仅仅是一场楚系外戚和赵系外戚之间的权力斗争。嫪毐选择了一个嬴政举行冠礼的时机发动叛乱，除此之外，就和嬴政无关了。
吕不韦由于牵扯进嫪毐叛乱倒台，接替他担任相国的是昌平君，势力庞大的楚系外戚从幕后走到了前台，试问，他们对嬴政的钳制程度，会比吕不韦小吗？
嬴政感觉做事仍然缚手缚脚，他读了韩非子的书后马上想推行法家路线，尝试着让桓齮恢复斩首授爵制，结果遭到楚系外戚的强力反击，被迫退缩。
前230年，华阳太后去世，前225年，昌平君在攻楚战役期间叛秦。
嬴政抓住机会，以此为借口对楚系外戚集团进行清洗，杀掉了楚系外戚的头面人物昌文君和王后，他终于摆脱了这个政治集团的控制。不过，这个时候离秦国统一天下已经没有几年时间了，在大势所趋的氛围下，一场场重要战事接踵而来，秦国忙的马不停蹄。
前221年，秦国灭六国统一天下，嬴政终于可以空出手来做他早就想做的事情。秦始皇本纪在这一年的记载中，有句话非常值得关注，“刚毅戾深，事皆决於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後合五德之数。於是急法，久者不赦。”
统一天下是最大的喜事，大家都觉得肯定会借着庆祝这件喜事，宣布一次大赦，但是很意外，没有等到它的消息，而且，从此之后，大家都明显感觉到，执政风格正在变得越来越急迫和严酷。
赦免制度，是不需要罪犯自己做什么，等到某个特定时刻就可以重罪变轻罪，轻罪变没罪。而法家是主张重刑，主张轻罪重罚的。轻罪尚且要重罚，他们怎么能容忍重罪轻罚，乃至不罚的行为呢？所以法家和赦免制度是对立的，他们提出了一个明确原则--不赦，“赦死宥刑,社稷将危”，“不赦不宥“，”刑人必得” 。
前221年，秦国开始执行严刑峻法的政策，开始遵守不赦原则，它是个重要迹象，从这一年开始，秦始皇推动秦国走上了法家路线。
史书记载，陈胜吴广起义的导火索是他们在服役的路上耽误了行程，按照秦法规定，迟到将被处死，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发动起义。很多人根据睡虎地秦简的考古发现认为秦法没那么严酷，因而置疑这个说法。其实史书的记载和睡虎地秦简不矛盾，完全可以解释，睡虎地秦简是旧规定，导致陈胜吴广起义的严酷法令是新规定，是前221年，秦统一天下之后嬴政才制定的。
秦惠文王时期开始，秦国走的道路已经大大偏离了商鞅路线，吕不韦时期，秦国走的道路已经和商鞅路线截然不同。正是抛弃了商鞅路线，秦国才能统一天下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被高估的人物，他缺乏政治才能，他的决策都是错的。秦国统一天下和他无关，这个成就是他的政治对手所在派系推行的政策路线所取得的，他起到的作用只是阻扰，破坏而已。
他真正掌握大权是在前225年，我们看看开始掌权的他做了什么，他插手了对楚国的战役，改变了既定作战计划，也改变了人事任命，撤掉王翦，让他欣赏的李信做主将，他的亲信蒙武做了副将。（蒙家的人都是他的亲信，包括蒙恬和蒙毅）结果是，秦军难得的遇到一次大败。而同一时间，他没有插手的灭魏国战役却获得了成功。
后来，秦国把王翦请回来领兵，作战计划也复原，一切都回到他插手之前的状态，结果秦军就获胜了。
上一次秦军大败，就是桓齮被李牧击败，桓齮提拔为大将是在前237年，嬴政亲政后的第一年，桓齮应该是他提拔的，桓齮的战败和他脱不了干系。
我们看到的规律是，嬴政插手，秦国就会战败，他不插手，秦国就一路胜利。
楚国战役结束后，统一天下还有什么任务需要嬴政完成？韩魏此前已经灭亡，赵国和燕国的都城和主要领土被秦国占领，只剩下一些残余势力在边境地区流窜。至于齐国，它几乎没有抵抗就投降了。
所以，秦国统一天下不需要嬴政有什么才能，也不需要他做出什么贡献。统一天下之后，秦国迅速灭亡，反倒和他有着密切关系。
当初，吕不韦觉得嬴政这个人糊里糊涂，政治决策能力很差，如果他做秦国的掌舵人，秦国这艘船就危险了，很容易撞到礁石上翻船。他编撰吕氏春秋，就是想预先给嬴政灌输正确的思想。吕氏春秋主张，秦国统一天下之后，应该推行黄老道家思想，没想到，他白费了那么大劲，嬴政最终只对法家思想情有独钟。
后来丞相王绾和博士淳于越都主张秦国在远方的燕，齐，楚等地设立封国，被嬴政统统拒绝了。
黄老道家，还有郡国并行的制度，这些都是汉初实行的政策。
如果秦国也实行这些政策，它会二世而亡吗？
合理化建议都有人向秦始皇提出过，他却不听。叹。。。
